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别后，我们便与国家队失去了联系，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耳闻目睹的这支球队突然在眼前消失，带给我们的无疑是一种失去组织的痛苦和没着没落。惶惶然之中，直到登上8月27日晚9时35分从香港飞往印度新德里的航班，我和同行的上海记者叶飞，两名“地下党员”才重新踏上了追随组织的艰难旅程。起飞之前，我们最后充满留恋地说了一句话：“这一去还能见到中国人吗？”

　　转手数次的“卖猪仔”

　　新德里时间28日凌晨零时过5分，北京时间2时35分，飞机降落在这个略显破旧的机场，在很短暂的时间里我试图说服自己保持一种好心情，因为这是流浪者拉兹的故乡，这是释迦牟尼的故乡，这是泰姬陵的所在地。

　　但是随即面对的现实，完全打乱了我们关于历史、关于文明、关于这个神秘国度的思维节奏。一脸大胡子的海关人员几乎只看了一眼我们的护照，便随手一扔，他吐出来的语言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一边呆着去”。我们为什么要呆着？是要取保候审还是遣送回国？不做任何解释往往是一种最严厉的“酷刑”。我们像溺水之人一样抓住任何一个身穿制服的人盘问真相，但得到的回答是清一色的摇头。困兽犹斗中，一位长相酷似传说中印度女孩的地勤人员翩翩而来，同样不做任何解释，发出一个简单的音节“走”。这时候只要还有人肯搭理我们，我们也注定会“要我去哪就去哪”，拎起行李就紧跟其后，脑子里提供不了任何判断，只是一遍遍地放着早年劳工被“卖猪仔”的镜头。上得二楼，倒是一处人多的所在，显然是候机大厅，正在欣喜之际，印度女孩转身把我们按在肮脏的坐椅上，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要走了我们的护照和机票，然后用简单得近乎神秘的口吻告诉我们：“我会回来。”

　　在我们轮番逛完了这里所有只卖烟和酒的免税店并在旁人鼓励下抽完了近半包烟后，她终于回来了，并且带来了一位更“印度”的女孩，然后像来时一样翩翩而去。“更印度女孩”没有归还我们的东西，而是在一番盘问后再次离去，留下的一句话是“半小时后我会回来”。不到半小时她带回来一个英俊小伙，小伙掏出一个记录本记下了我们的航班号和护照号，他其实根本用不着到这来登记。要命的是，他们又一次离开了我们，已经失去思考能力的我们只有相视苦笑，“我们好像已经被转手三次了”。未几，小伙单身归来，一言不发拿出一叠纸片朝我们的行李和身上一阵狂拍，如果不是在香港经历过同样签定身份的过程，我们大概只能认为，这是现代版“卖猪仔”中的“烙印”程序。现在我们知道，热情而繁琐的印度人替我们办好了所有登机手续。

　　接下来接近三个小时不能走不能睡的等待是一种更残酷的煎熬，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听着类似于《流浪者之歌》的音乐，鉴赏着每一个从面前走过的印度姑娘的服饰与身段。其间一名身材不足十岁面相却足三十的小女孩朝我们诡异地微笑，让我们相信这里绝不只有爱情和风情。

　　北京时间7时整、新德里时间4点半，我们终于站到了飞往马斯喀特的GF131的登机通道口，身边几位身穿白色大袍的阿拉伯人让我们忘记了所有的折腾。就像奔向陕北根据地的革命青年，最想看到的是戴着羊肚头巾、唱着“信天游”的陕北人一样，我们知道，他们是来自我们组织迁移地的人民。

　　与“组织上”共进早餐

　　三个半小时后，马斯喀特时间6点半，我们闻到了“陕北根据地”清晨的气息，同样有着上下五千年历史的阿曼，此刻静静地卧在白色的房屋、绿色的树林与灰色的小山包之间，就像后来队员们所说的那样，这里只有宁静与恬适，完全感受不到20分钟便足以让人虚脱的炎热的狰狞。阿曼人与他们的城市一样不急不躁，我们拿着几张美元去机场银行换钱时，刚刚关上窗户的老人坚决地告诉我们，可以明天早上再来。他的态度像他们1比2.6美元的里亚尔一样坚挺，阿曼人绝不做超过自己时间以外一分钟的事情，明早再来？开什么玩笑。

　　可我们很快发现与世无争也就意味着与世无欺。到达国家队原定下榻的喜来登酒店后，看门人告诉我们中国足球队来了这里，根据后来的经验我们理解他是说中国足球队来了阿曼。中国队已经转去了洲际酒店，这是我们登记完入住手续后前台那位长得极像中国人的小姐告诉我们的信息。他们没有为难我们，大堂里那位男士甚至热情地提醒我们打车去洲际需要六个里亚尔，可他一转头“中国小姐”就透露说，最好去路边拦车，比酒店的车更便宜，讲讲价只要三个里亚尔。我不明白，诚实为什么会让她出卖自己的酒店。

　　在洲际我们依然感受到了诚实。前台的胖大姐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后，提醒我们中国记者不能入住，这是我们组织上安排的。但我们只说了一句“什么记者，我们是来商务考察的”，她便认真地把我们安排到了朱和元的隔壁，据说，昨天另外一名记者被安排到了朱和元的另一边隔壁。

　　昨晚已有10余名记者被“请”出这家酒店的消息让我们心里顿时有点慌乱，我们决定到楼上用早餐时商量躲还是不躲的问题，当然心里面还存着吃了早餐便不能退房的念头。可是在西餐厅里，我们不可回避地碰到了半打国家队。在有关人士苦口婆心地晓以大义后，我们只好决定追随其他记者的足迹，以便为这支球队创造一个良好的休息环境，虽然我们将就此毁掉自己用钱买来的良好工作环境。

　　我们第一次但也许是最后一次享受了组织上对我们的关怀——与国家队共进早餐。祁宏在要一个煎蛋时那位胖厨师用双手拇指和食指圈出两个圆，问他是不是要双黄蛋，在祁宏大笑而去后胖厨师又向我们介绍了他认为好吃的东西，烤鳗鱼、果酱面包还有鲜榨果汁。我们本来想问，用了早餐是否让我们留下来，但是在知道国家队为了我们退房方便替我们签了早餐的单后，我们放弃了最后的努力。前台的胖大姐仍然很认真地不准我们退房，但是在我们坦白自己的记者身份后，她便马上答应了。记者，一个过去允许入住的理由，在这里变成了允许退房的理由。如果我们真的只是影响别人休息的人，那么为了全国球迷的利益，我选择退房。(刘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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