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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硬性分划中国足球教练，姑且可以将以年维泗、苏永舜、曾雪麟为代表的老一辈教练称为第一代，戚务生、徐根宝则是第二代，沈祥福、迟尚斌是第三代，那么贾秀全、李辉、王宝山、麦超等等就是第四代了。
本报记者艾兰报道
第四代教练正在经历一个危机。
培训效果不大
我国足球教练员的培训体制中，想取得A级教练证书除了需要一定的时间以外(从B级到A级一般要两至三年)，本身并没有难度，近年来才开始在考核中引进末位淘汰，在每期的二十多人中淘汰一至两个，但是也有走形式之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A级教练证书在世界上并不被承认，因此足协会定期安排教练员出国进行学习，像7月份，王宝山就去英国参加了一个全欧洲的U—19青少年足球教练培训班，这是为了加强与国际的交流学习、开阔眼界，但是类似的培训基本都是短期行为，所以收效非常有限。
按照足协的规定，持A级证书的教练才可以出任国字号球队以及俱乐部球队的主教练，但是体制决定了中国教练员证书含金量的不足，而一旦坐上了主教练的位置，往往都是身不由己，硬着头皮往下干，根本没有时间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沈祥福和篮球教练王非是体育圈里公认的两个好学的教练，但是沈祥福这几年来又有多少属于自己的时间呢？
选拔缺乏规范管理
一位熟悉内情的足协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近几届国青队、国少队教练的选拔很多都是“暗箱操作”，一个就是靠关系、靠人情，有的则干脆就是派系斗争的结果。当足协内部讨论教练人选出现意见不统一的时候，经常会达成妥协，即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这次用你的人选，下次就轮到我的嫡系上任。
该知情人士还举例说，“王宝山几年前在红塔执教的时候就被传和赌球有关，他当年带了一支红塔少年队去巴西集训，全队30多人有多少个是公开选拔上来的，这其中有没有问题，你可以关注一下那支球队现在有谁踢出来了，可能就是一个李治，还不是特别突出，这样的教练怎么启用的，没有人能行吗？”
在第四代教练中，京、津两地的教练占了很大的比重，这和足协的重点培养计划也有关系，即自己培养一些新生代教练，为将来打基础。不过当来自北京的高洪波带的国少队在亚少赛上交了一次昂贵的学费之后，足协又有些思前想后、犹豫不决，毕竟不能老是拿一支球队、一个重要的比赛来锻炼新人、积累经验。在地方俱乐部执教的教练情况也差不了太多，名气和关系的作用使自己很容易就能找到执教的机会，但是初拾教鞭面对的就是职业联赛的高强度胜负考验，缺乏经验和锻炼早早地就为失败埋下了伏笔，在这里面李辉是一个特例，在执教宽利队失败后，李辉选择南下跟随戚务生，磨砺自己的经历，也许在几年以后，有着丰富沉淀内涵的李辉会给我们带来一份惊喜。
监督考评纸上谈兵
早在90年代初，足协就想成立一个教练员委员会，来选拔、监督国字号球队的教练员，同时对年轻教练建立一个考评尺度，向各个俱乐部提供教练员当前的状况和参考资料，并提供意见，这个动议最终不了了之，而前不久成立“教练员委员会”的呼吁又卷土重来，无论这个委员会是否能有效地履行使命，就目前的教练员监督体制来说，确实到了需要改革整顿的时候。
目前的体制基本就是一支球队在完成了一场比赛或一年的比赛后，成绩说得过去就会原班人马继续使用，打得不理想的话，就进行人员的调整、重新组合，根本没有对球队技战术特点以及持续性发展的考虑，结果是比赛打得热热闹闹，而教练则又虚度了一段光阴，没有从比赛中获得太多的收益。
阎世铎在前不久的一次教练员会议上，宣布从今年12月开始，国字号球队的教练必须要通过“竞聘”上岗。另外，在俱乐部身兼教练、球员两职的球员必须要有B级教练资格证书才能出任球队教练，像目前红塔区楚良以及国安王涛这样由俱乐部任命为助理教练的现象将严加杜绝。
足协内部的一名官员同时透露说，教练员委员会的成立已经在酝酿和讨论中，“当年戚指导从国家队主教练位子上退下来以后，我们考虑就由他来担任这个职务，新的教练委员会的负责人应该是执教经验丰富，在俱乐部和国字号球队都有执教经历，同时对青少年足球比较熟悉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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