记者李承鹏、贾蕾仕报道 11日，“中国足协关于成立深化足球改革工作小组的通知”以大大超过徐明们预料的格局出台，但这是中国足协以及上层领导精心策划的结果，以压倒性人数(票数)在未来中超改革方案中占据绝对优势，从而将改革拉回到自己的方向。因此“改革小组”被实际上切割成3个小组，32个“席位”里徐明一派仅有3席甚至2席(如果张海法人资格未被通过)。中国足协单方面提出的人员构成，有其深刻用意。
“小组名单”让徐明措手不及
这份名单是由中国足协征求各方面意见定下的，体育总局也首肯了它的出台。原来“改革派”以为只会出台一个“深化改革小组”，所以徐明们还在是“5＋2”还是12的问题上与足协反复争夺，10日上午他们还就“12个中超俱乐部均参加深化改革小组，中国足协拥有一票否决权”向中国足协发出传真；但在政治上显然更精明的中国足协并不愿意在12或5＋2方面纠缠，而是直接把“改革小组”一分为三，让徐明们措手不及。
中国足协制订的这份名单共由“中国足协常务班子”、“中超深化改革工作小组”、“会员协会深化改革小组”3个小组组成。第一个小组实际上就是包括阎世铎在内的5位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第二个小组虽然包括了罗宁、徐明、张海几个成员，但这个小组共15人，其中包括3名足协成员，另外还有3名来自体育总局的官员，以及中国足协聘请的两名专家，更不用说另几家站在足协立场的中超俱乐部。
从权力构成分析，徐明们所在的“改革小组”只有三分之一的权力，而且在本小组内他们也无法占据话语优势。从“席位”数量上看，32个“席位”中占压倒性优势的是站在足协立场的人员。更让徐明们尴尬的是，按照中国足协的通知，最终审批权在于地方体育局为主的“中国足协执委会”，而“中执委”在10月26日的会议上也表明了鲜明立场，即和中国足协站在同一战线。
在“改革小组”人员结构方面明显处于劣势的徐明一派在最终改革方案的“路线图”上也处于明显劣势。整个中国足球的改革方案从策划到定夺、通过，均在足协的掌控之中。
以上可以看出，徐明们在这套程序中步步落后，不仅在力量对比中明显处于劣势，而且无法控制利益归属。
“会员协会小组”是总局提出的
但是，据记者了解，这三个小组的组建都是在体育总局的指导下完成的，很多成员都是总局“钦点”的。
记者了解到，在公布这份名单之前，名单内的多名“组员”都没有参与确定小组成员的研究和讨论，甚至其中很多组员都是在名单公布后才知道自己“入选”的消息的。记者采访足协内的部分小组成员时，他们都表示：“我们没有开会研究组员构成的情况。”据了解，这次小组成员的构成得到了总局领导的关心，包括小组人员构成情况以及名单都由阎世铎向总局汇报后公布了，其中法律等方面的专家，也是总局专门向阎世铎推荐的。
在筹备足球改革小组时，足协当初只打算成立一个“中国足球深化改革小组”，但是在执委会上，各省市体育局负责人以及与会的总局方面代表都认为“应该让各地会员协会更多地参与”，但是当时的会议上没有安排。
上周，阎世铎在与总局有关领导的商议中，总局方面首先明确，足协还是要具体负责改革小组的工作，同时明确表示了“必须得到各地足协的支持”的设想，这最终促成了组建会员协会秘书长改革小组。一名足协官员说：“10日的大宝会议就是一个选举会，最后4个小时的会议选举出了改革小组。”最终，由7名地方足协秘书长成立了“会员协会改革小组”。
总局亲自派员参与改革
总局的“参与”还在于给改革小组成员派出了人选。本次中超改革小组上出现了三名担任总局要害部门的处长，分别是宣传司宣传处处长王成、竞技体育司竞赛处处长孙远富、政策法规司体制改革处处长李辉。一名总局官员告诉记者，“按照总局的人事管理制度，要选派各处处长参与各中心工作，是要经过总局领导与人事司协调的。现在也有总局司处成员在各项目中心协调工作的，他们都要经过总局领导的会议研究讨论，足球改革小组的选派意向在10月底总局就协调过。”因此可以看得出，总局对成立改革小组一直是持支持态度的，而且未雨绸缪地在10月底就决定派总局官员具体参与负责管理。
在10月与7家俱乐部的交锋中，总局也是在阎世铎最需要得到支持的时候伸出了援手，因此给了足协更多的底气。不过，总局与阎世铎等人具体拟定小组成员的方案时，也出现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几乎所有进入该小组的成员大部分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选进小组，而在名单公布后，很多组员依然对其他单位的小组成员感到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