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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体育讯 因为兵败科威特，再加上国安罢赛和“起义”，中国足球周期性爆发的内外交困不仅如约而至，而且比以往任何一种危机和病态，都更具衰相和恶感。较之以前的类似局面，这一次，足球舆论和球迷言论在绝望心情以及颠覆意志的表达上，空前激烈、深沉和坚定，以至于那些火星四溅的文字和声音，总让人联想起某一段历史城头上意义重大的呐喊和枪声。
但凡有意义的变革，无一不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某种大变革，又无一不是由很多相互关联的小变革组合而成的。从目前情况看，中国足球近乎穷途末路，“穷则思变”乃天经地义之事。无论足协作如何思量和延赖，眼下的实情是，不变不足以平民愤，不变不足以谋发展，不变不足以救场、救市和救命。关于变革的无数个雄辩理由，散见于普天下叙之有年的控诉和举证里；而启动变革的“路线图”，也非常清晰地蕴含在高低不一的街谈巷议里。在我看来，当务之急的变革之题，无外乎以下两件事：
(一)问责阿里汉及其造成“阿里汉事故”的外教管理机制
在国家队建设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一种普遍的共识。但是为什么这一领域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恶性事故的高发区，现在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彻底的调查和解释。单就阿里汉来说，对这个低水平的渎职者，不仅要立即撤换，使之为不伦不类的“汉家军”拙劣的表现承担应负的责任，而且中国足协要就此事向公众出具一份文不虚言的报告，讲清楚当初选拔他的原因和录用过程，为他确定的任职目标和待遇，针对他而采取的服务、监督和评估措施。此外，对“选人失误”的人，应该实行同一性质的问责，只有这样才能重新检讨和修改外教选拔、管理的方式方法。如果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依然像过去那样讳莫如深、一推了之或者敷衍了事，中国足协的公信力将不可避免地降至公厕层级，又臭又硬，人鬼共嫌。
作为一个半职业化的足球评论人，在阿里汉上任两年来，我从未写过一篇评述他的文章。其原因，一是因为，2002年中国队以最窝囊、最遗憾、最失败的方式兵败韩日世界杯，如我一样有20年深厚看球史的球迷，在感情上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坦白说，这种“对外战败”带来的消极影响，超过了国内联赛“假球黑哨”对心境的非礼和调戏。两年来，中国足球的大环境寒气砭骨，市场疲软低迷，球迷激情难再，几乎所有球场的上座率以及足球媒体的发行量、收视率和点击率都在急剧下滑，有些甚至难以为继。阿里汉这时候的上任，适逢“冰川”期，他粗浅的履历和低微的名望，构不成“热市”能量。二是因为，经过几个月客观观察，我越来越感到此人是一个在足球行为、足球思维和足球性格方面，存在明显缺陷的平庸之辈，一系列所作所为，乏善可陈，达不到让人研究和批评的高度及深度。他的“1∶0”主义，既没有尤文图斯那样根基牢靠的文化内涵，也没有霍顿那种因果明晰的学术逻辑，形同一个腐棺气息的保守主义垃圾。我从没有见过像他这样拙于进攻、不善进取、胡乱布局、用人失当的“鸵鸟”教练。如果将当初评价米卢的量化标准套用在他的身上，他的综合得分恐怕不及米卢的一半。一句话，这个人来历不清，去向不明，他的出现意味着，国家队技战术水平的发展不进反退，至少倒退了十几年。
评价一名教练，核心论题是他的“用兵战术”。在我所熟悉的几十支国外俱乐部队或国家队里，凡是好球队，其教练一定会使之具有相当稳定的主力阵容和战术体系，即便有时大胆变阵或调整兵略，也不会以牺牲阵容和体系的“稳定”为代价。而我们知道，所谓阵容和体系的稳定，指的是人员构成的相对固定和运转流程的相对“固化”。你什么时候见过卡福在巴西队里一场打右后卫，一场打左前卫，一场充当前锋，一场又出任左后卫的？……在阿里汉手上，孙继海就是这样被耍猴一般使用的。你又什么时候见过意大利的卡纳瓦罗上半场是中后卫，下半场就变成突前前锋的？……在阿里汉手上，郑智就执行过这样的“变性”任务。很明显，阎嵩的一会儿“左倾”一会儿“右倾”，也决不是他本人的意愿。亚洲杯期间，邵佳一和李霄鹏是两个亮点，他们使人们想起了中国队是一支没有忘记进攻使命的球队，可是据我所知，邵李的出彩，主因在于个人意识的自发驱使和个人能力的自由发挥，是建立在对阿里汉战术布置进行有限度“违反”基础上的。最要命的，是汉家军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所导致的整体阵容严重失衡，这种失衡意味着人力调配的不科学和岗位竞争的不平等，是队伍不团结、合组不合力的“机制性”祸根。奇怪的是，这支球队一方面在许多关键环节上暴露出“专业人员”的极度匮乏，另一方面又充斥着一个又一个中看不中用的“全能战士”，资源配置的矛盾如此突出，却成了阿里汉执教有方的一大特色。这不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又能是什么？
解雇阿里汉，此其时也。这么一支不成体统的败相之军，即使凭借运气小组出线，在随后的征程中也只会制造更混乱的学术争议和情感伤害。失职等于失位，这是公理，也是法理。
(二)重组中超委及其筹建“职业联盟”
联赛的所谓职业化，其实就是“市场化”。官场是衙门的，市场是企业的。像现在这样，中国足协既官又商——既要官场权力，又要市场利益；既要当公公，又要睡儿媳——这算怎么回事儿？
这个问题不尽快解决，北京国安的今天，就是其他众多俱乐部的明天。这是一个被人絮叨了很多年的老话题，符合“把世界还给人，把人还给他自己”的真理定义。表面上看，“把市场还给企业”，是关于中国足球联赛的最大最难的改革课题，事实上，这个工程的实施并不复杂，也是中国足协摆脱尴尬困境的最佳出路。我们既然从国外引进了足球这个项目，全盘照搬了人家的比赛和管理规则，甚至如今的“中超”名称都抄袭了“英超”的名号，那么，为什么还要在联赛的管理体制上搞什么“中国足协特色”？最重要的是，事实再三证明，“中国足协特色”是“非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一种体制怪胎，是腐败和无能者的合法盔甲，是一个很失败的玩意儿，它阻碍了中国足球的改革深化和阔步前进。
阎世铎在任内若能积极促成“职业联盟”的成立，功莫大焉。这才是顺乎天理和民意的政绩。否则，一个阎世铎走了(哪怕把郎效农一类的老油条也换掉)，另一个X世铎(包括另一些X效农)又会开始新一轮周而复始的无效劳动和可疑运作，中国足球的进步和崛起仍然是痴人说梦、遥遥无期。
(杨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