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盘”有先例
其实在历史上，已有过国际足联干涉亚足联“内部事务”的先例，那一次受益的同样是中国足协。2001年6月1日，在曼谷举行的200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十强赛抽签前一天，刚刚从汉城赶来曼谷的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发表声明，“亚足联所决定的按照过去3届世界杯和过去2届亚洲杯成绩来确定的分档原则是不行的，必须按照时任韩日世界杯国际足联组委
会主席约翰逊即欧洲足联主席所提出的按照过去2届世界杯和过去2届亚洲杯成绩的原则来确认。”而当时负责亚足联竞赛委员会工作的张吉龙正是抓住“国际足联无权干涉亚足联内部事务”这一点，在亚足联和国际足联内部展开了积极的游说，并最终在抽签之日的凌晨，迫使国际足联收回“成命”。
记者马德兴、张卫、特约记者金文报道 在过去的48小时中，中国足球经历了由大喜到大悲，再由大悲到大喜的过程，宛如一出高潮迭起，悬念丛生的正剧。而戏的主角就是中国足协的四位副主席：阎世铎、张吉龙、杨一民、南勇。正是他们在前后方齐心协力的努力，才最终捍卫了中国足球在亚洲的尊严。
阎世铎多哈初显公关实力
作为此次出征多哈中国代表团的最高领导，阎世铎在“中国方案”再次翻盘中起到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除开在多哈会议期间倾尽全力向亚足联官员和各国代表进行游说外，阎世铎在足协的号召力以及“知人善任”能力也对情势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足协的一位官员向记者透露了这样一个小细节。本来足协曾考虑让另一位官员代替王彬、赵金福其中一人去西亚，但阎世铎的一句话却完全改变了事件的结局，“还是让外语好的同志去，外语不好的就不要去了。”他的这句话果真派上了用场，在“中国方案”被国际足联推翻之后，正是这几位足协官员广泛沟通进行说服工作，才迫使国际足联考虑到中国方面的意见，并最终改变主意。
张吉龙他是布拉特的老朋友
而作为亚足联副主席，张吉龙在中国“种子复活”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本次亚足联之所以能如此顺利地通过中国提出对国际足联干涉亚足联内部事务的议案，韩日的支持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在国际足联推翻“中国方案”后，张吉龙曾找过韩国籍亚足联竞赛委员会委员贾三炫，他表示：“这一下中国队麻烦大了，我们排名才亚洲第7，而且没有亚洲杯预选赛，中国队的11月的排名可能在8位之后了。”贾三炫当时还大呼不相信，直到再三确认后，他才突然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中国与日韩有可能提前遭遇。正因为此，在18日的亚足联执委会上，才出现中日韩联手通过质疑国际足联提案的一幕。
此外，张吉龙与布拉特深厚情谊也是中国“翻盘”的关键因素。这两人私交究竟深到何种程度呢？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在2002年底，国际足联成立一个“德国世界杯赛组委会”，委员将由各大洲足联的高层领导组成。国际足联当时要求亚足联推荐两人，亚足联推荐的是哈曼和维拉潘。事后布拉特专门致电维拉潘，询问缘何没有推荐张吉龙？随即他就把亚足联原定的两个席位增加到三个，而这第三个人就是张吉龙。
杨一民热线联系献计献策
尽管担任亚足联竞赛委员会的执委还不到一年时间，但杨一民对亚足联乃至国际足联的规矩已经有了很透彻的了解。而中国代表团最终能在多哈翻盘成功，也少不了他的一份功劳。由于中国突然种子复活，杨一民取消原定23日回京的计划，在21日中午12点30分提前从河南漯河回到了北京。
杨一民自始至终都对国际足联横加干涉亚足联做法十分不满，他说：“亚足联竞赛委员会已经形成决议，国际足联即使推翻，也应该有一份明确的理由；如果没有理由，那么亚洲没有理由成为国际足联试验品！”
从多哈回国后，尽管在督战正在河南漯河举行的亚青赛小组赛，但杨一民却更多在关注着多哈前方出现的变故，而阎世铎等也经常与他保持热线联络，因此他也一直对再次翻盘信心十足。不过由于还没有文字通知下来，因此杨一民还是保持着极度冷静，“毕竟现在亚足联还没有形成文件通知下发到中国足协，所以，对此我们还要继续关注，直到发来通知的那一天！”
南勇督战长沙不忘多哈
南勇是4位主席之中唯一一位没有去多哈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就置身此事之外。作为足协中主管国字号的副主席，身在长沙负责城运会相关事宜的南勇其实一直在密切关注多哈局势的进展。在国际足联推翻“中国方案”后，南勇马上在后方展开工作，利用自己的关系积极帮助联系热身对手。21日晚，当记者电话采访他时，南勇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了中国“种子复活”的消息，“种子确认的中国方案是得到亚足联竞赛委员会一致通过的，我对国际足联能够尊重亚洲的选择感到高兴。不过就算没有能够翻盘，我也能坦然接受，因为我不认为分组是个特别重要的东西，说到底出线还是要靠自己的实力，这才是球队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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