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女球迷追随中国足球心力交瘁：我拿什么拯救你？

　　张宇燕：哀莫大于心死

　　1981年，当中国和新西兰进行那场生死之战后，昆明一个家庭中的一位父亲看完了报纸的报道后，叹了一口气把报纸扔在地上，一旁17岁的女儿却捡了起来，津津有味地看了下去。这位父亲没有想到，女儿这一看，就是23年。这个女儿就是今年已经40岁的张宇燕。

　　如今的张宇燕已经是昆明球迷协会会长，作为昆明球迷协会的创始人，她几乎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足球发生的一切。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1985年在昆明的一场比赛，当时是云南队和匈牙利一个队的比赛，匈牙利那支球队2比0领先，但在比赛快结束的时候，云南队将比分追平。我第一次在现场感受到了球迷的那种热情和疯狂。可是，在比赛结束后，却下起了雨，球迷们纷纷往外跑，就在这时，一个铁门被球迷挤塌了，7名球迷在铁门和其他球迷的脚下命丧黄泉。我亲眼看到骨头从球迷的身体内刺了出来，那个镜头让我记忆深刻，我在悲恸的同时也真正感受到了足球的魔力，有多少人为它牺牲啊！”

　　因为这种魔力的牵引，1996年，年仅22岁的张宇燕便和几个志同道合的球迷一起创办了昆明市球迷协会。而由于昆明独特的高原环境，这里成了国家队经常光顾的地方，张宇燕也便一次次地组织球迷为国家队加油，施拉普纳、戚务生、米卢、阿里·汉，她见证了一个个国家队教练。

　　张宇燕说她最后一次感受到足球的魅力是在2001年十强赛上，那年的五里河，张宇燕和很多朋友都去了，“最后一场，一些朋友提前七八天去了，但仍旧没有票，后来，辽宁的一些朋友就把票给我们这些远来的没票的，而自己去酒吧里看球。记得最后一场的时候，我的脚还崴了，但仍旧和朋友一起又蹦又跳……”

　　2002年1月份，借世界杯出线良机，张宇燕在昆明组织了首次全国球迷比赛。随后的世界杯，张宇燕去看了两场，第一场是哥斯达黎加，坐飞机去然后赶回来，最后一场和土耳其的比赛，张宇燕是和四川女球迷张利梅一起从青岛坐轮船去的。虽然是自费，旅途也非常辛苦，但张宇燕觉得很快乐。

　　“从那以后，中国足球就让我没有感觉了，先是云南队没有了，我们想要尽力去挽留啊，但那时候能够感觉到球迷已经对中国足球没兴趣了，我们协会包了一个看台，到了后来送票都没人要。接着亚洲杯决赛，我还是带着女儿去的，可是输给日本人了。”

　　中国足球的萎缩，张宇燕的感受恐怕是最真切的，她在1990年创办的那家足球专卖店在2002年之前，生意一直很火，“可从2002年开始，萎缩，萎缩，公司一直在萎缩。”如今，已然放弃的张宇燕在一家研究所担任研究工作。

　　“我们的心快死了，有时候就想，我怎么会喜欢上足球呢？我已经无数次发誓不看国家队比赛了，可是还是不行。”这一次国家队广州比赛，张宇燕还在犹豫去不去，“可是心里真的一点激情和希望都没了，我现在只希望中国队不要搞什么猫腻，死就死了，如果跌倒了以后再爬起来，我还会支持他们。”

　　张宇燕的女儿今年10岁，张宇燕一直带着女儿看球，“不过小家伙似乎不喜欢足球，这也好，当中国足球迷，心里太苦，也太累！”

　　张利梅：拒绝了足协的邀请

　　张利梅是惟一去北京参加球迷大会的女球迷，作为四川省球迷协会副主席的她，给记者讲了一个滑稽但更让人觉得悲哀的故事：“开会的时候，南勇邀请我们去广州看球，足协提供球票和费用，南勇说完，我们球迷没有一个搭腔的。为什么？我们怕被别人说我们被足协招安了，我们热爱的是中国足球，并不是中国足协。”

　　张利梅给人的印象就是干练而且很有思想，在去参加球迷大会前，张利梅还走访了30多名球迷，“我上飞机前还有球迷给我打电话，让我转达他们的想法，30多名球迷中，只有两个人冷眼旁观看热闹，这说明，中国球迷还是很热烈的，只是中国足球一次次让他们失望。”

　　张利梅现在在四川省盐业公司成都分公司工作，她的家庭就是一个典型的体育之家，老公喜欢健美，儿子是专业棒球运动员，在八一队效力，“我们一家都喜欢体育，不过我是到了1994年有了职业联赛才喜欢上了足球，1993年的世界杯外围赛，老公看的时候我都还一窍不通，1994年加入球迷组织，当时只想着能到处玩，结果玩着玩着现在就迷上了。”

　　张利梅给记者讲了两个身边球迷的故事：“我们有一个江油的球迷叫张明，2001年国家队去阿联酋打比赛，他花了100美元托运了旗杆，就是一些竹竿，但这些钱足够在阿联酋买好多竹竿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咱们中国的国旗应该用中国的旗杆。当时我鼻子就一酸，眼泪就流出来了。可是，还有一次却真的让我伤心了，一个老球迷去找球员签名，球员不干，老球迷有些怒了，结果这球员怎么说，他说，我们踢球为了赚钱，你们跟着搀和是为了什么啊？老球迷听了憋了半天骂了起来：我们他妈的都是疯子！”

　　张利梅说，中国足球真的让她失望了，“现在这个样子，别看那些投资人整天嚷，但破坏中国足球的就有他们，而且他们也真的有收益了，全兴从一个普通企业变成现在的上市公司，徐明通过足球做了很多事情，尹明善也说了，没有足球，力帆怎么可能深入人心？还有球员，一个个暴发起来。可球迷呢？痴心追逐了中国足球这么多年，得到了什么？”

　　张利梅说她现在的心情很矛盾：“中国足协终于开始重视我们了，这是件好事，可是在中国足球快完的时候才想起我们要同患难，这又不由得让人心酸。”对于广州的比赛，张利梅也决定不去：“国家队太让人失望了，我找不到再去为他们加油的理由，而且工作上的事情也确实放不开。”

　　董军：去广州看最后一眼

　　2004亚洲杯决赛的第二天，记者坐火车从北京回来，在车上偶遇了山东省球迷协会联络部部长董军，平常我们都喊她“董大姐”。董大姐是个很热情的人，见了我们总是话说起来没完。可是那天上午，在沉闷的列车车厢中，董大姐却没说话，一边抚摸着身边的大鼓，一边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怎么就输给日本了呢？”

　　董大姐今年48岁了，不过看球的球龄却是最短的，“1996年的时候，我儿子特别喜欢泰山队，我就跟着看，后来我就上瘾了，结果我儿子现在反而不看国内的比赛了，他只对欧洲联赛感兴趣。”

　　在我们的三位主人公中，董大姐经济情况也是最窘迫的，原先在省医药监督局工作的她现在已经退休，而山东相对落后的球迷组织也很难提供足够的资金，所以董大姐总是在一边看球，一边拉赞助。为了组织山东球迷去客场看球，董大姐几乎整天求爷爷告奶奶地到处“化缘”。

　　不过，看国家队比赛的时候，董大姐就只能自己掏腰包了，2001年十强赛，董大姐在沈阳自费住了20多天，为了节约费用，董大姐托朋友找了一个军区招待所，每天只需要10元钱的费用，6个人挤在一个房间。住得如此艰苦，董大姐还是忍不住花了几百元买了一面大鼓。

　　2002年世界杯，董大姐狠了狠心从家里拿出1万块钱，但这些钱也只够看一场比赛的，“我就给(李)小鹏、高尧打电话，问看哪场？他们想了想告诉我说，‘董大姐，我们还是觉得第一场和哥斯达黎加有希望’。”

　　到了韩国，董军才发现，球票的位置非常差，在球门后面最高的看台上。但这个时候，一个北京来的老板看球团为董大姐的执著感动，送给了董大姐一张主席台对面的好票。“把那张差的票卖了吧，买些纪念品带回去。”北京老大哥对董大姐说，可董大姐没有卖，而是留做了纪念：“这张没有剪过的票就是最好的纪念品了。”

　　后来，儿子都开始不理解董大姐的所作所为，有时候就问：“妈妈，你是自费看球啊，还是有赞助啊？”“我明明是自费，可是还是告诉儿子有赞助。” 董大姐说她只是希望这样的执著能够给中国队带来好运，但世界杯上中国队的命运还是以悲惨告终。

　　董大姐最近一直在犹豫，“你说，我到底去不去广州啊？”和记者聊天的时候，董大姐总是问，“中国队太让人失望了，亚洲杯输给日本，如今连小组都出不了线了。”就在昨天(9日)记者写这篇稿子的时候，董大姐打来了电话：“想了很久，我还是决定去，15日坐火车过去，17日早晨就到了，这可能是2007年之前国家队最后一次正式比赛了，即便是国家队死了，也要亲眼看她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