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强赛，一场高强度的持久战。拼杀的不只球员，也有记者；搏命的不只球迷，也有记者。特殊的时刻，特殊的角色，十强赛如同放大镜，相关人物都走上前台。记者记录历史，也被历史记录，回头再看十强赛，老记一肚话语该与谁人说……

　　本报记者肖铭友

　　10月16日当我与国家队同机抵达北京后，十强赛对我而言就已经结束了。因为签证手续不全，我非常遗憾的未能随国家队奔赴乌兹别克。19日比赛结束的当晚，我与申思取得了联系，申思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十强赛总算结束了。”

　　是啊！漫长的十强赛终于结束了，此时我的那份对中国队冲进世界杯的喜悦之情早已被时间冲得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对这两个月所走过的路的回忆以及对好友们无尽的怀念。

　　疲倦

　　如果要问十强赛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会说是疲倦。在这两个月里，采访十强赛的足球记者如同机械运动那样每天趴在电脑前，进行着周而复始的运动。中国队主场大胜乌兹别克队后，《体坛周报》的记者严益唯跟我说了一句很人性的话：我最高兴的不是中国队出线形势明朗，而是我终于可以休息几天了。我认为严益唯说出这样的话，并不代表他是一位不称职的记者。沉重的工作，巨大的压力，的确让我们这些身在最前线的足球记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疲惫。

　　杨铭把我和刘晓新比喻为最佳拍档，我对拍档的理解就是能在一起分享快乐并共患难的那种朋友，可惜在这次十强赛中我俩除了分享国家队出线的快乐外，更多的是肩并肩共赴患难。

　　国家队在十强赛中的第一次西亚之行可能是我和刘晓新这一生最难忘的一次人在旅途。国家队客场逼平卡塔尔队后的第二天凌晨，我俩便踏上了回国的旅程。到达多哈机场，当我去办登机牌时，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我，我们由多哈飞往马斯喀特的航线被取消，这样的消息对我们而言无疑是晴空霹雳。“我们将在哪里写稿。”刘晓新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何时到达国内，而是能否按时向报社传稿。好心的机场人员在最快的时间内为我们重新挑选了一班航线，由多哈飞往阿布扎比，再转道马斯喀特，然后飞抵新德里，最后一站是香港。登上飞机后，刘晓新建议在飞机上就开始写稿，但连日的奔波，加上巨大的精神压力，让我刚系上安全带，便昏睡不醒，随着飞机的降落我从梦中惊醒，回头再看他，他正捧着尚未打开的电脑，在那边呼呼大睡，混沌中我们到达了新德里。在这里我们碰到了更加令人头疼的事情，我们必须在新德里机场呆上8个小时，才能搭上前往香港的班机。刘晓新事后对我说，如果你以后想惩罚某个人的话，就让他一个人在乌烟瘴气的新德里机场呆上8个小时。我们喝着古怪的印度可乐，在新德里机场里把前半辈子该讲或不该讲的话都说完了，以至于在广州分手时，我们竟无言以对，只能互道一声：朋友，沈阳再见！

　　庆祝

　　当10月7日，中国队战胜阿曼队，获得明年世界杯的参赛权后，我接到了上海一位朋友打来的电话，听得出他当时非常兴奋，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而这个时候的我却如同一只丧家之犬，满大街寻找摩的，以便能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宾馆发稿。

　　10月7日那天，沈阳的大街小巷，都萦绕着一种节日的气氛，每一个人都在等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来临。但就在那一天，我的心情却非常矛盾，作为一名球迷，我很高兴，因为我能在五里河体育场亲自见证中国足球一圆44年未了之梦，但作为一名足球记者，我更知道这一天的责任重大，“我一定要为读者献上最好的文章”。早上一睁开眼睛，我就这样要求自己。与张晓舟讨论关于这场比赛的报道工作，意见不一，直到比赛前，我们都无法拿出一个让对方心动的选题，“算了还是等到比赛后再说吧。”这是赛前张晓舟说的最后一句话。

　　10月7日这天我想哭，我觉得中国队出线，我有理由哭，比赛前，当国歌响起时，我曾有过这样的冲动，但时间太短，我的双眼在即将湿润前，国歌结束了。必须承认，我对这场比赛的注意力没有前几场那么高，当队员在比赛时，我却正在想着赛后要写什么样的稿子，当大家都在注视比赛时，我却一直专注于一位足协官员勒令一位日本记者不要站在比赛场地前拍照。直到现在我都难以解释清楚，我为什么这么心不在焉。随着主裁一声哨响，比赛结束，我看到范志毅第一个蹲了下去，泪水打在这位热血男儿的脸上，随后全场响起“歌唱祖国”。我开始悄悄打量周围每一个人的神态，一位值勤警察不顾身份，在一边哭了起来，身后的几名球迷也哭了，“球报”记者邱国栋的双眼开始湿润，这一切也带给了我一种莫名的冲动。“叶飞，走。”北京记者刘铭很冷静地对我说，就这样我又一次错过了宣泄自己情感的机会。

　　“我认为今天我写的稿子是十强赛期间最差的。”晚上吃夜宵时，我对刘晓新说。“其实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候，都很难控制住情绪，让自己安心写稿。我敢说今天没有一个人的稿子质量会比他以前强，但明天的报纸肯定是十强赛期间最好卖的，因为我们出线了。”刘晓新劝慰我。

　　朋友

　　十强赛让我们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也让我与以前的老朋友结下了更加深厚的友谊。一位同行把我、刘晓新，刘铭比喻为“三口之家”，因为在十强赛期间我们几乎是天天形影不离的在一起，就连晚上睡觉，也经常是一个人宁愿自己的床不睡，而跑到另两个人所住的房间打地铺。对于“三口之家”的称呼，我们三人也都欣然接受，年纪最大的刘铭说：“我就是这个家的家长。”

　　作为“家长”刘铭是称职的，当我和刘晓新在拼命写稿时，铭哥总是不用提醒，为我们打包带上来可口的饭菜，而且他每次总不忘为我俩捎上几瓶饮料，把饭菜送到房间后，他又会悄无声息地离开。在我和刘晓新踢球的时候，铭哥就如同带孩子到体校训练的家长，把孩子的衣服放在自己的身边，然后拿上一张报纸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十强赛期间，铭哥教会了我斯诺克，在记者圈里素有“赌圣”名号的他却怎么也不肯教我玩麻将，“这种东西你就甭学了。”铭哥对我说。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在北京度过了最后在一起的几天时光后，我们这“三口之家”终于到了分手的时候。和刘晓新告别之后，铭哥陪我出门打车，就在这时他还是不忘自己家长的角色，一个劲地告诉司机从哪条路走最方便，铭哥就像把自己孩子送往异地那样对我做着最后的叮嘱，“到了上海别忘了打个电话给我；以后脾气放好一点……”认识刘铭这样的大哥，我真的很欣慰。

　　到达上海后，我接到了刘晓新求助的电话，“怎么一离开了组织，我就这么背啊。”原来他好不容易买到一张北京飞往广州的公务舱机票，可到登机的时候，检票员告诉他这张机票早以售出。因为工作繁忙，刘晓新在这两个月里养成了丢三落四的坏毛病，不过因为周围有着众多心细的朋友，每每他都能化险为夷，这回朋友都离他远去，这位血性的湖南汉子居然也感到了一丝无助。

　　另一位老朋友是《中国体育报》的郝清亮，由于年长已经身处机关报的原因，我们总是习惯叫他郝老师。郝老师言谈不多，但他的那份持重和幽默总是能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我们以最大的支持，在多哈的时候，郝老师把自己比喻为司机班小郝或是后勤班小郝，出于对整个报道小组的安全考虑，郝老师担当了司机的重任，一天刘晓新无意中坐到了前排的位置上，郝老师如释重负地说道：“哎，这就对了，前排总得坐一个人，否则我就真成了司机班小郝了。”离开多哈回到国内后的一天，当我正准备打开电脑开始写稿时，突然发现自己的电源线不翼而飞，就在我准备上街重新购置电源线时，郝老师打来电话。比我们后走的他，在检查房间时，发现了我的电源线，以及刘晓新的一件内衣，郝老师把内衣和电源线都带回了国内，并且在北京的家中还把刘晓新的内衣清洗干净，后勤班小郝由此得名。

　　蔡昌盛和王宙是我认识的两位新朋友，从他俩的身上我体会到了东北汉子人性的一面。因为200多斤的体重我习惯叫蔡昌盛为蔡胖，和蔡胖在一起你永远不会感觉到累，豁达的心情，以及时不时来上一段的二人转，让我打心眼里喜欢他。蔡胖是一个有“心计”的人，《时代商报》文体部主任的他，总是在我们急需补充营养时带着我们出去山猛海吃一通，在沈阳的两个月，蔡胖让我品尝到了东北所有的山珍海味。临走前的一天，一位同行告诉刘晓新他将去广州采访九运会，刘晓新开玩笑说：“到了广州就打电话给我，不过可别让蔡胖知道。”“是不用让我知道，那时候我就住在刘晓新家。”幽默的蔡胖幽默着说。

　　王宙在辽宁电视台跑社会新闻，因为一场足球比赛我们成为朋友，此后已经结婚的他便整天和我们厮混在一起，以至于他的爱人最后非常想和我们见上一面，看看我们这帮大男人通过何种魔力让他的老公整日也不归宿。王宙的性格比较内向，告别的前夜，他一直在我们的屋里呆到天明，看见我们睡眼朦胧，王宙说：“你们睡吧，我走了。”当我们即将入睡时，王宙砰地一下从洗手间里跳出来，又说上了一会儿话，王宙终于告辞，过了没多会儿，王宙又浮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个时候他的手中却多了几包烟，说是让我们带在路上抽。送走王宙后，我们都没有了睡意，刘晓新对我说：“其实王宙这样做是因为他舍不得离开我们。”王宙舍不得离开我们，我们又何尝舍得离开他呢？与好友分手的确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辛酸

　　在很多外人看来，每一个国脚都是幸运的，因为中国队获得了世界杯的参赛权。然而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

　　国家队征战小组赛时，谢晖一炮走红，而接下来的十强赛却给谢晖留下了喜忧参半的回忆。10月7日中国队战胜阿曼队后，我拨通了谢晖的手机，与我预想的一样，谢晖并没有过多的激动，他的话很直白：我是在场下看队友比赛的，我的心情激动不起来。如果简单用运气来衡量十强赛中的谢晖的话，他实在是糟糕透顶，他的唯一首发恰恰是在自己患重感冒的时候。但我认为谢晖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尽管他知道自己的身体无法承担比赛，但只要教练需要，他宁可冒着生命威胁也不怕。而另一位国家队的大牌前锋，当米卢在帐下无人可用，准备派遣他上场时，他却说：“要上可以，但我只打半场球。”从做人的素质讲，谢晖应该得到我们的尊敬。

　　就在10月7日比赛前一天深夜，我驱车赶往沈阳桃仙机场去接谢晖的父母，他们此次前来沈阳的目的与许多球员家长有着本质的不同，谢晖的母亲史晓韵对我说：“我们这次来是要告诉谢晖，不管别人怎么看他，我们永远站在他这一边。”回宾馆的路上谢晖打来电话，他告诉父母明天不会上场，谢伯父安慰他：“孩子没关系，我们知道你尽力了，我和你妈都为你感到骄傲。”

　　申思是十强赛期间另一位郁闷人物，谁都无法想象他居然打不上主力。

　　我曾经问过申思：“你恨不恨米卢？”申思说：“我和米卢根本就不存在恨与不恨的关系，我们是同事，就像他自己说的同事之间不见得能成为朋友，但同事之间需要相互尊重。他是主教练，用谁不用谁由他自己决定，我不能因为他不用我就恨他，这种思维方式是十分简单的。”在那段时间里，我非常同情申思的遭遇，作为申花队的队长居然打不上主力，他的压力是何等之大。国家队在多哈比赛前的上午，记者陪同申思到宾馆附近的超市买电话卡，申思问我：“明天你们准备怎么放松？”我告诉他我们准备租一部游艇到海上玩一天，申思显然被我的计划所打动，“如果我们放假的话，能带上我吗？”申思用一种充满渴望的眼神望着我。因为手续不全，后来我没有租到游艇，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内疚，我觉得在朋友最需要得到帮助时，我却无能为力。

　　零零碎碎记下了这些在十强赛期间发生的故事，尽管这些故事没有国家队出线那般轰轰烈烈，但我感觉这些故事、这些人物同样值得回味。

　　记者，记录历史，也被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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