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凌晨0时30分，也就是当地时间4日7时30分，国家队在多哈阿勒厉体育场训练结束后，足协官员在草坪边上临时摆放了一张桌子，依照惯例，每次训练结束后米卢都和国内记者开次碰头会。这是国家队来多哈两天来第一次到草坪场地训练，先前球队只是在下榻的喜来登酒店一侧的一个伸进海里的长堤上做简单的训练游戏。

　　米卢讲些套话后，足协新闻官董华拿着一叠带有中国足球协会字样的复印纸，上面是《关于进一步规范十强赛期间记者新闻采访的通知》。董华的开场白很诚恳，他说：“大家随队采访都很辛苦，也发了大量报道，中国队对此表示感谢。但球队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希望前来采访的记者从大局出发，遵守相关规定。为了保证队员休息、训练和比赛，我们作如下通知，希望大家配合。”

　　这个所谓的“通知”共有八点。比如记者要在指定区域进行采访；下午2点至5点和晚上10点半之后，不许向球员房间打电话、进入球员楼层，进行采访要经过新闻官同意；无论主场与客场，请记者不要和国家队入住同一酒店等。

　　这个通知最后也板起面孔，“对不遵守有关规定、严重干扰队伍管理的记者，我们将视其为不受欢迎的记者，拒绝其采访国家队的所有活动，直至采取其他相应措施。”

　　无规矩不成方圆，但足协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抛出这个通知呢？

　　尽管这个通知被硬加上所谓的“主客场”字样，但了解其中内情的人还是能看出它主要是针对随国家队来西亚采访的记者的。那么这些记者究竟怎么了？

　　可以说，来前线的数十名记者与国家队的配合总体上还可以，我们也经常能见到记者和球员、乃至足协官员其乐融融的样子。但双方在合作期间也不是风平浪静。在马斯喀特，国家队领队朱和元就曾和记者争吵起来，最后动用了南勇等人才算平息事态；到了多哈第二天，国家队在酒店旁做简单训练时，国家队翻译老虞也和新华社一记者剑拔弩张，亏得范志毅从中调解，才没有酿成大事端。

　　以上只是足协抛出八项通知的一个因素而已，该通知能在前线出台，其中一个主要原因还是几家媒体记者强行住进国家队下榻的喜来登酒店。

　　来前线采访的记者到达马斯喀特时，是分住不同的酒店的，有的记者混进国家队的洲际酒店后，还没有等住稳，就被足协请了出去。到了多哈，所有记者应该住在离机场只有几分钟的绿洲酒店，但北京时间2日晚上到达绿洲时，许多记者傻眼了，该酒店只有两条电话线，上网发稿非常难，当时几个专业报纸的记者率先打的直奔喜来登。

　　来这里的十几个记者很轻松地在喜来登登记入住了，本报三个特派记者住进503房间，左右两个房间一边是足协官员，一边是球员。当晚我们在写稿时，董华曾进来商量，要求我们换个楼层；到了晚上，足协另一个职员李鹏还亲自把所换的房间钥匙送过来。我们当时窃喜，只要不撵走，住哪层都无所谓。但这样的想法在3日下午就泡汤了。下午，董华又愁眉不展地敲开我们的门，他说：“不行啊，你们还得搬家。其他几家媒体我也通知了，今天就搬走吧。”

　　可是到了4日中午，没有一个记者搬走。

　　当地时间4日下午，住在喜来登酒店的几家媒体代表被叫到五楼南勇的房间。南勇、董华及正、副领队等人给记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是记者也有苦衷，“你们不容易，我们更难啊。来这里的记者没有一个人在球员休息的时候去敲门的，既然都说是一家人，为什么不能和平相处呢?”有记者和颜悦色地和足协领导们交流。有的甚至半开玩笑：“按理说，我们住在这里，国家队应该出面让酒店给我们打折才对啊，每天七、八百元钱花着，还不受欢迎，唉！”

　　这个小圆桌会议还真有效果。南勇出面是想撬开老记们在喜来登的屁股，但他听得不停地点头，最后竟然同意老记们住在喜来登了。

　　记者混进国家队下榻的酒店同样惊动了足协留守官员。据悉，张吉龙从前线得到这个信息后，他亲自给相关媒体的领导打电话，请求领导们与前线记者沟通，配合国家队工作，撤出喜来登酒店。张吉龙的工作几乎是与南勇的会议同时进行的，当有记者从南勇房间开会回来后，后方领导及时传达了张吉龙的意见，记者只能兴高采烈地回答：“问题搞定了，南勇同志已经同意住在这里了。”

　　特派记者郝洪军邱国栋电自多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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