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芝加哥

　　1、“失业后，我必须要在NBA找饭碗”

　　经过了在CBA和波多黎各的四年执教生涯后，我决定离开，于是我辞职，并且断绝了和那里的一切联系。我对自己今后的去向也没有明确的想法，心想也许自己能走上别的道路。 说句实话，我对未来毫无所知。我期待着生活能为我打开别的大门，我或许应该回到学校，去拿一个法律学位。也许，我又要投入到健身俱乐部的工作中。但无论怎么样，我都有一种信心：生活总会有转机的，总有一些事情会发生。

　　1987年6月，我参加了NBA在芝加哥举行的选秀前训练营，这对那些还没有工作的教练和球探来说，也是一个求职的良机，因为有很多球队的总经理和管理层人物在那里出现。当时，纽约尼克斯的教练职位空缺，他们就在芝加哥面试了我。之后，我整个夏天都在蒙大拿等待尼克斯的电话，可最后他们选中的是里克·皮蒂诺。

　　我给克劳斯打了电话，问他公牛是否需要一个临时的球探来帮助他们做东部球队的资料。“不，”他回答道，“我的教练组能够做球探所有能做的事情。”不过一周后，当公牛训练营开始的时候，克劳斯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对做一名公牛助理教练感兴趣。

　　我当时大吃一惊：克劳斯早在1985年就表示出了邀请我担任公牛助理教练的兴趣，当时的主教练是斯汤·阿尔巴克。那个时候，接到邀请的我去芝加哥面试，我的打扮完全是一副热带草原的风格：穿着体育运动衫，短裤，头上还带着美丽的草帽，草帽上插着蓝色的羽毛。阿尔巴克看到我这副打扮，马上咆哮了起来。我知道我永远不会有这份工作了。后来媒体分析说，是因为不庄重的穿着使我失去了这份工作，但真正的原因是克劳斯刚刚否定了阿尔巴克提名的一名助理教练，现在他马上还击，对克劳斯提名的我进行了否定。他们在玩着以牙还牙的游戏。

　　所以这次克劳斯打电话给我时，我非常吃惊，怎么会又选择了我呢。但我也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我想继续留在篮球圈，那么我只有接受这份邀请。并且，我在CBA(大陆篮球联盟)那几年做的准备使我自信自己的执教水平上了一个台阶。这一次，我可没敢像上次那样的打扮，我刮了胡子光了脸，穿了外套，还打上了领带，去芝加哥面试。

　　我在CBA的四年，年薪从来没有超过5万美元。失业后，我必须要进入NBA工作，我虽然有一些积蓄，但是我有四个孩子，他们再过6到10年都要上大学，这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必须要到NBA工作，要么就去找一份薪水丰厚的工作，否则无法养家糊口。在接到克劳斯的面试邀请后，我和妻子简兴奋地讨论如果进入NBA将会是一番如何诱人的画面——我会拿到很多钱，家里的经济状况会大大好转，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奢侈的消费，我们的孩子将来上大学也有了保障，我们的家庭还会保持一些良好的价值观。于是，我欣然同意去芝加哥面试……

　　在我从芝加哥返回来的第四天，克劳斯打电话给我表示我被录取了，不过我必须要马上赶到芝加哥开始工作。孩子们已经上学了，简也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于是我一个人安心地离开家去芝加哥。在离开家的时候，我感到欣慰，我的家庭终于有了一份保障。我感谢上帝，我又有了一次机会。

　　2、“我宁愿选择有着最光明前途的球队——芝加哥公牛队”

　　这次还是克劳斯问我是愿意执教公牛队呢，还是尼克斯队。我回答说：“我认为纽约能够赢得一次总冠军，我也认为公牛能够赢得很多次总冠军。如果决定权在我，我宁愿选择有着最光明前途的球队——芝加哥公牛队。”

　　大约两个礼拜后，也就是1989年选秀刚刚过去的时间，公牛宣布解聘道格·科林斯。在几天之内，克劳斯多次打电话给我。最后一次，他知道我正在参加一场舞会，告诉我回电话一定要找个“安全的电话”。我开着摩托车到了最近的城镇，我通过一个付费电话打电话给他。原来是公牛正式任命我为球队的主教练，这也是克劳斯要我找一个“安全电话”的原因。

　　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明显提升的巨大喜悦，也有了一种紧迫感，我要好好保护自己，好好开始自己的生活。于是，在回家的路上，我开摩托车的速度比以往慢了许多，我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当有人向球队的老板雷因斯多夫询问他们为什么会用我时，他这样回答：“道格的工作做得不错，他使公牛队从B晋升到A，但是我们认为菲尔能够使我们获得一个总冠军。”

　　克劳斯和我商量我工作的具体责任是什么。我可以控制客场比赛的行程，我和克劳斯联合决定球队的人事变动，尽管克劳斯鼓励我留下现有的助理教练，但是他还是给了我任用助理教练的权力，当时我推荐任命吉姆·克莱门斯担任助理教练。并且，球队用什么样的战术体系也由我说了算。毫无疑问，我将选择的是三角进攻，我长期以来一直追求的东西。

　　情定洛杉矶1、“我决定既不接受网队安排的职位，也不打算去尼克斯那里”

　　1998年，在44年连续不断地参与篮球比赛之后，我决定歇一歇。在公牛拿了6个总冠军戒指之后，我暂时“退休”。从一定程度上讲，紧接着一个赛季的“停工”对我有好处，我需要与比赛隔离一段时间。我当时不知道是否我会重回篮球比赛中去。

　　在1999年的3月，网队和我进行了接触，他们要求我出山接替后来被解雇的网队主教练卡利帕里。网队当时的管理层有好几个有意思的设想，显示了他们力图建设一支新球队的决心。他们建了新的训练设施和行政办公室，正在通向一流组织的路上。虽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他们全心全意要把网队建设为社区的重要一部分。很显然，他们想要我介入到球队的日常管理，要么是主教练，要么就是总经理或者主管篮球事务的副总裁。

　　然后在1999年的4月，尼克斯的大卫·切克茨找到了我，向我阐述尼克斯的状况。当时，常规赛离结束还只有10天的时间，看上去这支球队已经无望杀入季后赛。总经理格伦费尔德在此之前的两个礼拜已经被解雇，俱乐部显得乱七八糟。切克茨告诉我，一旦这个糟糕的赛季结束，尼克斯就要朝另一个新的方向努力。他没有作什么承诺，也没有说要给我什么工作，但他说这个赛季后，允许他届时向我提一个“请求”。

　　我为他的提前想法致谢，就在我和他结束谈话之前，我告诉他一段话：“如果尼克斯本赛季最终进了季后赛，那么他们完全拥有能够击败热队的球员组合。我这么有信心判断是因为你们组建这支队伍就是冲着打败热队而来。如果你们真的打败了热队，在东部也没有其他什么像样的球队，于是你们的赛季可能直到6月都不会结束。”

　　后来，我说的话非常灵验地发生了——尼克斯杀入总决赛，然后在五场决赛中败给了圣安东尼奥马刺。

　　就在和切克茨会面不久之后，我决定既不接受网队安排的职位，也不打算去尼克斯那里发展。我做这个决定，更多的是因为直觉而不是逻辑。

　　2、“那个时候，我没有意识到会成为洛杉矶湖人下个赛季的主教练”

　　1999年，我在NBA季后赛的时候离开了芝加哥，湖人当时正在他们的大西部论坛体育馆和马刺鏖战。

　　我在汽车的收音机上收听了这场比赛。马刺打得很好，他们一直用两个人夹击沙克。湖人的前景看来很灰暗。中场的时间我在衣阿华州克林顿的一处酒吧停车，去看NBA选秀的抽彩排位直播。我坐在一张桌子的后面，这时电视里的主持人宣布抽中第一位选秀权的是芝加哥公牛队。电视里，公牛队总经理杰里.克劳斯挥舞起他的胖胖的小拳头庆贺，这个镜头使我放声大笑。我的这个举动是一个错误，因为酒吧里的每一个人都回过头来看我，看是哪个家伙在酒吧里制造出那么大的噪音。当然，他们认出了我。当克劳斯正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很多人纷纷给我买啤酒，我想这些啤酒够我喝一个月的了，然后他们急忙回家带上他们的孩子和公牛的纪念品，想和我合影或者签名。我在湖人与马刺的下半场比赛开始前，偷偷地溜了出去。

　　接下来的一天，我到了Laramie，找了一处汽车旅馆后马上在电视上搜索频道，找到了湖人和马刺系列赛的第四场比赛，当时比赛已经打到第四节的末段。洛杉矶又碰上了一次季后赛的灾难，他们被马刺4比0横扫出局。道格·科林斯正在NBC里做着解说，他不断地在谈论湖人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位成就不足者，他们一次又一次是如何从别人的热望中化为泡影的。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我会成为洛杉矶湖人下个赛季的主教练。

　　我在Pebble海滩呆了三天，然后又驱车1500英里赶回蒙大拿。途中我停车去看了我92岁的老妈妈，她住在一所退休公寓里，我的父亲在1980年就去世。妈妈生活得很简单，她还活着让我觉得很感动。让我奇怪的是，她从来都不问我关于简的事情。在她这个岁数，她只对在她面前存在的东西有所反映，她不能看见的东西就不存在。

　　3、“嘿！你是菲尔·杰克逊，你要成为湖人下一任主教练，这是真的吗？”

　　1999年6月，我回到蒙大拿，我接到了我的经纪人托德·马什格打来的电话。湖人队已经和他进行了接触，想和我们开始谈话。这一次，我有点心动，在这个时候执教湖人也许是正确时间里的正确决定。并且，我现在是以“单身汉”的身份生活，回到NBA工作比以往更有吸引力。我告诉托德继续这种局面，准备和湖人谈判。

　　几天以后，我和自己两个儿子查理和本去阿拉斯加进行钓鱼旅行。这是一个很多年前就计划好的旅行，但是因为公牛一次又一次地进入总决赛而不得不连续搁浅。但是现在，我没有再指挥NBA的总决赛，儿子都已经19岁了，没有什么再能阻挡我们的计划。我们玩得非常开心，对于我和孩子们来讲，这是一段美好的经历。也许，我并没有失去我的整个家庭。

　　在阿拉斯加，我完全和一种所谓的“文明”隔绝，但是如果有什么紧急状况也可以通过电话找到我。无论如何，我相信托德都能在评估各种湖人情况后作出正确的决定。

　　当还在阿拉斯加的时候，我发现这里的人们对于他们的篮球队非常着迷。更让人惊奇的是，他们的球队打所有的客场比赛都是坐社区专用的飞机去比赛，拉拉队的球迷也能享受到这一待遇。我们旅程的最后一天，就在我们离开河边后，我们路过了一个小村庄，一个穿着公牛球衣的小男孩跑了过来，对我说：“嘿！你是菲尔.杰克逊，你要成为湖人下一任主教练，这是真的吗？”我问他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小男孩指了他家里房子上的卫星天线，“ESPN说的，我想它说得没错。”我听后大笑。小男孩赶忙跑进村里带回了一帮小哥们，我给他们的每一个人都签了名。

　　在被正式宣布为湖人主教练之后，我来到了洛杉矶，就在这时，在加州长滩有一个新人和自由球员参加的夏季联赛开始。我得以有机会看看湖人的训练课程，正好是一个发现谁能适应和谁不能适应三角进攻的机会。

　　4、“冠军其实就在我们的内心中”

　　比赛开始不久，当沙克碰到那种故意的、毫无顾忌的犯规，总是显得愤怒，他会推搡他的防守者，结果吃了一个技术犯规。他再得一个技术犯规就意味着将被驱逐出场。

　　这场比赛还剩下最后9分钟的时候，我们落后8分。这时，我们拥有控球权，沙克收到一个传球，当他开始投篮的准备动作时，结果再次被对手“攻击”。这次犯规的是杰梅因·奥尼尔，沙克气坏了，直接就把皮球望他的脸上扔。立刻，裁判吹了一个技术犯规，沙克被罚出场。使局面更糟的是，裁判认为沙克当时并没有开始投篮，所以连两个安慰性的罚球机会也没有判给我们。沙克下去之后，波特兰用他们7英尺3英寸的中锋阿维达斯·萨博尼斯来冲击我们，我们对此没有任何办法。

　　于是，比赛输了。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波特兰开拓者将是我们1999-2000赛季的一个麻烦球队。他们有身高，板凳深度厚，他们有能力展开复杂的进攻战术。

　　这是我们赛季初遇到的最大困难，但是在打过开拓者之后，出人意料的是，我们打得越来越顺。从总体上说，我对自己的第一个赛季感到满意，我们在常规赛赢得了67场比赛。我们证明能够适应三角进攻，能够在外线投得更好，能够拥有一个比赛季之初做得很好的、拥有高度责任感的团队，能够去争取总冠军。

　　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2000年的6月，我们在总决赛中打败了印地安纳步行者，获得了总冠军。这支球队使我相信冠军其实就在我们的内心中，只要我们把握得好，就能够获得总冠军。

　　婚姻危机1、“我和妻子的婚姻一直在挣扎之中”

　　即使在那段“退休时间”，我和我的家庭关系仍然很紧张，这让我非常沮丧。我和妻子简的婚姻在前两年一直陷入挣扎之中，我们不得不找婚姻指导来指导我们如何修复婚姻关系。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我将来再次投入到NBA的想法给我和简之间的关系带来了紧张。我们一直在辩争为什么我需要重新介入到NBA的理由。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简感觉我不能为她和我们的家庭作出努力，因为我的职业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我的观点是我需要做些什么来使我过上有目标的生活，使我竞争的天性得以满足。我感觉执教是我的天赋，如果我不能回到NBA，我就把上帝赋予我的才能掩藏了。

　　我理解我妻子简想过一种更为隐私生活的愿望。作为一名NBA名人的妻子，除了表面上的浮华功利，除了可以接触一些高层人物进入主流生活圈子之外，作为一名NBA主教练或者球员的妻子并不吸引人。一个NBA赛季能对你造成很大的压力，并且有6到8个月的生活由篮球完全主宰你，决定你生活的一切，你的生活伙伴不得不接受这么长时间离开你的现实。还有，一名NBA妻子还要忍受球迷和媒体带来的冷遇和漠视。

　　冷遇和漠视？真的吗？在一个所谓的家庭采访前，电视镜头通常会对准一名球员和他的妻子，然后就会聚焦在这名球员的身上而完全忽视他的妻子。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完全是一个陪衬。简就经常处于类似的境地。当我们一齐出现在餐馆、剧院或者其他公开场合时，球迷和媒体完全把注意力放在我一个人的身上，简显得不知所措。对于我和简来说，如果我们离开家就没有我们的隐私生活，除非我们在蒙大拿或者到国外旅游。

　　还在尼克斯打球的时候，我和简就不得不解决这样的困扰，后来我在公牛的成功加剧了这个问题。公众对公牛成功的兴趣非常大，越来越使简感觉难以进入一种比较隐私的个人生活。就在我在公牛执教的最后一个赛季，问题激化了，当时我们的孩子要么外出上大学，要么已经开始他们的工作。

　　随着我在路上时间呆得越来越多，更加把时间和精力放在篮球上，我们的家就像一个越来越空的窝。简有社会工作的学士学位，在芝加哥做了三年的社会工作。那段时间，她的工作正好结束，她正在考虑如何度过生命中剩下来的时间，她的下一个工作是否还要被我的职业声名所累。为了享受到她自己自由生活的乐趣，简已经开始独自旅行，已经不再和我在一起住。

　　2、“我希望我永远不要在离婚的协议上签名”

　　一天晚上，就在我准备告诉简我对尼克斯或者网邀约的态度前，简要求我离开伍德斯托克，给她自由的生活空间，让她过上属于自己的生活。

　　这导致了又一轮的婚姻危机，那天晚上我们俩的谈话一直到凌晨。简感觉我们之间的个人差距越来越大，以至于双方找不到一个互相尊重的空间。她喜欢旅行，珍视新的经历。她说她看到我被自己的声名羁绊，每一天那么劳累地生活——完全成为我自己过去的一名奴隶！她的生活哲学是完全自由地生活，自由地表达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她感觉现在的我聪明地抛弃了感情，而这以往恰恰是我的一个弱点，因为我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

　　简的许多观点让我感到无比沮丧。25年来，她一直是我的最好朋友，我的最好伴侣，但现在我居然没有办法接近她。我感到彻骨的痛苦，我似乎感觉到我有可能要失去整个家庭。

　　1999年5月，简和我正式分居。我去西海岸完成答应好的最后一次演说任务，然后去蒙大拿，而她仍然留在纽约。这是一段对于我们来说感情脆弱的时期。我还要去做一个竞选演说，于是我驱车去加州的Pebble海滩，那是一段孤独的体验，但也是一种自由的感觉。我想这次旅行，是一段桥梁——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即将完结，又一个部分即将开始。

　　1999年的9月，考虑到简的情况，以及我还要继续我自己的生活，我在这个月底提出了离婚。与此同时，我希望我永远不要在离婚的协议上签名。也许，未来的几个月我们还有和好的可能性呢。我非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