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李响是在6个月前认识的———在马尔代夫的马累岛，我们在那儿采访正在征战世界杯小组赛的中国队。下了飞机，《体坛周报》的几位记者早早乘上渡船离开，因为他们早就找好了酒店。我与李响成为留在马累机场唯一的两名中国记者，都想尽快找到合适的酒店。此时，米卢走了过来，他想帮我们订房间，但李响婉言拒绝了。

　　“他现在有很多事情烦着呢。”这是李响当时给我的解释。

　　几分钟后，在中国球员的渡船上，国家队管理员曾民拒绝了我们要与球员同船的要求，这把李响气了个半死：“为什么不让我们登船，不都是中国人吗？”我好不容易把她拉开，在另一条船上，我们却意外地遇到了南勇、朱和元等人，原来他们都在运球队行李。李响见此马上恢复了笑容，因为他们也是采访对象，而且是很好的采访对象。

　　那时候，没人认为李响是个腕儿，然而，她确实是一位非常职业的记者。

　　此后几天，我们一起采访，也只能这样：我是第一次出国采访，而李响却是当时记者堆中不受欢迎的人。记得有一次，国家队在训练，李响迟到了，而且非常“不幸”地遇到了一扇紧锁的铁门。她透过铁栏问道：“国家队刚才进行分组对抗了吗？”没有人理会她，只有我上前把刚才训练的情况告诉她。

　　期间偶尔回头，我发现背后几乎全是鄙夷的眼光。

　　后期，陈亦明来到马累岛，李响知道了很高兴：“太好了，约个时间，你把陈指导拉来，我则找米卢，不要告诉那群人———这些新闻就我们有。”

　　6个月前，李响就是这样一位十分普通、又十分职业的记者。

　　本报记者曾毅(本系列的其他猛料请看国内足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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