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些被称为“罪人”的人，其实有许多值得外人尊重的地方。抛开1997年的十强赛，戚务生在足球界是一名口碑非常好的教练。他属于那种让领导最放心让同事最信任的好人。在足球之外，戚务生为人讲义气，重友谊。年事已高的高丰文远离名利，默默无闻在基层奉献着耕耘着。就连平庸的施拉普纳也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最早倡导者之一。在这里，把他们称为“罪人”，还是对事不对人。任何时候，个人的悲剧往往与时代有关。

　　曾雪麟5·19之谜（1982年－1985年）

　　阴沟翻船，是交织在中国足球苦难历程中一个重要元素。始作俑者曾雪麟。源头在1985年的“5·19之夜”。那个夜晚，工体的看台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个个成为愤怒的人。

　　曾雪麟算是性格教练，高举技术和进攻两面大旗。在他的任内，中国队是亚洲真正的强队。多年以后，人们在冷静反思“5·19”这一奇怪战例时，仍找不出任何外在的原因。输在实力，对手香港队在省港杯比赛中，常年处在下风。与中国队至少差两个档次。5·19对于香港足球而言，绝对是最伟大的纪念日。二十世纪，香港足球除了5·19,再没有出现类似的奇迹了。输在状态不佳，中国队占据大部分优势。输在守门员路建人的手臂太短，香港队门将的上肢更短……。只能也只有一个原因成立，主教练指挥失误。当时把曾雪麟说成罪人，更多是出于愤怒的谴责。而今，随着我们认识的加深，曾雪麟成为“罪人之谜”慢慢揭晓。

　　两队赛前，包括香港人都觉得，中国队赢一个不算赢，香港队输一个不算输。显然，曾雪麟也没有摆脱轻敌的思想。但如果把轻敌当作罪证的话，未免太笼统。让我们先回到今年世界杯外围赛小组赛中国队首战马尔代夫队的前一天。在央视记者提出的中国队赢马尔代夫队几个球才算赢的问题时，米卢这样回答：“年轻人，任何时候都要尊重对手，这样我们才能因重视对手焕发出战斗力。”我们不知道，在米卢的教练生涯中是否经历过类似于5·19的失败。但米卢的这番话，却无意点破了曾雪麟兵败“5·19”的真正原因。“5·19”的失利不是偶然的。从小组赛一开始，曾雪麟就没有把同组的对手放在眼里。当中国队8：0,4：0,6：0,一通风卷残云后，曾雪麟可能没有想到，中国队的火力点和战术死角已经全部暴露在下一个对手香港队主教练郭家明的眼皮底下。中国队为何屡攻不下，香港队为何在有限的进攻中得手。现在看来，在解释“5·19”兵败时，用阴沟翻船去定性，是不深刻的。应该说，“5·19”是郭家明运用计谋，指挥只相当小分队战斗力的香港队，成功伏击了强大的中国队军团。曾雪麟没有辩护的理由。

　　高丰文追悔莫及的痛（1986年—1990年10月）

　　把高丰文当作“罪人”阐述，显得非常残忍。迄今为之，在新中国以来的历任国家队的主教练中，高丰文任期最久，业绩最为卓著。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率领谢育新那帮国少队闯入17岁以下世青赛八强，率领高洪波那拨21岁以下国青队进入莫斯科世青赛的复赛。接手国家队后，他的教练生涯达到巅峰。1987年，他率领的国家队在奥运会外围赛最后一场比赛中，客场2：0击败日本队，打入1988年汉城奥运会决赛圈。这是中国足球唯有的一次冲出亚洲的记录。在当时的中国足坛，高丰文被称为福将。现在回想起来，即使是在1989年世界杯外围赛他所遭遇的黑色三分钟，也是中国足球前6次冲击失败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高丰文时代的中国足球队在当时的亚洲属于一流强队，他带过的那批国家队球员有数人入选过亚洲最佳阵容。然而，高丰文在1989年10月28日夜晚，在最接近成功的那一刻所犯下的错误，使他经年积累的所有功勋毁于一旦。因为这是一个连他本人都无法饶恕的错误。

　　1989年，中国足球队在外围赛小组赛淘汰了强悍的伊朗队。信心爆棚地跻身最后阶段的决赛。决赛阶段共有6支球队，中国、朝鲜、韩国、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争夺两个出线名额。除了韩国队的实力强于中国队之外，中国队从内心不惧怕其他一支对手。而最后谁也没有想到，5场比赛只要拿到6分就可以进军罗马，享受意大利之夏的激情盛典。前4场比赛，中国队2：1战胜沙特。1：0战胜朝鲜。仅以一球小负韩国。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下，被阿联酋在最后3分钟连扳两球。如果不是在对阿联酋的比赛中阴沟翻船，中国队在结束前4场比赛后，实际上已经大功告成了。尽管如此，在最后一场比赛之前，中国队已经4分在握，在最后一轮中，已经出线的韩国队捍卫了公平竞争的体育道德，以2：0战胜沙特队。这意味着，中国队只要在最后一场比赛中战胜小组中最弱的已无出线可能的卡塔尔，就将实现了多年来的梦想。

　　比赛的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在巨大的机遇面前，中国队似乎缺乏一种勇气，直到比赛进行到第61分钟，唐尧东禁区外侧突施冷箭，才打破僵局。还剩下最后30分钟，1：0领先的中国队在极力控制着场上的局面，梦想之门已经徐徐打开。但是在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时，坐在教练席上一动不动的高丰文作出了令他终生后悔的决定。他让几乎没有上过场的董礼强替换下谢育新。以后的事实，就不用赘述。第87分钟，董礼强在中场过人被对手断掉，并扳成1：1。这是一种天塌下来的比分。中国球员的心理轰然崩溃，在比赛结束前，又被对手将比分改写为2：1。“黑色三分钟”，“只差一步到罗马”。高丰文依旧坐在教练席上。他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冥冥之中，比赛在他心中还未结束。

　　多年以后，高丰文在与朋友的一次聚会中，终于承认，当年他打出的那张董礼强牌，是他后悔莫及的失误。当时的场面是，中国队在比分领先后，将防线压过中场，却无意寻求扩大比分，只想控制住局面。卡塔尔队也慢慢认同了这一局面，只想着别再丢球。1：0似乎是双方共同遵守的默契。高丰文可能在想，越是这样，越意味着危险。不过，他的出发点不是进球，增加胜利的砝码，而是维持既有的优势。于是他为了追求稳妥，让人高马大的董礼强换下功强守弱的谢育新，巩固防守。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董礼强的“玩火”惹出大祸。

　　高丰文的后悔不仅在比赛的结果，还在于他若不换人，中国队即使输了，他也不可能被指责为“罪人”。因为在他之前，有曾雪麟导演的“5·19之夜”，在他之后有施拉普纳，戚务生、霍顿，哪一个不比他狼狈。高丰文只是因为一次换人失误，就毁了一世英名。

　　施拉普纳愚人节的礼物（1992年－1993年）

　　去年，在中国足球词典中出现了一个新词组：人傻钱多，形容中国足球所谓的职业化是在虚假繁荣下的内里中空。其实，早在10年前，中国足球就有这方面的生动范例。曾经担任中国队主教练的德国人施拉普纳，就是中国足球人傻钱多的典型写照。

　　当时中国足协的举动，现在看起来幼稚可笑。仅仅听信于一名退役国脚的推荐，一名在德国根本不入流的教练就从中国足协那里拿到了50万美金的俸禄。即使现在，中国足协付给米卢的酬金也不过60万美元。显然，中国足协被人家涮了。然而这只是开端。当施拉普纳踩着红地毯，开着上海大众汽车，向中国球员咆哮着“我们只向老人低头的豹子精神”时，喊着“实在不知道往哪儿踢，就向球门里踢”的废话时，中国足球竟然对他开始顶礼膜拜了。在一次春节联欢晚会上，施大爷成了白求恩，施大爷的一根头发，也拍卖到5000美金。亚洲杯第三名，更使施拉普纳在中国足坛如日中天。我们对世界足球的无知，我们对足球运动的根本外行，造就了施拉普纳这样的“罪人”。我们也终于尝到了自酿的苦酒。中国足球在这个外国人手里又白白耽误四年。

　　我们是怀着对施拉普纳的无比信任，随着中国队开始了第5次冲击。这次惨败完全是当头一棒。当中国队面对也门队的铁桶阵，只会长传冲吊时，当我们在这样一个亚洲五流球队面前俯首称臣时，当我们在外围赛小组赛还未进行到一半就铩羽时，我们才重新查阅这个德国人的真实身份。克劳斯·施拉普纳，曾经在80年代初期，将业余性质的曼海姆队带入职业联赛。为此，他家乡一家小报将他评为当年度的德国十大教头之一。他还率曼海姆队在80年代参加了中国的长城杯邀请赛。在德国，他属于三流教头。在德国，他无论如何也拿不到50万美金的一次性收入。应该说，施拉普纳没有欺骗中国足协，他的简历全部属实，只怪我们自己有眼无珠。

　　还是我们的对手替我们揭穿了施拉普纳的老底。中国队在败于也门队之后，又遭遇小组中最强劲的伊拉克队。那场比赛，中国队被对方追着打，1球小负已经算是幸运。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伊拉克主教练竟然为已经出局的中国队鸣不平。他毫不客气对坐在身边仅一人之隔的施拉普纳说：“很可惜，这样好一支球队，葬送在这样一个糟糕教练的手中。”施拉普纳当时暴跳如雷。

　　数年后，施拉普纳再次来到中国，执教一支甲A球队。中国人这次的学费总算没有白交，联赛仅仅打到一半，老板就认清了他的水平。老纳卷铺盖卷回家了，从此消失在中国足坛。

　　戚务生可怜的失败者（1994年－1997年）

　　说起戚务生，不由自主地想起徐根宝。在曾雪麟出掌国足时期，他俩是辅佐主帅的左膀右臂。这两个年龄相仿，却性格迥异的同事，始终没有进行过专门比较。不比不知道，我们竟然发现，十强赛期间，徐根宝的支言片语更加反证了戚务生成为罪人的结论。徐根宝说过什么呢？在十强赛前，他语出惊人，预测到出线分数线在十二三分之间。据悉，徐根宝的预言在当时的国家队内部被认为是不懂国际政治的孤陋寡闻。戚务生闻后更是付诸一笑。在当时的戚务生（应该说不仅仅是戚务生）看来，十强赛A组，中国队不是4个对手，而是5个对手。伊朗、沙特、卡塔尔、科威特以及所谓由这4支球队组成的随时联手做掉中国队“西亚联盟”。12分是远远不够的。然而，现实最终验证了徐根宝的推论。现实最终证明所谓的西亚联盟是我们自己炮制的，并戴在自己身上的精神枷锁。这就是典型悲剧性格。

　　由于悲剧性格，所以选择窝窝囊囊的死亡是命里注定的。就像面对半瓶子水，乐观的人为还有半瓶子水而兴奋不已。悲观的人已经开始担心，水喝完后，可这么办。徐根宝大抵上属于前者，他没有多想赛场以外无谓的不确定因素，只是凭借各方实力和经验作出的一个正常判断。戚务生绝对属于后者，在看似最大限度做好应对各项困难的准备下，他作茧自缚，在还没有失去出现希望的时刻，他心灰意懒地放弃了。四年前的十强赛，中国队在倒数第二轮客场只要战胜沙特队，还有出线的希望。可戚务生此行的目的不是像徐根宝那样“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出线”，而是“保平争胜”，甘当送分机器。戚务生的最大失误就是自毁长城。

　　一个心理机制脆弱的人为何成为主教练。早在上次十强赛之前的奥运会外围赛上，戚务生当场失声痛哭的情景就应该引起足协有关方面的重视。这之后，戚务生曾提出过辞职，仍然没有获准。不难想象，当一年以后的十强赛来临之时，大戚是硬撑在这个本不该他拥有的位置上。从某种含义上讲，戚务生这个“罪人”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悲剧性人物。四年前，面对记者的逼问，戚务生苦笑地说：“我该承担什么责任，我只能承担主教练的责任。主教练之外的责任，处罚、判刑，就不是我说了算了。”这是寻求解脱，推卸责任还是祈求宽恕。戚务生当时已经不能自持了。如果记者再追问下去，真担心他的神经会不会崩溃。因为他根本就负不起责任。中国足球也从来没有谢罪负责的传统。

　　在键盘上第一次用拼音汉字输入法敲击“戚务生”时，屏幕上出现的竟是“泣无声”三个绘声绘色的汉字。

　　霍顿有争议的“罪人”（1998年—1999年）

　　如果按照胜负论英雄的标准，英国人鲍比·霍顿还够不上“罪人”的资格，充其量是一个匆匆过客。至今，关于他执教中国队期间的种种认识，也是莫衷一是。而他下课的直接原因是率领国奥队兵败九强赛，他因此丢了国家队和国奥队两个帅印。

　　霍顿与前几任不同的是，他在球员中享有良好的声誉和足够的威信。直到现在，“炮轰”米卢的郝董还在真诚地怀念这个英国人。曾任中国队教练的谷明昌有一次对记者说：“这么多年，我见识过不少洋教练。真正有水平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拉德，一个是霍顿。尤其是霍顿，在他来到中国之后，我们才明白世界上所倡导的整体足球是什么。”如果说，我们曾经崇拜施拉普纳是因为完全无知的话，那么霍顿是在中国人深怕再次受骗上当的狐疑中，最终赢得了一大批中国足球人士的信任。可以肯定的是，霍顿是有较高水平的教练，他完全有资格在中国开设足球讲坛。但是这样一个在周遭享有极佳口碑的教练，为何比他的所有前任还“短命”呢？

　　从霍顿兴致勃勃地来到中国，到半途黯然被解除兵权的轨迹中，可以看出中国足球选择主教练的一个无理的标准。第一，必须是洋教练。第二，必须有水平。第三，必须适应中国足球的特殊国情。前两者没错，但是高水平的洋教练与中国足球的国情是一个悖论。两者的矛盾不在于国外先进的足球理念与中国足球如何嫁接的问题，而是屡战屡败中国足球已经彻底输不起了。

　　霍顿还有一项“罪证”，就是他的下课引起了中国足球思想界和理论界的混乱。由于他的提前下课，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检验他的成色。至今，我们也无法得出是霍顿的平行站位的442适合中国队，还是米卢的欧洲拉丁派能够拯救我们。霍顿的下课，由最初关于他本人水平高低的争议，最终演化到现在中国足球该走怎样的路，这一拿来主义的困惑。

　　霍顿没有摆脱悲剧的下场。不过，对于他而言，那段不明不白的经历已是一般过去时了，但霍顿继续影响着现在进行时的米卢。中国足球再也经不起“罪人”的折腾了。但愿，米卢是我们期待的终结者。本报记者梁军专辑策划执行：本报体育新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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