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晓新

　　前言：

　　我不能不担心，在这个时候重提十强赛的经历，会有不合时宜之嫌。从内心讲，没有在总结十强赛的高峰期写这篇文章，除了不愿意凑热闹，恐怕也是对自己颇为“异端”的

声音能否得到认可缺乏信心。

　　但是，我仍然坚持认为，那个高峰期不管是为米卢个人立传，还是质疑十强赛的得失，多少都受到了当时普遍浮躁的情绪影响，这段鲜为人知的短暂经历也许能帮助我们冷静地回到半年前。而且，在中国足球又一个战役准备期开始的今天，或许能为人们提供一些必要的借鉴。

　　《万历十五年》是一部剑走偏锋的历史著作，但学者型的黄仁宇向世人展现了他独到的“大历史观”。明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年份，但作者却以当时的史实与人物为轴心，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事实上，整个十强赛前后同样存在着这样典型的切入点，现在看来，从6月29日到7月17日，围绕十强赛的各项工作在北京进行了相当频繁的讨论，在一系列的会议上，米卢与中方教练组、与中国足协反复商议，甚至展开了激烈的碰撞与争吵，而这段真刀真枪的经历最终使管理层做好了冲刺前的一切准备。

　　中国足球44年的漫长冲击世界杯之路，遗留下来太多的问题，诸如管理层的协作问题，诸如中外足球思想的冲突问题等等，这神秘的19天，足以带着人们去重新对诸般问题进行一番梳理。从小组赛到十强赛结束，大多数事实都曾被摆放在人们面前，但这段短暂的过去，却恰恰由于各种原因而成为重提历史的一个死角。这也许就是19天的价值所在。

　　去年小组赛结束后不久，国家队所有管理人员都接到了一份仅仅三页纸的“方案”，即《中国国家队备战十强赛整体方案》。按照这份方案，从2001年6月29日开始，十强赛备战真正提上了议事日程，此后的一段时间曾经引起了媒体的密切关注与追逐，甚至期间引发了所谓的“泄密事件”，但可以肯定，真正的矛盾则是在会议桌上展开的。

　　6月29日上午温和对话

　　朱和元对米卢说)：“……你的工作日程是如何安排的、是否下去看联赛等，要有计划，要让教练清楚。同时南勇副主席也要求你作出近期和集训期间的文案计划。”

　　在不断提醒米卢“要有计划”的同时，朱和元的话已经体现出了足协基层领导与米卢之间的话语方式，不过总的来说，这还算得上是一个较为温情的会议，毕竟这还只是一个国家队具体操作者之间的会谈。

　　2001年6月29日上午，北京大宝饭店二楼会议室，朱和元、米卢、金志扬、马克坚及虞惠贤等人齐聚一堂。这是一个颇有点特殊的上午，事实上十强赛的许多细节问题都是在这个上午的几个小时里确定下来的。按照我们过去的习惯，这次会议的内容似乎有些没事找事，因为此时离正式集训还有半个多月时间，但一群人却已经在认真地讨论十强赛八场正式比赛的具体行程，甚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显得过于死板。不过，中国足协的确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少有的未雨绸缪，阎世铎和南勇在十强赛后一再强调我方准备工作的细致有效，恐怕也是有感而发。

　　这个讨论对象为“十强赛集训和比赛安排”的会议，主要是在朱和元和主教练米卢之间展开。朱和元提出，7月15日联赛结束，17日部分队员集中，23日国家队全体集中，30日离开昆明参加热身赛。米卢对此没有太大异议，只是认为17日部分队员集中一事，需要到时看情况再说。

　　接下来朱和元向米卢通报了正式比赛的行程安排，很少有人想到这时候中国足协便已经开始考虑具体的航线问题，记者曾经就此询问过有关人员，得到的回答是为了尽量配合旅行社的订票计划。比如说，朱和元提到，8月25日第一个主场的打完后，去客场有多种航线：第一方案是26日早8时30分由沈阳—广州—香港—巴林，再于27日中午11时20分抵达阿曼马斯喀特，但队伍在巴林要停留9个小时；第二方案是27日早8时30分由沈阳—香港—阿布扎比，再于28日零点45分抵达马斯喀特。米卢认为从原则上讲应该是早走好，但第一方案需要27个小时，并且中间要停9个小时，而第二方案没有打破队员的生活规律，白天飞晚上休息，所以倾向于第二方案。不过计划没有变化快，后来25日晚8时30分的加班飞机改变了之前的所有计划。

　　再比如说，朱和元谈到8月31日打完阿曼后，是9月1日立即去卡塔尔，还是先去迪拜或沙迦训练，4日再前往卡塔尔？米卢表明了自己的意见，“这个问题应派人去考察了解情况后再定，若多哈能保证训练就直接去，但此事应注意保密，不能像上次去马尔代夫的计划，外界说这不好那不好，对队员有干扰”。足协在许多事情上过于小题大做的保密向来令人反感，实际上在这一点上米卢与足协颇有共同语言。

　　此后，朱和元留下了一句很有回旋余地的结束语：集训计划和航线安排，我们将考虑米卢先生的意见，再经协会领导批准后作最后确定。

　　会议最后，朱和元代表教练组征求了米卢对集训前工作安排的意见。朱和元说：“下周教练组应在北京开会，中方教练组将汇报近期考察联赛情况，同时讨论队伍大名单，你认为下周三如何？7月10—13日是否安排看四个对手情况？你何时去看联赛和沈阳场地？要有计划，我们要通知地方好安排。教练组开会你还有什么要求？从现在起，教练组应逐步统一思想，你的备战计划、针对小组赛的问题有哪些措施、热身赛计划是否还要调整、你的工作日程是如何安排的、是否下去看联赛等，要有计划，要让教练清楚。同时南勇副主席也要求你作出近期和集训期间的文案计划。”在不断提醒米卢“要有计划”的同时，朱和元的话已经体现出了足协基层领导与米卢之间的话语方式，不过总的来说，这还算得上是一个较为温情的会议，毕竟这还只是一个国家队具体操作者之间的会谈。米卢对此只作了简单的回答：“下周三开会没问题，但具体集训名单要9日再定下来，另外我没什么别的计划。”

　　6月29日晚针锋相对

　　南勇(对米卢说)：“你违反相关规定，不仅仅是一两次，如不同意你去香港，你仍私自前往，还有你透露一些信息给有关媒体……我曾给小虞讲过，如果你不能从阿根廷按时回国，就带着辞职报告到足协来，我不希望你这样做……你是中国足协雇员，不知你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任何国家都是有领导的……如果你要在中国干下去，就要尊重中国足协和中国人……运动员对你产生信任危机，包括中国足协对你产生信任危机。”

　　在结束了上午的工作会议后，当天晚上，南勇亲召米卢和虞惠贤以及马克坚进行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谈。这绝对是一次充满火药味的会谈，整个会谈中，堪称铁腕的南勇面对米卢扯下了所有温情的面纱，相当直接地表明了足协对米卢工作的诸多意见，这无疑是集训开始前打向米卢的一记十足的杀威棒。这次会谈的内容没有被长久地尘封起来，对关心这段历史的人来说是一件幸事，不管对这次交锋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至少可以让人们更加真实地了解到中国足协与米卢之间的合作，在这种合作中，从来找不到什么“神奇米卢”之类的字眼，而是一种纯粹领导与被领导、雇者与受雇者之间的关系。

　　当天晚上出现在米卢面前的南勇绝对是有备而来，一见面他便询问米卢何时从阿根廷回来，米卢如实回答：前天。足协对他去阿根廷看世青赛一事自始至终持反对意见，米卢也预感到南勇会有话说。果然，南勇没有任何拐弯抹角，一上来便直陈其意：“关于你赴阿问题，我们的态度是不同意，违反相关规定，这不仅仅是一两次，同时你还有其它属于违反规定的问题，如不同意你去香港，你仍私自前往；还有你透露一些信息给有关媒体，使我们工作增加难度。我要说明，我们是有规定的，请你来不管是不是有大事，应该都有约定，你是中国足协雇员，不知你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任何国家都是有领导的。小组赛后，我们想与你认真总结、研究，讨论如何打好十强赛，但你一直都使我们的计划无法落实。另外不管我们是否出线，都应有个说法，你来中国以后，不知有多少时间用在队里，我们多次表示要支持你的工作，但不是支持你的错误和自由。这段时间我们听取各方面意见，请马指导带领有关人员对十强赛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你上次的总结，我们不是很满意，只用几页纸应付中国足协。我们有过去的经验，当然也有失败的教训，我不想在过去的事上纠缠，但我希望如果你要在中国干下去，就能够尊重中国足协和中国人，不希望这些事情再发生。现在离十强赛还有两个月，时间非常紧，到现在还没有完整全面的计划，我们非常失望。在此期间你应与俱乐部教练进行沟通，国家队教练不仅仅要依靠足协，还应主动与俱乐部教练进行接触，使我们的队伍更有凝聚力，把队伍带好。现在国家队队员表现如何？这些问题你却推给中方教练，坦诚讲，运动员对你产生信任危机，包括中国足协对你产生信任危机。”

　　这番话显然让米卢感到相当震惊，一阵沉默后，米卢只讲了一句话：“你说的这些我很感激，但能否告诉我是谁，这样对队伍有好处，我好对症下药。”他的意思是想弄清楚谁对他产生了信任危机，可他不知道中国人在这方面向来守口如瓶。南勇并没有理会他的要求，而是进一步表示，“小组赛我就和你讲过，应有更多时间与队员沟通，可你没有把时间给队员”。

　　这句话更加刺激了米卢，使他不得不表明自己的委屈，米卢说：“我觉得很难有这个结论，教练有意见、队员有意见我能接受，但我不知道你所要的计划、总结是什么，也不知道总结应该达到什么样的要求。我不接受不尊重足协的意见，赴阿一事我很抱歉，但赴阿真是有必要，我考虑能为沈帮忙或提出建议是有好处的。如果让我拿出计划，我不是太擅长，中方教练可能会好些。我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运动员从小就应有好的思路，中青队出现的问题同样应该重视。总之，我一直维护足协，从不损害足协形象，从不说损害足协的言论。”南勇彻底不留情面的指责让米卢在反驳中颇有些词不达意，但他认定这是大家的理解不同，就像在赴阿一事上，米卢始终用行动证明了他的工作效率，而足协考虑得更多的却显然是他不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可米卢的理解和反驳反过来又让南勇更加不满，他进一步把话挑明：“你到现在还不清楚，我们非常难办，我想你要在此工作，应多了解队伍、了解运动员。这样运动员对你会感激。你可能是高水平的教练，执教过高水平的队伍，但中国球员职业水平不高，受的教育也不一样，生活方式也不一样，与西方运动员不一样，你应多了解运动员，才能有如何带好队的基本思路。你的思路应根据中国的情况来确定，现在运动员和足球界人士对你的方法、用人和思路有想法，在这些问题上曾多次提出，你要认真考虑。我也知道队员需要什么，国家队需要什么，具体的由马指导和你交换意见，我们之间应为队伍考虑，作出改变，使队伍有变化，有关的事今后再与你交换意见。我希望你能把时间精力留给队伍，研究共同打好十强赛。我曾给小虞讲过，如果你不能从阿根廷按时回国，就带着辞职报告到足协来，我不希望你这样做。”说完这番话，南勇还特意嘱咐翻译虞惠贤，“我希望你所翻译的话是我的原意，希望你以后能把我们的话原本原意翻译给米卢听，也能把米卢的话原本原意翻译给运动员和教练员听”。

　　最后，南勇又对米卢特别强调了一点，“亚足联官员对你与女记者的问题有反映，这些问题，我们找时间再交换意见。阎主席回来还要与你交换意见”。

　　这可能是米卢来中国后心情最复杂的一个晚上，让他最深刻地体会到了中国人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的绝不让步以及足协的强硬态度，不管他内心是否认可中国人所坚持的原则，但至少他明白了一点，有些事情是他不可能改变而只能屈服的。而南勇在米卢心目中也自然地成为了这一切的代表人物，如果说米卢在中国对谁还有所顾忌的话，南勇恐怕是他最怕的一个人。

　　米南之间的这次交锋，也许不能简单地用“长官意识”一类的概念来加以解释，就像当初南勇还曾给米卢提出过29条意见，要求米卢写“读后感”，而米卢从一开始的不屑一顾到认真对待，他们之间的合作与较量永远都可以按照不同的观念去加以研究，十强赛的成功绝不是作出评价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