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有道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董路上期已正式进入米卢的江湖，红尘滚滚，双煞登场。这一期，一个好人，小虞，董路要写他了，我向读者承认我们连续奋战72个小时后的阅读快感。

　　【接上期】早春的北京，空气中仍然充满着一股寒意。

　　从美国度假归来的米卢被足协安排住进了五星级的昆仑饭店。位于北京东北三环交接处的昆仑饭店，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那儿离使馆区很近，便于米卢广交同乡朋友；离工体也很近，便于米卢前往观看联赛。周边散布着燕莎购物中心以及各式外国口味的餐馆，异国情调的酒吧。反正米卢很情愿地便把“昆仑”当作了自己在北京的“根据地”。

　　米卢同样很快地便进入了一种工作状态。白天，足协派专车把他从饭店接到南城体育馆路的足协办公楼，李晓光、马克坚等在那里与其协商有关国家队的未来组建工作。当时，米卢面对的必须尽快做出选择与决定的几件大事，包括：确定中方教练组的成员、确定自己的翻译(此前足协从北京体育大学临时聘请的翻译“任期已满”)，拟定3月初备战中日对抗赛的集训计划以及参加集训的国家队队员名单等等。

　　关于朋友：生死之交不喝酒

　　当然，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到了晚上，米卢便开始了他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他会约上几位新老朋友先找个地方共进晚餐。然后，再到工体北门对面的“哈瓦娜“酒吧坐上一坐。米卢从来不喝酒，也不吸烟。后来，他的一位也在北京长驻工作的南斯拉夫老乡曾经开玩笑地针对米卢不近烟酒的特点对我说：“这很正常，因为博拉还没‘长大’，他还是个‘婴儿’呢！”

　　我觉得米卢这辈子，第一离不开足球———他曾说：“足球是我生活的全部”；第二离不开朋友———他的朋友可谓遍布全世界。而且他的交友对象不以年龄、性别、种族、职业、身份、地位等方面为标准，根本没有任何规律可循———有的是弱冠年华，有的是老迈年高；有的是达官显贵，有的是“贫下中农”；有的是金发碧眼，有的是有色人种。

　　就在几天前，米卢正率领中国队在沈阳紧张备战十强赛至关重要的首战阿联酋的比赛期间，他的一位智利朋友，一位三十岁左右叫胡里奥的小伙儿还借来中国旅游之际专程前来沈阳看望他。虽然这位智利哥们只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球迷，有机会和米卢见过几面，聊了几次天便彼此成为好朋友了；虽然大赛迫在眉睫，一阵紧张忙碌，但米卢仍然没有对自己的朋友有半点怠慢。他安排胡里奥住进了“绿岛”，并且抽时间陪着他又是玩“网足球”，又是打台球、打保龄。

　　我不得不说：做米卢的朋友是一种幸福，如果他从内心往外将一个人视为自己的知己的话，那么他为你所做的一切都可能是无条件的。这么说吧，很多时候，米卢身上有一股中国人常说的那种“为朋友两胁插刀”的“江湖义气”。我接触的外国人不多，但我相信像米卢这种善待朋友的外国人似乎也同样不会很多。

　　这一点，我想在过去的近两年时间里，每一位曾经被米卢当作朋友的中国人，都会有此同感的。米卢也许是聪明的，甚至是狡黠的；也许是善变的抑或固执的，但，他的心地无疑是善良的———有的时候，他正因为太过善良了，所以在对待朋友的许多“额外”甚至显得有些“过分”的要求上，他始终无法将“不”字脱口而出，去拒绝对方。应当说，米卢的这份仁义，对他的一些朋友来说意味着频频收获的一种“幸福”，面对其自己而言，却往往意味着自陷其中的一种“麻烦”……回到北京短短几天时间里，米卢与足协就有关国家队近期几项重点议题的的协商，进行得还是相当顺利的。双方决定，国家队原来由金志扬、迟尚斌、桑廷良3人组成的临时教练组，作为米卢的中方助手全部留用。鉴于尚未有机会更大范围地考察国内各俱乐部的球员，米卢也决定中日对抗赛的国脚集训名单大体延续此前亚洲杯预赛的原班人马。与此同时，在足协为米卢提供的七八位翻译候选者中，经过逐个一对一的单谈，最终米卢选定了原在北京一家大的外企工作的、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的虞惠贤先生。

　　关于翻译：虞兮虞兮好管用

　　我觉得有必要讲一些有关虞翻译的故事。在国家队中，足协官司员和中方教练管他叫“小虞”；国脚们管他叫“老虞”，老米比较简单，干脆就叫他“虞”。平日训练场上，米卢“虞！”“虞！”的喊声出现的频率大概只是略低于他的“李铁！李铁！”的标致性呼喊。

　　虞先生早年毕业于广州外国语学院西语专业，西班牙语说得好那是当然，同时，他的英语水平也够得上专业。

　　虞先生可是一个地道的球迷出身。虽然在公司就职时不时地要出国，有时一出去就是两三个月，但只要回到北京，他便格外关注北京国安队的联赛表现。对了，一米八多的他，上大学时还是校队的主力守门员呢。

　　记得在随中国队前往贝尔格莱德采访中南对抗赛时，我第一次见到虞先生，没聊几句，他便问我：“你后来为什么不在北京有线台主持节目了？不是做得挺好的吗？”

　　我很惊诧于他早在1996便看过我主持的节目，我原以为像他这样外语说得特棒的专业技术人员都不太会喜欢足球。我只好如实地坦白交待说，因为和领导顶撞，被人给“灭”了。

　　米卢是一位传奇人物，而虞先生从普通球迷一跃成为老米的“翻译官”的过程也多少有着一份“传奇色彩”。

　　“老米与足协签约之后，我就注意到他平日习惯说西班牙语，感觉上有了一份亲近感，但也压根没想到自己能成为他的翻译。”在彼此相对熟悉了一些之后，有一次，虞先生给我讲述自己“走近米卢”的经历。“直到有一天，我从《足球》报上看到了足协为米卢招聘翻译的广告，办公室里的同事也看到了，大家都起哄对我说，你不是特喜欢足球吗，你还不去试试，没准还真被相中了呢！”虞先生回忆说，“我一想，也是，心里一冲动，写了份简历便按照广告上的地址给足协寄去了……”

　　把简历寄出之后，虞先生像盼星星盼月亮似地“在等待中焦急徘徊”。然而，就在这有一搭无一搭的投石问路中，两周之后，足协让他前往面谈的一纸通知便飘然而至了。

　　虞先生很顺利地通过了足协的初试，入围了候选人名单。虽然他距离米卢更近了一步，但他还必须接受老米本人的最终裁定。

　　“我们七八名候选者按照足协安排的时间，挨个让米卢进行面试。”虞翻译回忆说：“在我之前，老米已经见了三个人，但他都不是很满意。”

　　米卢选择翻译有着很具体的标准，这大概和我们常见的征婚启示上列具的“择偶标准”类似。米卢的标准有这样几条———

　　一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这当然是最基础的要求。

　　二中国人。这更有利于与中国球员沟通。

　　三男性。若为女性会给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四熟悉足球。否则，语言再好，也难免在翻译中出现“驴唇不对马嘴”的现象。

　　五年富力强。年龄太老成或者太年轻都会有问题——前者体力、精力的不足以及后者思想上的不成熟。

　　当然，除此之外，可能是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这个翻译要让米卢先生有好的感觉。不过，对于善于察言观色的米卢来说，判别人本身就是他的一大长项。

　　“我是老米第4个召见的候选人，我后面还排着三四个呢。但老米和我见面聊了半个小时之后，他便对足协的人说，好了，就是他了，后面的我不用再见了……”虞翻译回忆说着这段话时，脸上的表情至今令我记忆犹新———非常、非常自豪的那种。

　　从此，虞惠贤开始了自己的一段崭新的生活。“虞是个好人。”米卢曾不止一次地对我夸赞着自己的翻译。如果当时虞先生也在场的话。

　　米卢紧跟而出的一个单词便是———“Som e tim e s”，意思是“(只是)有的时候是(好人)”后，发出一阵“坏笑”。

　　“伴君如伴虎”。给米卢当翻译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虞”的工作非常努力，对老米也只尊敬有加，但他也是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脾气再好也不等于“没脾气”，有时因为米卢实在有些“欺人太甚”或“强人所难”，“虞”也会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姿态以示“性格与个性。”这难免会让两个人之间迸发出微小的火花。

　　但，在革命与战斗中最终所结成的友谊与情感毕竟是相对牢固的。米卢与“虞”后来既是一种翻译与被翻译的工作关系，在平日生活中也更体现出一一种“形同父子”的亲情关系。

　　关于米卢与虞翻译之间有趣的故事在后文中会陆续带给大家。总之，我觉得米卢带给了“虞”一个难得而有意义的经历，而不论最终成功与否，米卢在中国这段日子里最应当感谢的人便是“虞”了。

　　关于快乐：骑驴看球好逍遥

　　米卢刚来中国的时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便曾经说过：“足球就是快乐的旅行。”尽管有许多人认为此言只是为了供日后坚持提出的中国队“飞行计划”提前做的一种舆论铺垫。但，没过多久，人们便看到米卢真的为了足球而开始了他的“快乐旅行。”

　　旅行对于米卢来讲真的就好比是家常便饭。有关旅行的一切常识与注意事项他甚至可以当任何人的“老师！”

　　那个周末，米卢从北京飞赴澳门，现场观看亚洲杯外围赛第十小组澳门队主场对日本队的比赛，以便摸清日本队的现状，为下个月的中日对抗赛提前做些准备。

　　在澳门，米卢用自己那架日产小型摄像机录下了日本队在比赛中的一举一动；澳门媒体记者自然也格外关注他的一举一动。米卢在被问及自己此行的目的时，他的回答是：“我不是来看日本队的，我是来看澳门队的。”

　　米卢非常喜欢现场去看比赛，在这一点上，他形似一名狂热的“球迷”。在其执教中国队以来只要人在北京，轮到北京国安队打联赛的主场，他几乎每场都要莅临工体，有两次国安队恰好去了客场，周末不看场球就像是缺点什么的米卢，竟然从老远跑到南城的先农坛，现场观看了当时北京宽利队的两场甲B主场比赛。当然，米卢看归看，但评价起比赛来却是相当“挑剔”，我忘了那次国安队是和哪支球队比赛，反正整场比赛双方踢得都很糟糕。待比赛行将结束，米卢照例准备提前退场时，我试着问他“如何评价这场比赛”，老米睁大一双眼睛，做不解的样子，摊开双手丢下一句：“我听不懂你在问什么，难道今天这里有足球比赛吗？”显然，乏味的比赛在其看来实在不值一提。

　　至于欧洲五大联赛包括欧洲冠军杯、联盟杯这样高水平的赛事，米卢不可能去现场观看，但他一定会看电视转播。所以，每一次见到老米，没聊多会，他就会问我：“看没看上周的××队对××队的比赛？”(当然都是高水平的欧洲比赛了。)

　　我觉得国产教练之所以缺乏经验，除了带队比赛打得少之外，主要是平时电视转播球赛看得少了。如果组织国内教练加上米卢一同搞一次欧洲(世界也行)足球联赛知识大奖赛的话，举办多少次，老米就能稳拿多少次冠军。

　　除了看比赛之外，米卢另外一件经常去做的事情便是实地考察球队集训的环境和条件；国产教练一般不愿意在这方面花什么太多的功夫和太多精力———常常是定了在哪练，到时候去就是了。结束了自己的“澳门一日游”，米卢又马不停蹄地从澳门飞抵上海，去考察嘉定的训练条件。因为，足协计划中日对抗赛前的国脚集训定在那里进行。

　　两天之后，米卢又从上海飞到了昆明，终于实现了其“迟到的海埂之行”。差不多一个月前，昆明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让米卢海埂之行的计划泡了汤，也让桑特拉奇、彼德洛维奇、乔利奇、奥斯托杰奇等一班南斯拉夫老乡空等了一场。

　　米卢到达海埂的时候，南斯拉夫几大“奇”们早已经率领各自的甲A队伍四散而去了；留给米卢的是类似陕西国力、八一、五牛等一拨甲B人马。

　　米卢光临海埂让本来吸引力不大的甲B春训陡然“升值”。

　　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在海埂，米卢成为了足协重点“监护的对象”--只要他在哪块场地里观看教学比赛，则记者们一律要被警卫、保安成功拦截，拒之门外。直至最后记者与足协春训办常常发生激烈的争吵，好不热闹。

　　关于李响：九天仙女下凡尘

　　很不好意思，我又要提一下我的女同行李响了———不得不。

　　上周五，也就是我在《南方体育》上的连载第一次大面积提及李响的那天。在沈阳傍晚中国队进行中阿战前最后一次适应性训练的市体校球场边，李响笑着问我：“哎，你下期会怎么再写我？”我也笑着回答她说：“我可不是每期上都一定要写到你啊。”

　　是的。我在这一期连载的尾声又一次写到李响，是因为在米卢抵达海埂期间，她又一次出现在米卢的身边、并且是以一种很特别的方式。

　　“23日清晨，海埂基地艳阳普照，微风轻扬在八一队与王牛队的教学比赛场上，记者见到笑容依旧的米卢。虽然几天前还在北京共进晚餐，米卢仍然给了记者一个老朋友式的拥抱，接着，便邀请记者坐到他的身边，共同观战……”——这是李响在2000年2月24日《足球》报3版《我陪米卢逛海埂》一文中的第一自然段。

　　虽然足协对米卢与记者们采取了尽可能的。“隔离”措施，虽然各路记者使出混身解数分头向米卢“逼近”，但李响还是最迅速地接近了米卢这一趋之若鹜的公共目标。在同一篇《我陪米卢逛海埂》中，李响记述了自己陪米卢观看教学赛、陪米卢共进晚餐，陪米卢打乒乓球等一系列一对一的活动。其中，最能体现她与米卢的良好关系的还是这样一段文字———

　　“16时整，有米卢‘开道’，记者顺利通过足协官员和门卫的重重关卡，他还不时对周围的人说：‘她要跟我在一起！’于是，在观看红桃K对北京宽利的比赛中，米卢又对记者进行了‘私人传授’……”

　　李响的文章丝毫没有回避自己与米卢的接近，也很自然地向外界表明了米卢眼中自己相对特殊的地位；同时，又以鲜活、详实的第一手资料记述了米卢“逛”海埂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应当说，这种写法是一种相当聪明的写法。

　　如果换成我，我也会大体选择这一聪明的写法——虽然，在行文时我可能相对委婉或者相对内敛一些。举个例子，就像上期《南方体育》十强赛增刊上我写的那篇有关米卢在中阿之战前夜我的所见所闻的文章，如果我的标题是《我陪米卢打保龄》的话，我会担心这将给周围的人带来一份额外的“刺激”。在这一点上，相比于瞻前顾后的我，李响要干脆利索得多。

　　当然，这只是一个插曲---至少在当时看来是这样，人们真正关心的还是在米卢身上，在海埂，会不会发生什么大的新闻。

　　“哪里有米卢，哪里就有新闻”，仅仅几天之内，有关米卢的“新闻”便从海拔1600米的海埂，不断地传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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