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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期刊载的是这本回忆录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1997年十强赛的遭遇。或许是悲剧成就诗意，严谨而平实的王俊生，笔端流出的却是悲哀、沉重、噩梦、很痛、天花板、凄凉、朦胧、鞠躬和吐血等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又或许是悲剧成就幽默，王俊生为我们讲述了他陪家人上街购物时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几乎可以写成小品或周星驰电影台词。五年过去了，但读者依然可以非常鲜明地感受到王俊生回头讲述内幕时艰难直面的痛苦。
噩梦般的开始
我费劲地站立起来，两条腿像灌满了铅，走起路来是那么的沉重。
1997年9月13日，星期六，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上午9点，国家队在大连东方大厦会议室里召开了迎战伊朗队的准备会。那天运动员都挺轻松活泼，双眼顾盼有神。戚务生和几个主教练也都谈笑风生，显得精神十足。我感到下午比赛将有好戏看。戚务生把关于“451”的基本打法、战术要求、各位置的职责又强调了一遍，然后很响亮地问：“你们都清楚了吧？”。
下午4点30分，比赛正式开始。生龙活虎的中国足球队员驰骋在金州体育场上，球员们的确憋足了劲。
这是中国队对世界杯的第六次冲击了，全国球迷对这个悲壮的目标已经望眼欲穿了。我坐在主席台上，望着我们的足球运动员，心里着实感到自豪。他们开场的表现真棒，让人兴奋。比赛进行到上半时结束前2分钟，张恩华在对方禁区内被绊倒。点球！范志毅操刀立下了首功。1比0，整个金州体育场人声鼎沸，热浪滚滚，红旗狂舞，全国球迷都同时沉浸在欢乐之中。
有人问我：“进了球怎么看不见你高兴呢？”我何尝不高兴呢？多少场残酷的比赛已经使我对足球有了本质上的认识，它会在顷刻间让人狂喜，也会在刹那间让人极度失望。足球场让我知道一个基本原理，最后的高兴才是真正的高兴。
当李明在下半场9分钟十分漂亮地攻入第二个球的时候，和我一起看球的大连市委副书记于学祥轻声问我：“俊生同志，你看今天我们是不是能拿下来？”
一般情况下，大赛中2比0领先，只要自己不犯错误，只要对手反扑没有得分，大都是胜局已定。“就看这十来分钟，只要顶住就可取胜。”我轻声地回答。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最令人担心的事瞬间发生了。我的话音刚落，范志毅在禁区内犯规，被裁判员处以极刑。我的心一下揪起来。这个点球是范志毅与伊朗头号球星阿里·代伊争抢时发生的。其实即使代伊争到这个球，也不可能得分，因为球在球门区外右侧较远的地方。这个犯规的确有些莽撞，也怪我们的经验太少，因为在2比0领先的情况下，裁判一般都会对胜方严，尤其上半时中国队得到一个点球，裁判也会对中国队在禁区内的动作比较注意，可惜我们疏忽了。点球罚进，2比1，对方扳回一球。面对突变，场上球员有些分神。在球场上就怕患得患失，大家一定在为这个球懊悔，也一定担忧被强大的对手扳平痛失好局，正是在精力不够集中和慌乱中，马达维吉亚用娴熟的技术在禁区内突破得分。形势急转直下，我们的球员有些不知所措了，紧张，动作开始僵硬，技术动作变形……伊朗队利用我们的慌乱简直打疯了，26分钟的时间我们连失4球！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球员们赛后讲，就跟做梦一样。运动员们在全场观众的嘘声中，垂着头走出了足球场，也走出了九十分钟的噩梦。我心里很不平静，也很不甘心，怎么就这样输了呢？一股悲哀袭上我的心头。我费劲地站立起来，两条腿像灌满了铅，走起路来是那么的沉重。几个熟人不好意思地跟我打招呼，我强笑着，有礼貌地回敬他们，心里却充满了痛苦。“毛病出在哪里呢？”我脑子里总闪出这个问题。
回到驻地的路上，车内，我与戚务生并排坐着，默默无语。
10月31日，灭顶之灾
我依然双眼朦胧地望着天花板，他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烟，就这样静静地迎来了曙光。
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时间是9月27日，地点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从这场比赛开始，我们将三进西亚大陆进行4场比赛，行程36300公里，飞行72个小时。第一站可谓雪上加霜，与卡塔尔战成1比1平。回到大连打沙特，在战术安排上，把原来的451阵型改回442。1比0，中国队取得首场胜利。10月11日，中国队以2比1战胜科威特队，赢得了客场比赛的首场胜利。中国队出线的希望大增。但欢乐短暂，客场立马又以1比4输给伊朗。当科威特队以2比1战胜了沙特队后，我们又一次感到出线的前景黯淡了。
10月31日，对我来讲是“黑暗的一天”，对中国足球来讲是又遭遇重大挫折的一天。
这一天上午，戚务生突然找我，说要回家看看。
“下午就比赛了，怎么现在要回家呢？”我感到十分诧异。“不知道是谁给我母亲打了个电话，说我走了。”大戚生气地说，“我母亲今年九十多岁了，耳朵听不清楚，听说我‘走了’，以为我‘死了’。我在电话里告诉她，我没事，好好的，可是她老人家就是不相信，非要我回去，她要亲眼看看我。”
“那快去快回。”我催他快回家，省得老母亲着急。
大戚离开了饭店。看着他的背影，我感到很悲哀，一个指挥员，下午就要为国家荣誉拼死相争，可有人居然在背后干这种事！
比赛开始后，我坐在主席台上，前二十分钟我队打得有声有色，23分钟时高峰立下头功，形势很好，我的潜意识在大好局面下有点担忧：可千万别再现40多天前对伊朗的那可怕的一幕。此时，全场喊出：“换李铁，换李铁……”那震耳欲聋的声音不仅会影响李铁本人的状态，而且对全队的比赛情绪也会有影响。随后，李铁出现了两次明显的失误，戚务生便换下了李铁，“顺乎”了民意(事后有人问我，如果不换李铁是不是就能拿下来了﹖我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从这以后，局面又开始让人揪心。最后竟以1比3落后。
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我预感到失利即将到来，同时感到中国足球队此次冲击世界杯又将无功而返，中国足球还要再走四年，支持中国足球的各界人士又要再等四年，我感到愧对他们。突然我感到心脏很痛，但是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球员们，同时真心希望，不，是热切祈盼他们能创造奇迹，扳回来。虽然范志毅奋力打入一球，但结果仍令人万分遗憾，2比3。四万名现场球迷和无数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怎么也不相信竟会发生如此悲剧。
这是最不应该输的一场比赛，是我终生不忘的一场比赛，它给球迷、给所有关心中国足球的人一记迎头重锤，使他们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愤怒、绝望……当我队1比2暂时落后卡队时，现场就开始喝倒彩、放鞭炮了。
当晚，在我们下榻的宾馆前，成千上万的球迷向球队、向教练和球队的领导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我和戚务生在房间里坐着，他吸着烟，我默默地望着天花板。两个共同战斗了四年的战友，在一场关键性的比赛中，都成了失败者。两颗壮志凌云的心，被这场不该输的比赛戳得面目全非。
“戚务生，下课！戚务生，下课！”
“王俊生，下台！王俊生，下台！”
整齐的发自肺腑的怒吼声无情地撞击我们俩的耳鼓，这是球迷的心声，是他们对这场比赛失败的责任者明确的审判。“王俊生，戚务生，你们出来，我们要对话！”
“走！咱们出去跟他们对对话！”戚务生拿起外套邀我共同前往。
我制止了他：“这时候出去，大家都很着急，有些人也很激动，容易失去理智而出现不愉快的场面。”
我们又坐回原位。他拿出一瓶威士忌，这是他从机场买的。
“别开了，留着你慢慢喝吧，我现在不想喝。”
“别想那么多。”他边说边给我倒了一小杯，“来吧，把它干掉！”然后一饮而尽。
我知道，他为我们共渡难关而干杯，也为他自己即将离开国家队主教练的位子而干杯。我顿感凄凉、悲壮。
我们一直坐着，没有说话，只是听着等着窗外球迷的吼声渐渐远去。我依然双眼朦胧地望着天花板，他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烟，就这样静静地迎来了曙光……
在第三次西征客场挑战沙特1比1战平后，国家队回到大连准备最后一场的告别赛，这是戚务生离开国家队的最后一场比赛。
面对愤怒的球迷
我轻轻地点着头，一股热浪蹿到脑袋上，嘴里黏黏的，不会是吐血了吧？
11月12日大连的下午，队员起床很早，带好比赛用具早早地坐在车里等候，准备出发去打科威特。我最后一个走出宾馆，距离出发还差十分钟。刚一走出宾馆，映入眼帘的场面把我惊呆了：上百名球迷在寒冷的天气里光着上身，头系白布带和红布带，上面写着“我不服，我们不服输”、“誓死冲出亚洲”、“为足球而死”。他们单腿跪在冰冷的地面上，每个人紧紧攥着一面约有一百平方米大的五星红旗，不少人胸前涂抹了红色和蓝色的颜料，上面写着“我哭、我泣中国足球”、“我悲、我伤中国国家队”、“我不死，誓死捍卫中国足球”。没有人讲话，只听见“呼呼”的风声，沉重、压抑……
我实在按捺不住自己，愧疚之情油然而生，令我无地自容。我向五星红旗深深地鞠了一躬：“对不起祖国，我辜负了您对我的培养与期望”；我向球迷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请原谅，我本想用我全身心的努力换来你们的快乐，但我没有成功，我给你们又一次带来了悲伤……”
汽车缓慢地驶向足球场。从宾馆到足球场只需20分钟，而我却感到仿佛走了两个小时。
“打倒王俊生！王俊生下台！”几百人组成的游行队伍高呼着口号朝运动员入口处走来。我从思虑中惊醒，看着由于激愤而使面孔有些扭曲的人们。
汽车停在运动员休息室门口，几十位警察马上围拢过来，保护我们进入休息室。我刚要下车时，一幕情景又使我心中一震。近百人在距离我仅二十余米的路边，身披白色的孝服，腰系麻带，跪在地上流着眼泪。我明白他们在那里干什么，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披麻戴孝。我感到我在流泪，我在流血，是在心里淌着……
刚进入大厅，大连市公安局负责人把我和戚务生叫到一旁，说道：“奉上级的指示，要求保护中国队的安全，防止少数观众由于愤怒而有过火的行为，尤其指示我们保护好你们两位。”他顿了一下说，“为此，我们做了准备。你们看，两个运动员出口各放一辆小轿车和20辆摩托车，你们两位各坐一辆，比赛后听从我的指挥……”
我轻轻地点着头，一股热浪蹿到脑袋上，嘴里黏黏的，不会是吐血了吧？怎么跟吐血的感觉一样呢？我用手巾堵着嘴，快步走进洗手间。“不能让别人看到，一定要坚持下去。”我试着朝洗手池里吐了吐。谢天谢地，根本没有一丝血丝，那为什么我突然有这种感觉呢？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还有两分钟比赛就开始了，我和其他嘉宾走上主席台。“俊生，坐在我这里。”我一看是国家体委法规司副司长栾开封。“你也来看球？”我边说边坐在他旁边的空位子上。“一共有4个司长都来看球。”“谢谢你们对足球这么关心。”我发自内心地致谢。“俊生，这是你的位子。”董文洁副市长站起来招呼我。我朝她那边走过去。
“王俊生下课！”“打倒王俊生！”“王俊生滚蛋！”刚开始是一个人喊，随即是主席台周围上百人、上千人喊，其后是全场上万人喊。
我站起身，望着距离我最近的观众。他们都举着手臂，握紧拳头，没有指挥但非常有节奏地呼喊着。他们悲愤，他们不满，他们对曾给予无私支持却不能实现他们的梦想的人以暴风骤雨般的发泄。
当上万人都同时举起拳头，发出同样的吼声，这意味着什么？我脑子里空白一片，只有一个想法：今天的比赛别再输掉，否则球迷们真的火了，那麻烦可就大了。
我估计当时我的脸色不是很好看，周围的领导同志都向我投来了同情和鼓励的目光。我坚持着，一直到比赛结束，一直到中国队终于以1比0取胜……
万众瞩目的“十强赛”结束了，人们盼望了四年又成失望的结局。之后又有一些事情。
一是国家体委宣传司司长何慧娴女士敏锐地观察到了足球界必须明确的问题，尖锐地提出了“给中国足球一个准确的定位”的观点，后被新闻界称为“定位论”，或称为“二流论”；
二是十强赛结束后的第二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记者韩瑞峰提问：“你和戚务生考虑过离开足球界吗？”我知道大家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但因国家体委对我和戚务生有纪律约束在先，大赛之前，伍绍祖主任曾跟我和大戚讲明，在任何情况下你们自己不能主动提出辞职，你们的工作安排应由党组决定，因此我回答道：“我们俩都是国家干部，必须听从上级领导和组织的决定。”这一回答引起了许多不同的反响。至此，舆论界对足协和我本人开始投不信任票。
我在北京遭到非议
这不是王副主席吗？您还有脸出来买东西呀？以后您记着，别到我们这里来！跟吐血的感觉一样呢？我用手巾
从大连飞回北京后，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二百一十五天，弹指一挥间，投进的是精力、劳累与金钱，而得到的却是埋怨、不满和批判，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正好赶上星期天，爱人看我又黑又瘦，心情不好，恐怕我身体受损，便主动邀我陪她逛街散散心。男人一般不愿逛街去商店，我也是如此，但一想到在足协工作五六年了，很少有时间陪陪她，还不如趁这个机会跟她转转，也算过家庭生活了。
“你不要怕别人骂呀！”我提醒她。
“不怕。”她笑着，一副不在乎的表情。
我夫人叫古京京，1950年出生于革命军人家庭。父亲古远兴是中央警卫局的一位局长。
我们和儿子一起向门外走去，刚一迈出家门口，正好一辆出租车停在那里，我们坐了上去。
“去哪儿？”司机漫不经心地问着，好像不愿意拉我们似的。
“到东华门。”汽车“嗡”的一声冲了出去，我们往后一仰，身子都向后倒去。
司机打开收音机，传出了播音员的声音：“国家足球队又一次失去了世界杯出线权，1998年我们只好观看没有自己国家参加的世界杯了，这无疑使我国广大球迷又一次伤透了心。今天我们开通‘世界杯热线’，请广大的听众和我们一起，分析一下中国队的败因。”
一段音乐过后，主持人接进了第一个电话：“我看主要是教练员问题，一是教练组人太多。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人有水喝，两个人抬水喝，三个人没水喝。中国队教练组多达11个人，都成了一个阵容了，他们干工作还不互相推诿？第二是主教练指挥有严重的失误，足协王俊生为什么不换他？”
第二个电话：“我家住在城南。我觉得主要原因是那个团长王俊生。这个人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讲什么东西？一个劲儿地夸国家队。他们表现要好，肯定出线了。我看王俊生这个人的长相就像明朝的奸臣严嵩……”
节目主持人打断了这位球迷的讲话：“您可以提意见，但不能进行人身攻击。如果王俊生同志您在听我们的广播，请不要在意。”
我爱人叫了一声：“司机同志，请停车。”
“不是到东华门吗？”
“不用，我们在这里下车。”
“我看你还是回家呆着吧，你还有脸出门？”司机边说边把车停在路边，“你一上车我就认出你来了。你的钱我不要，我根本就不想拉你！”汽车扬长而去……
我儿子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走吧，我们去超市买些肉和菜。”爱人拉着我们陪她进了超市。我们边看边往小推车里装食品，不少人认出了我，都在低声地议论着：“这不是昨天电视里那个人吗？还是副主席呢？球踢得真臭！”“人长得倒挺高，怎么培养出一批低水平的运动员？”“他还有闲心逛商店？”“你管人家呢，这是人家的自由！”
我爱人仿佛什么也没听见，一个劲儿地往车里放食品。“妈，他们又骂我爸爸呢！”
“别听，咱们买完东西就回家。”
在出口交费处，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女售货员瞪了我一眼：“这不是王副主席吗？您还有脸出来买东西呀？以后您记着，别到我们这里来，把你的晦气都带来了！”
走出超市，爱人对我说：“我看你还是先回家吧。”
“不，我再陪你们逛一逛商场。”我故作若无其事地说。
“算了吧，我们的孩子还小，不要让他受这方面的刺激太大。”她是医生，非常清楚环境对人成长的重要作用。我本不该这么早在街上露面，更不该在这个时候陪他们俩人上街。这么多年我几乎很少有时间料理家务，作为丈夫我很不称职，作为父亲我没有时间去尽义务。当我受到挫折回到家里，又让他们陪我一起接受这种难堪。我觉得我不但对不起球迷，同时也非常对不起这个家庭。
我伫立街旁，手里提着刚买的食物，看着两个瘦弱的身影慢慢地远去，心里顿时涌起阵阵悲酸……
本报有删节。此书近期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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