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终于冲出去了，米卢的“神奇”幻化了8年职业联赛的成果，没有人否认，没有米卢的努力，我们可能还要经过一些磕磕绊绊，更没有人否认，没有10年前被誉为中国足球发展历史上“遵义会议”的“红山口会议”，也就没有中国足球的今天。现在看来，那些会议为中国足球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1992年“红山口会议”--历史的转折点

　　　 1992年初，中国国奥队饮恨吉隆坡，中国足球跌入了低谷。6月底，中国足协在八一体工大队召开了以改革为主题的工作会议(史称“红山口会议”)。

　　　 这次会议，明确了中国足球职业化方向，足球正式成为体育改革突破口。

　　　 李铁映同志指示：足球体制改革争取一步到位，建立职业俱乐部体制，主要以转播权、广告、门票、彩票、转会费等养活自己；中国足协及各地足协要实体化，足协不要搞成权力机构，应是服务机构。

　　　 1993年“棒槌岛会议”--决定推出职业联赛

　　　 1993年10月，中国足协在大连棒槌岛举行工作会议(史称“棒槌岛会议”)，正式决定在1994年推出职业联赛———全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允许引进外援和外教，比赛实行主客场赛制。此外，还正式提出了中国足球十年规划，即“男足世界杯前16名，奥运前8名，女足世界杯前3名”及建立20个职业俱乐部。

　　　 作为十年规划的工作起点，大连会议对国家级队伍十年发展缺乏整体思路，对青少年足球发展缺乏战略规划。这次会议仍存在规划与措施的矛盾，改革与保守的混杂，理论与实际的差距。

　　　 1995年上海会议--市场红火危机蛰伏

　　　 1995年甲A联赛的水平之高，充分展示了职业改革的成果；国家队连克欧洲名旅，加上有1994年年底亚运会的亚军佳绩，中国足坛那时到达一个历史上最热烈、最辉煌的时刻。

　　　 在这种时刻，如果苛求每个人都愿意去揭开联赛开始出现的“黑哨”、“假球”等疮疤，去正视转会、后备力量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似乎也不大实际；足球之红火，引得众多商家狂热卷入足坛展开“军备竞赛”，有强硬后台的“大款”企业组建豪华兵团，乱发奖金、地下签字费等无序竞争开始出现———恰恰是在中国足坛最红火的时候，很多问题此时种下了祸根。

　　　 1996年广州会议--改革遇阻出现反复

　　　 “限薪”是本次会议最大争议的话题，争议焦点一在“该不该限”，二在“能不能限”，中国足协发现了俱乐部无序竞争带来的恶果，制订了严厉的限薪行政措施，但是，由于中国足协没法监督各地俱乐部的财政实际执行情况，中国足协用心良苦的“限薪令”终未能在全国实行。

　　　 中国职业足球前5年的“蜜月”到此结束，没有“标志性成绩”，因此足球改革难以进行下去，所以，该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在球队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狠抓思想政治工作，要靠“三从一大”来提高训练质量。

　　　 1999年青岛会议--改革衡量标准错位

　　过去几年里足球改革的成绩，一直是以世界杯中是否取得好成绩为标准。中国足协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袁伟民认为目前足球改革所承载的东西有些是已经超出了足球之外。

　　　 面对中国足球改革出现的反复，强大的舆论监督造成足协巨大的工作压力，足协在实际工作中也不时出现与新闻界交恶的情况，因此足协在会议上首度提出“足协与传媒一家人”的概念。

　　2001年深圳会议--整顿恶劣环境

　　　 在我们肯定改革成绩的时候，也要清醒地看到发展中的问题：青少年足球工作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足球技术水平提高不快，适合中国特点的足球技术风格和相关理论尚未形成；足球环境过热、过躁，急功近利思想比较严重，基础建设和长远发展问题受到忽视，举国体制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政治思想工作有所削弱，赛场违纪和闹事事件不断发生，不正之风有所蔓延；职业俱乐部行为不够规范，发展不平衡，基础建设投资不足，消费资金增长过快，财务管理缺乏有效监督，不良资产比重增加。这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下决心逐步解决。

　　　 先哲说，人们的成功不在于看到了差距，而是找到缩小差距的路径。我们说，中国足球今天的成功，我们要感谢职业联赛，我们要感谢米卢。

　　　 本报记者 李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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