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卢，只为自己改变

　　编者按：初次亮相中国足坛的米卢无疑是一个谜，他的生活、执教对于从没有接触过真正大腕的球迷和专业人士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中日对抗赛两个月后，缘于一次偶然的“签证事件”，米卢让董路看到了真正的他。

　　［接上期］“万事开头难。”这理应是一个普遍规律。不过，对于米卢来讲，事情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情形了。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米卢每隔一段时间便会重新打鼓另开张地执教一支新的球队———不断地拥有着新的开始，也不断地面临着新的“开头难”。久而久之，恐怕相应地，他也就习惯性地见怪不怪似的见“难”不“难”。

　　中日对抗：无法理解的“米氏足球理念”中日对抗赛，除了一个客场不败的结果之外，中国队的表现似乎并没有给关注她的人们带来什么更多的欣慰与欣喜的东西。《是米家军还是霍家军？》———比赛第二天广州《足球》报头版头条的一个硕大的标题，足以表明在比赛中，当人们看到的“米家军”几乎是昔日霍顿时代的“霍家军”的翻板时，对米卢所产生的些许的失望情绪。

　　许多时候，“失望”产生的根源只不过是因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在某个人或某种事物上建筑了一份过高或者过急的“期望”而已。或许是米卢蒂诺维奇的名声实在是太响亮了；或许是对米卢过去那些神奇的执教战绩的印象实是太深刻了：中日之战，作为米卢执掌中国队教鞭的首次亮相，人们都幻想着米卢可以凭借他魔术般的指挥，让中国队焕然一新地踢出一种有别于以往、无比赏心悦目的足球来，宜将盛勇地将牛气烘烘的“小日本斩落马下”......然而人们忽略了一个现实———米卢刚刚全面接手中国队仅有十来天的功夫。

　　“奇迹”没有发生。这对于祈盼“奇迹”发生的人来说，当然只有“失望”发生了。

　　相比于头脑发热的球迷，那些足球专业人士倒是保持了一冷眼旁观。他们以审视的目光注视着中国队在中日之战的表现，他们想着看这位中国足协重金请来的“神奇教练”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是否真的可以展现一种“手到病除”......但，我想，他们当时也同样的是一无所获。

　　“我实在看不出米卢的战术思想是什么，主要的打法又是什么。也许是刚开始吧，过一段应该能看清一些。”比赛之后，一位中方教练在接受采访时，模模糊糊、模棱两可地对我说道。

　　恐怕在当时谁也无法想像的是：“米卢执教的战术思想与打法特点究竟是什么？”这一疑问，在过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经历了许多许多次集训比赛之后，仍然让众人(包括国家队内部人士)有一种看不真、摸不透、说不清、道不明的“像雾像雨又像风”的感觉。

　　记得几个月之后，在米家军又一次前往昆明飞行集训期间，我曾经就“米卢的战术思想”这个问题请教过当时国家队的领队李晓光。李领队先是说了“通过我们对多场比赛的数据分析，我们认为米卢的战术思想是先进的、符合现代足球发展趋势和潮流的”一番称赞之辞；未了，才针对我的提问做了具体的回答———

　　“进攻时拉开，防守时内收。”李晓光“言简意赅”地说道。

　　“足球其实很简单”———这是米卢登陆中国足坛不久便多次向国内媒体表述的一种他对足球的认识和理解。

　　没人把米卢的这句话当真，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在开着玩笑。中国人不会相信足球是“简单”的———因为，假若它是“简单”的，为什么中国足球几十年一直想搞上去却死活也搞不上呢？！

　　那段时期，每一个关心中国足球的人，都非常迫切地想听到米卢的一整套、一系列、有理有据、有板有眼；哪怕是高屋见瓴、高深莫测的战术指导思想、阵型打法理论和选人用人标准等等的公开表达。然而，人们听到的只是米卢在“足球其实很简单”的总则下，一些诸如“足球比赛只分为有球和无球两种情况”、：阵型不是最重要的“、”足球场上最重要的动作是下一个动作“等支离破碎得近乎杂乱无章的“米氏足球理念”。

　　这一点，成为此后中国足球与米卢时而相信、时而怀疑的一个伏笔。结束了中日对抗赛的中国队，在飞返北京之后便即刻就把解散了。几天之后，3月台票9日，2000年新赛季的甲A联赛便轰轰烈烈地在各地点燃了战火。

　　联赛首轮：展示自身价值的开始联赛首轮，米卢选择去济南现场观看同乡桑特拉奇执教的山东普能泰山队主场对云南红塔队的比赛。此前，他曾向媒体解释了自己济南之行的缘由。“山东队是去年的双寇王，第一轮联赛，我当然要先看冠军队的比赛了。”他说。

　　然而，米卢的光临并没有给桑德拉奇带来好运，冠军队主场以0：1败在了“开班马”的脚下，爆出了联赛首轮最大的冷门！

　　米卢的行踪当然与那个“冷门”具有着同样的新闻价值。当晚我在北京的报社出《新报·北京足球》。事先便约《济南时报》的哥们，摄影记者孙苌青到时候给传一张米卢在球场看球的照片。后来，照片如约传了过来———照片中的米卢“躲”在球场一个看台的最上方，穿着一身藏蓝色西装坐在那目不转睛地看着场上的争夺，先在他下面的一大群球迷正纷纷转身后头，争相一睹“神奇教练”的风采。

　　在我将这张照片上版之后，我突然发现照片上米卢的右手边坐着一个“似曾相识”的女孩———短发，一件浅粉色的夹克衬，正吃着手上拿的什么食品，眼睛也没看球场......我原来以为那可能是位普通的女球迷，但定睛一看，是李响！

　　后来，我知道从那个时候起，《足球》报已经正式派李晌全面追踪报道米卢的一切公务活动了。再后来，我曾经和李响聊起过那张早期的照片，我笑着说：“你那个时候的打扮怎么‘土’得跟个‘村姑’似的？”李响倒也没生气，只是怪自己不知道“孙苌青这小子在偷拍。”

　　就在前几天，当李响在多哈五星级的李来登酒店的大堂里，穿着一件明黄色的吊带露背装，一条浅蓝色的七分裤，一双半高跟的休闲鞋，大大方方地像一阵风似地走向那边的米卢的时候，我想起了一年半之前的那张照片上的她———我一时不能真正地确信，这两个影像是同一个人。

　　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人不能在同一时刻跨入同一条河流”；但，人可以在两个时间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人。

　　一年多来，我曾经和米卢打过两个赌；其中一个我在写过的某一章中提到了，是关于十强赛中国队主力阵容的，打赌的时间是2000年7月，那一次米卢没有应赌；另外一个“赌”是今年4月中国队在西安与马尔代夫进行世界杯外围赛小组赛首场比赛之前，我在与米卢的一次交谈中，说道：“MR·博拉，我跟你打个赌吧。我赌您终将改变LiLi(李响的英文名字)的生活。”

　　米卢听罢不以为然地说：“NO！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因自己而定的。然而最终还是像上一次一样，没有应“赌”。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价值不仅仅通过自己的生存与生活的状态去直接体现，同时，它要能在对周边人的生存与生活状态的影响与改变中得另一种间接的体现。

　　在李响与米卢作为采访者与被采访对象、或者作为一个朋友与另外一个朋友的角色出现时，他们两人自身的价值都恰恰是通过一种间接的体现方式得以附加而愈发充分地展示出来。

　　我坚持以为：从人的个体价值体现的层面衡量，这是一份难能可贵。

　　签证事件：乱七八糟的裤兜和古道热肠在连载的第一章里，我曾经大言不惭地说我和米卢之间仿佛有一份“缘”。实际上，自从2000年1月我在广州市对米卢进行完那次“独家专访”之后，我绝少再见到他。本来，ISL公司原计划让我去日本采访中日对抗赛，但由于赴日签证极为难办，最终未能成行，紧接着，中国队两周后又要去南斯拉夫打“中南对抗赛”，于是，ISL公司主管“中国之队”项目的林曲锡先生和我联系，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让我一同随队赴南采访，否则，”中国之队“的宣传报道计划会出现严重的滞后。

　　那是甲A首轮比赛结束后的那个星期三，林先生约我下午在昆仑饭店大堂见而，商议一下办签证、采访报道计划的事情。此前林先生已经从南斯拉夫足协那边搞掂了我的出国邀请函，但由于中国队下个周日就将启程，林先生担心我去南斯拉夫大使馆办签证的时间很可能会很长，还不一定能够一次签成。怎之，一切都看似很麻烦。

　　我和林先生在大堂的咖啡厅里忧心忡忡地喝着咖啡，突然，米卢的身影出现了！他一脸微笑地从外面走进大堂，和每一位迎面走来的人打着招呼，直到他看见了林先生———老远便大声喊着：”嘿！Mr·林！”，边喊还边挥着手。

　　“咖啡！咖啡！”米卢在我们这张桌子旁坐了下来，便冲服务生示意给自己上咖啡。他手上拎着几个大袋子，里面不知装的是什么东西，虽然是刚采购归来。

　　林先生没忘了向米卢介绍我，我将手伸出去，握手的时候，米卢的目光略微亮了一下，我想他大概想起了两个月前我和他在广州有过一次接触。

　　“噢！北京的天气真不错！刮着这么大的风！”米卢又说着“反话”，把林先生和我都逗乐了。

　　“Mr·林，”米卢转向林先生，“我所说你要去吉隆坡出席亚足联代表大会，我正要有事麻烦你。”

　　林先生已经告诉我，他不日要陪足协张吉龙副主席去吉隆坡开会。

　　米卢多少有些警觉地看了我一眼，我感觉到他似乎有什么秘密的事情要和林先生“单谈”，于是我主动起身，想回避一下。

　　“NO！请坐下，先生。”米卢在我刚一起身的时候，又叫我坐下来。我只好尽量把目光避开两人。

　　米卢从袋子拿出了几条刚买的中国传统的刺绣丝巾。然后，戴上老花镜，开始写下几个英文名字。后来，我知道，他是想托林先生把几条丝巾作为礼物转交给亚足联主席维拉潘等几位他的老朋友。

　　在米卢认真地做着手上的事情的时候，林先生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他用中文对我说：“对了！我可以问问博拉能不能帮你办一下签证，他和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人熟得无法再熟了。”

　　等米卢将礼物都转交到林先生的手上，林先生开始把我办签证的事情跟米卢说了。米卢边听边抬眼看着我，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我只有一个劲地朝他傻笑，虽然我当时认为他不太可能会帮我这个忙。

　　两个月未见，我发现米卢略微瘦了一些，但人看上去精神还是不错的，他穿着一件蓝色的薄毛衣，那种蓝色让他的人显得要更年轻一些。我不知道米卢身边有几件这样的毛衣，但我知道他最喜爱穿的就是这件———后来，在昆明、在西安、在北京......包括在几天前的马斯喀特机场，他都穿过这件浅蓝色的毛衣。

　　“OK！”米卢最后点了点头，“请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说完，他从兜里拿出一大堆卡片、名片还有美元、人民币。然后，让我把手机号写在了一张很小的纸条上。

　　“明天等我的电话！”米卢把那纸条连同那一堆东西又装回袋里，起身和我们道别，冲我说了一句，便匆匆上楼回房间了。

　　“老米真能帮上忙？”米卢走后，我将信将疑地问林先生。

　　林先生笑了笑，摇着头说：“真说不好。”

　　我们又商量了一番万一米卢帮不上

　　忙，又该如何为办签证做最后的努力。之后，我们也就此分手，各自离去。

　　晚上，我把手机的两块电池先后充足了电。但一想到我给米卢写电话的那张小小的纸条，以及那张纸条裹在一大堆乱糟糟的东西之中置于米卢的裤兜里的时候，我叹了口气。我想，如果明天老米真的把电话打到我手机上，那真的可算是个“奇迹”了。

　　第二天是星期四，一整天我都在外面瞎逛，书包里是我的护照、邀请函、身份证等所有与办签证有关的材料；我跟有病似的要不时地抓起手机看一看，生怕手机响了，是老米打来的，我没听见又错过了接听。但很遗憾，一直到日落西山，一直到月光如水，一直到午夜万籁俱寂，我的手机倒是不时地响起，但对方没有一个人叫“米卢”、“博拉”或者“米卢蒂诺维奇”......我想

　　，米卢看来是不想帮这个忙了，或者他想帮忙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却找不到那张小纸条了......总之，我在黎明入睡时，我已经放弃了任何建筑在米卢身上的期望了。但坦白地讲，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失望———因为，我从一开始就觉得这事并不是太有戏。

　　当一阵手机的振铃声将我从梦中惊醒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日上三竿了。我迷迷糊糊地按下通话键，心里骂着是哪个讨厌鬼这么“早”打来电话。

　　“嗨！我的朋友！我是博拉！”听筒里传来的声音，让我瞬间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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