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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卢悄悄地淡出了中国足坛。一声尊重、一声再见，一段辉煌的“出线史”就这样被悄悄的尘封和掩埋。终点回到起点
从北京昆仑饭店始，又在北京昆仑饭店止。米卢从终点回到了起点，走完了他个人执教史上的第五次世界杯之旅。不管米卢此后的第六站在东边还是西边，中国足球都注定终结了与这位老人之间的师徒缘分。在我们祝福米卢一路走好和叮嘱博拉常回中国看看之际，我
们还得把更多的目光转向真正只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足球。米卢在中国的得意门生、第一高徒——沈祥福带领国奥队已经开始了我们的又一次冲击；为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大餐寻找下一位主厨的工作也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帷幕；国少国青也高举着“三从一大”的旗帜开始了“魔鬼训练”，中国足球在米卢踏上回家之路的同时也踏上了前进之路，中国足球依然“在路上”。
依然在路上的中国足球，依然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米卢的足球思想和足球理念所左右，这是不以我们批不批驳“快乐足球”理念为转移的。米卢对中国足球的影响不会随着米卢本人的离去而立刻消失，这就如同霍顿的“死理论”在时间已过去三年之后仍然没有在中国足坛死去一样。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在与米卢最是伤感话离别之时，对米卢的功过是非进行一次客观、公正的梳理。功劳大于过失
中国足协在《世界杯总结报告》中，对米卢的评价是成绩与不足为“六四开”。客观的讲，中国足协给米卢的“六四开”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公允和准确的，也是符合一分为二的马克思辩证法原理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米卢既不是神也不是魔，只是一个有着丰富临场指挥经验的足球人，所以也就不可能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只有成绩没有不足。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米卢的成绩是主要的，不足是次要的这一点，这对我们正确评价米卢很重要。我们不能因为米卢身上存在的一些个性上的不足就否定米卢为中国足球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主要功绩。
米卢的“快乐足球”理念，尽管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足球“胜”经，但是，至少在十强赛期间起到了缓解球员心理紧张、释放球员心理压力的关键作用。不可否认，“快乐足球”在中国足球向世界杯发起冲击时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至于在出线后再用“快乐足球”指导中国队向更高层次上冲击所出现的负面影响，那只能说是一种战术或者说是一种理念用错了地方，而不应该把在十强赛中起用快乐足球的做法也一并认为是一种失误。正是因为有了“快乐足球”，我们才在十强赛中成功避免了历次冲击中的“阴沟翻船”。
5·１9时曾雪麟输给弱旅香港队；施拉普纳把中国队的前程赌输在了也门队的门前；霍师傅同样把中国当时最具出线希望的一届国奥队窝囊地葬送在了巴林队的脚下。但是米卢没有，在米卢的手上，中国队没有重复“阴沟翻船”的故事。尽管缺练的中国足球很有必要在今后重提“三从一大”，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否认米卢“快乐足球”在中国足球第一次成功冲击中所起到的关键的积极作用。
米卢“态度决定一切”的用人观，对此前普遍存在于中国足坛上的“任人唯亲”用人观也起到了一次彻底的“反动”，这对中国足球在进入“后米卢时代”时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米卢临别时在昆仑饭店的房间里，把在世界杯前订做的绣有“态度决定一切”的各种颜色的帽子全部送给了高徒沈祥福，其实就是把“态度决定一切”的用人理念交给了沈祥福，这对中国足球来说不啻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动作，中国足球也将因此受益永久。
而米卢身上所存在的不足，按中国足协的提法就是“在与中方教练、工作人员的沟通方面不够，使得相互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和误解。在整体计划性方面不强，致使中国队的工作整体性有欠缺。”其实米卢身上的这两点不足都与中方人员有关，一个巴掌拍不响。米卢身上的那四分不足应该说是双向的，没有中方教练和工作人员的不合作就不可能有米卢的缺乏沟通。在整体计划协作方面所出现的不足就更与足协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甚至工作能力有关了。谁都知道米卢是主张多打比赛，多与强队打比赛的，最后只打了几场针对性不强的热身赛，有米卢的原因，更有足协的原因。如果把工作整体协作有欠缺的不足也强加在米卢一个人身上，是不公正的。从这一个角度来说，米卢身上的四分不足最多只有两分可以算在米卢头上，另外两分应该算在足协自己的头上。
米卢的六分成绩是米卢丰富的执教经验和先进的足球理念，也是果断的临场指挥能力所换来的，而那四分不足则是与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一起所共同造成的，从这一点来看，被“六四开”了的米卢功绩是远远大于过失的。特约记者樊明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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