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鸳鸯浴却愿露背亲吻？四大疑点有利科比脱罪_篮球-NBA_NIKE新浪竞技风暴

拒绝鸳鸯浴却愿露背亲吻？四大疑点有利科比脱罪

http://sports.sina.com.cn 2003年10月17日03:41 信息时报

　　科比这次惹的麻烦本来给人的感觉是挺大的，可是经过两次听证会后，案件审理的进程已经向着有利于科比的方向发展。相信大部分的读者都知道，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案件中的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只要找到合理的疑点，控罪再严重被告也可以轻易脱罪。科比案经过两轮庭审听证会后，外界虽然只能知道鹰县治安侦探对案件的叙述以及庭审过程中双方律师针锋相对的情况，但依然能够轻易找到4个有利于科比脱罪的疑点。

　　疑点一调情入房还说“不”？

　　在两次听证会上，检查官多次强调原告在被侵犯过程中多次对科比说“不”。在原告的“计划”中，只有“偶遇这位湖人队超级球星所带来的兴奋”，以及以殷勤的服务博取欢心的冲动，但却非常肯定不包括以身相许。可是在第一次的听证会上，由鹰郡治安官侦探温特所作的案情陈述却有很大的出入。温特当时在庭上陈述说，原告向他描述了这桩偶遇后本来双方均为自愿的性行为，但最终原告却对其失去了控制。温特说，科比·布莱恩特当时在其下榻的酒店遇到了在那里工作的原告，原告带着科比在酒店转了一圈，随后双方开始调情，并有挑逗行为。

　　温特的这一描述，清楚地表明原告从相遇的那一刻起就有与科比发生“双方均为自愿的性行为”的意愿。况且作为一位酒店的工作人员，虽然有义务带着顾客参观酒店的设施，但肯定不包括相互“调情”和“挑逗”。而且在两人有过这种亲热举动之后，原告还伴随科比进入房间，这样一来进房后的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说得清楚了。

　　疑点二拒绝“鸳鸯浴”却愿亲吻露背？

　　在上一次的听证会上，鹰郡治安官侦探温特对原告和科比进入科比房间后所做的事情有以下描述：“回到科比房间后，原告拒绝了科比希望和她一起到浴盆里沐浴的要求。在互相亲吻之后，布莱恩特要求原告向他展示她背后的文身。当原告被骗转过身去之后，科比抓住她的颈部，让她难以动弹，并阻止她离开房间，撩起她的裙子，背靠着一把椅子强奸了她。”

　　听了这样的描述，很难令人相信科比对原告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因为即使原告真的因为偶然遇到心仪的大明星而被冲昏头脑，在拒绝了科比“鸳鸯浴”的要求之后，也应该清醒到为自己接下来的行为负责的程度了。在那种情况下，科比的用心已经昭然若揭，而原告并没有立刻离开科比的房间，而是和科比亲吻并同意向他展示后背上的文身。原告如此大胆的挑逗，事后要使人相信她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痛不欲生地被迫和科比发生性行为的，这恐怕是件难度不小的事情。

　　疑点三原告真的说“不”了？

　　据原告的供词，科比对原告实施了历时5分钟的攻击，原告在这一过程中曾至少两次对科比大声说“不”，并且痛苦得放声大哭。

　　而温特在昨天听证会上的陈述使原告的以上证词变得非常不可信。温特昨天介绍了上周控方没有提及的证据——事发当晚一名酒店审计员给警方的声明，这名审计员是当时酒店第一位看到原告走出科比房间的人。这名审计员致信警方，说当原告回到前台的时候，她看到了这位女子。

　　“当晚审计员在信中说，‘原告当时看上去或听上去并没有任何问题’，”温特说。

　　温特还承认，当他在事发后一天同原告见面进行取证时，原告女子并没有告诉他她对科比说“不”的事实。

　　“我问原告为什么她没有对科比先生说‘不’，”温特在他的报告中写道。

　　然而温特却在上周的听证会证实，原告告诉他她对科比再三说“不”，科比还强迫她转过身来面对他，再次说“不”不会泄露此事　。

　　疑点四原告身上的伤是谁造成的？

　　当轮到辩方对负责对此案进行调查的侦探提问时，科比的律师首先指出：“这是一个基本建立在谣言之上的案子，非常少见。”

　　接着科比的律师毫不费力就让侦探温特承认，原告当晚所穿的黄色内裤第二天经过医院的检验后发现了来自另外一个男人的精液以及白人的阴部毛发。

　　温特说，原告告诉他，她与另外一个男人在事发前一日在自愿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并且使用了避孕套，印证了此前辩方暗示她在遭遇科比之前曾和其他人有过性行为的事实。

　　温特还说，来自原告的两条内裤均进行了检测，一条为事发当晚所穿，另外一条则为第二天到医院接受检查时所穿。温特说，第二条内裤上有血液和精液。

　　当科比的律师质问温特第二条内裤上的精液是否属于科比时，温特表示原告抵达医院时所穿的内裤上有另外一个男人的精液，而这些精液不是科比先生的。

　　科比的律师曾暗示在原告接受检查中发现的受伤处可能源于多次性交行为，这也是上周听证会争论的焦点。再加上温特的陈述，所以科比的律师指出，对内衣裤检测的结果为证明科比的清白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对此，洛杉矶洛约拉法律学院的教授斯坦·高德曼表示，这一争论可能对公众带来更大的影响和冲击。

　　“辩方不放过这一细节，更是出于影响公众而非法庭的考虑，”高德曼说，“它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对于控方来说，它在公众中的负面影响比它的法律价值意义更为重大。”冯爱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