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皓述评
与中国队所在的北京赛区相比，济南、重庆、成都这三个赛区的票务压力相对肯定更大。中国是第一次举办亚洲杯，社会效益重要，市场效益更重要，由于赛场广告一直由亚足联的开发公司垄断，现在所谓的效益只能向票房去讨要。不管赛后盘点会显示什么数据，现在让人尴尬的问题是：除了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北京赛区有一个明确的2000万及格线，没
有一个赛区敢于拿出一个理直气壮的预期目标。
济南有韩国，重庆有日本、伊朗，成都相比之下只有一个正走下坡路的沙特在支撑，但除了这些看点，足以支撑票房的平衡点并不多。对赛会制比赛而言，这是一个难题。也正由于支撑点的不同，声称韩国VS约旦一战的门票已售出72%的济南赛区才显得底气颇足，但是没有韩国队比赛的场次，又靠什么去完成“保证场场出现可观观众人数”的上级指示？现在，人们听到的还只是组委会信誓旦旦的夸口，届时是不是真能变为现实，很难说。所以当记者向组委会询问对于票房预期时无一例外地都得到了“无可奉告”的回答。他们的苦衷倒是可以理解：说多了，首先有炮制泡沫繁荣的嫌疑，税务部门也不答应；说少了，首先是面子上交待不过去，也不符合把举办亚洲杯当成一项政治任务的上级精神，同时让那些持币观望的观众会更有耐心等着票价跳楼。更有甚者，记者向某赛区进行“一场比赛坐满观众后能有多少门票收入”的假设性问询时，在组委会那里得到的也只是“商业秘密，谢绝透露”的答复。如果这也成了商业机密，那只能说明球票销售中给领导的赠票、给黄牛的低折扣票问题不方便透露而已。
与刚刚结束的欧洲杯相比，亚洲杯在赛程上看似与欧洲杯一致，但固定赛区固定球队的比赛方式却大大不利于整体票房推销。如果像欧洲杯或世界杯那样一支球队小组赛3场比赛都在不同的城市进行，不但各个赛区的新鲜感不一样，就是随这些球队一起流动的参赛国球迷，也可以对当地的服务业予以极大的刺激。而像现在这样，小组赛阶段仅仅把一场无关紧要的“垃圾比赛”安排在其他城市进行，其中用意实在让人费解。依照目前的安排，牺牲部分地区利益以换取个别地区的超常规发展几成定局。
亚洲杯不及欧洲杯、世界杯那是水平问题，如果在制度上也不能与国际先进赛制接轨，那就不仅仅是实力不够那么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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