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花队里有一个大牌球星，他叫祁宏。关于他和米卢的关系、他有没有女朋友、甚至他收集了多少张碟片，似乎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如果说他还担负着申花队党支部组织委员这一神圣的工作，想必就没几个球迷知道了。

　　祁宏在最近的一次党组织生活上这样说：“我感觉今年的申花是气氛最好、机遇最好的一年，这就像中国现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我作为党员一定要起到带头作用，把握好这个机遇，一步一个脚印地，把今年的联赛冠军给拿下来！”

　　 成绩出自党支部

　　申花队在职业联赛历史上创下了很多“第一”，但有一个“第一”是最令“老板”郁知非骄傲的：申花队在甲A诸侯中，第一个成立了党支部！

　　1994年11月24日，申花俱乐部在香港城开了个足球研讨会，邀请各界总结第一年职业联赛的得失。当时的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良宇就引用了毛主席在三湾改编上说的“党支部要建立在连队上”的话，他掷地有声地说：“你们球衣上印有上海两字，就要对上海人民负责，不能光讲钱。荣誉是第一的，但荣誉是钱买不来的。球队在管理上必须严，要成立党支部，要有精神支柱！”

　　于是在第二年年初，俱乐部向全国公开招聘了领队之后，立即成立了党支部，当时队里的党员有6个人：董事长郁知非、主教练徐根宝、教练桑廷良和顾兆年、领队邹忠伟、队员朱炯。

　　朱炯是一个都快要被上海球迷遗忘的名字，而他正是申花队里最早的球员党员。1992年，年仅19岁的朱炯就在上海二队入了党，他超出同龄人的思想境界在当时的运动队里是很难得的。球迷们不应该忘记，1995年申花最终能夺得联赛冠军，功劳簿上就应该有这位朴实无华的“工兵式”人物的重要一笔；球迷们更不应该忘记，1996年当申花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正是这名共产党员带伤坚持上阵，以致伤势加重，最终他不得不告别了足球场。

　　现在的朱炯正在做申花足球学校的筹备工作，郁知非透露：“朱炯作为申花队里的一名共产党员，向来严格要求自己，离开球场后也非常好学，所以俱乐部决定明年送他到欧洲去进修，一边攻读科隆体育学院学位，一边到拜仁这样的大牌俱乐部实习，将来可以发挥他更大的作用。”

　　那一年许多球员也在队里党员的帮助下积极要求上进，全队掀起了向党员学习的高潮，范志毅、成耀东、吴兵、申思、祁宏等不少队员都打了入党申请书。思想上过了关，球队成绩也在积分榜上遥遥领先。联赛还剩下9轮的时候，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龚学平就看到了冠军的希望，他这么评价：“我们能够取得好成绩，关键是在队里成立了党支部，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管理很严格。”

　　经过长时间的考察，申花队党支部在打足协杯决赛的前夜，发展了吴兵和祁宏两名球员入党。入党介绍人桑廷良评价吴兵是“一个很有正气的人”，评价祁宏是“一个处处自觉、处处带头的人”。祁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很深情：“我是在南京宣誓的，也算战地火线入党了。”

　　那年申花队夺冠之后，陈良宇同志说了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足球队建立了党支部，使球队充满正气，打硬仗就需要压倒邪气的正气。”

　　 坚决抵制“法轮功”

　　几年来，申花队党支部一直坚持发挥着球队核心作用，从周俊伟到戴春华，再从戴春华到贾秀全，这些老党员都在申花队的党建工作中倾注了心血，而今年的接力棒传到了领队秋鸣手中。秋鸣已经是一位有着15年党龄的老党员了，他在延边踢球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总觉得人一定要有一个信念，我在国外看到很多人有基督教、佛教的信仰，而我坚信中国共产党。”秋鸣的党性看来是很过硬的，他说，“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没有共产党，中国什么事都办不成，就说是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吧，也是中国共产党办起来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职业联赛。”

　　今年的申花队里，除了总经理郁知非和主力队员祁宏，领队秋鸣、医生宋苏宁、翻译郭志家、年轻队员邓蓬鹏和罗潇都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他们正好分别在球队中担任不同的角色，所以能够在各个方面起到作为党员的作用。

　　邓蓬鹏和罗潇都是秋鸣在巴西带申花少年队时发展的年轻党员，其中罗潇已经回到巴西继续学习了。有意思的是，当了解到两名小队员都已经是党员的时候，许多申花老队员都颇受震动，于是他们在对自己的要求上比往年更严了。

　　“我们从海埂起就坚持过组织生活，当时学习‘三讲’和‘三个代表’精神，学完再开扩大会议，把精神传达到队里每一个人。”秋鸣介绍说。经过选举，秋鸣担任党支部书记，宋苏宁为党支部副书记，祁宏为党支部组织委员，罗潇为党支部宣传委员，罗潇走后，宣传委员由宋苏宁兼任。

　　在澳洲集训时，总经理郁知非作为资格最老的党员，很快发现了新的情况，原来，在澳大利亚有不少人在推销“法轮功”。“当时我感到责任重大，申花队代表着大上海和全中国的形象，在反对邪教‘法轮功’上，必须是旗帜鲜明的。”郁知非和党组织商量后，接连召开了好几次组织生活和扩大会，要求全队从政治的高度去认识“法轮功”的邪教性质，他还特意找来人民日报海外版让全队学习。

　　今年联赛开始前，申花队党支部又过了一次组织生活，要求党员必须在联赛开始前统一思想，为克服一个赛季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作好准备，要在球队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联赛期间，组织生活基本上坚持做到了一个月过两次，但由于赛事繁忙，具体日期并没有确定下来。最近宋苏宁党员就提出，还是确定日期比较好，这样可以把在球队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在组织生活上讨论解决。

　　前天，郁知非推掉了不少工作，又来到球队和党员过组织生活。他在会上提出了三点让大家讨论：“第一个问题，现在联赛打到11轮，最近取得六连胜，成绩比较好，在这种时候，我们党员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第二个问题，文汇报上有一篇《缓称霸》的文章，写的是我们球队在现阶段思想工作方面要注意的问题，可不可以拿到全体大会上学一学？第三个问题，金德出的事情，我们该怎么认识？小事不注意，就要酿出大事。”

　　这三点，都紧密结合着当前实际，党员的思想统一了，接着秋鸣就召集全队开会，把组织生活上的要求传达下去，使全队都在这些实际问题面前找到方向，敲响警钟。申花队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抓着思想工作，党支部在技战术训练的背后，发挥着稳定军心的重要作用。

　　 党委书记郁知非

　　“作为党员，党给了我很多荣誉，全国劳动模范、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优秀党员、上海市‘五一’奖章获得者……但我这个老党委书记，在现阶段，还是遇到了不少新问题啊！”郁知非成为申花足球俱乐部总经理之前，是一名优秀企业家，在申花集团，他集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于一身。“这几年通过实践工作，我慢慢体会到，在一个企业做党的工作，和在一个球队做党的工作，是有区别的。以前在企业我更多的是发号施令，因为有一层一层的组织，更多地是联系工会，解决问题。而在球队中，更多工作需要从小事做起，要身先士卒地从我做起，在足球圈里要是不带头，球员还会有好样子吗？”郁知非一直在总结经验，职业足球俱乐部里党的工作该如何最有效地开展，这是一个以往没有遇到过的新课题。

　　郁知非认识到，教练和球员在发挥党员作用时，更多地要靠在训练和比赛中体现出来，而作为俱乐部党支部，一方面是在学习和研究方针政策上，另一方面就是要做好每一件细微的后勤工作。每次申花队客场比赛，俱乐部人员都早早地把菜单传到对方酒店，并有专人检查用水问题，睡觉是否安稳等等。郁知非在管理上有一句口头禅，叫做“润物细无声”，他说党员发挥作用光喊口号不行，要做小事，要科学地周到地做每一件小事，因为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最终大大影响一支球队的状况。

　　郁知非告诉全体队员，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约束自己，平时小事不注意，平时放纵自己，迟早要出大事，金德球员命案就是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申花青年队已经先于一线队开会学习了这个教材，郁知非说：“我们青年队的队员和他们犯事的几个都是一个年龄段的，而我们队员都是老老实实的，跟他们差别太大了。说实话，抓了思想工作，我们梯队建设也上去了，从我的经验看，思想上不去，苗子也出不来！”

　　今年，申花俱乐部提出要重塑形象，找准定位，并成立了一个重塑品牌的委员会，要把一支俱乐部的整体形象用制度化的方式推广出去，这么一个大的决策，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个足球俱乐部做过。现在申花俱乐部党支部的党员们，已经带头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把很多具体的要求都规范化并编辑成册，下个月第一分册就要出来，是基本要素部分，里面甚至包括球队每个人的谈吐、着装等最细节的东西。年底还要推出行为规范部分的分册，里面包括球员对各种类型的球迷的态度等等。这样，申花俱乐部就从制度上保证了能够成为一个走向世界的体育品牌。

　　郁知非说：“思想工作是理性的，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所以我们还向国家队建议，现在不仅仅是要为球员服务，不能让球员个体养成骄娇之气，而应该把工作做到为球队服务、按科学服务上，从而再提倡球员为社会服务。”

　　 个人利益要牺牲

　　申花队的思想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让一个大牌球星“脱胎换骨”，那就是曲圣卿。曲圣卿刚到上海的时候，决心很大，准备干一番大事业，这当然是好的。但他在辽宁养成了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在踢球的技术风格上也存在问题。为此，主教练佩特没少骂他，有一次狠狠地反问他：“你准备过了对方11个人再自己把球射进去吗？”

　　申花队党支部为此专门研究了曲圣卿的情况，决定一方面在生活上关心他，让他融入上海球队的氛围中，改掉过去在辽宁时那种“江湖老大”的习气；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向他强调整体观念，告诉他一个人的能力只有融入整体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半年不到，曲圣卿的变化非常大，不仅球场上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场外谈吐方面都有很大提高，主动把功劳都让给队友、让给教练。

　　秋鸣说：“今年，我们要求党员把‘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做出来，起到表率的作用，同时，就可以向非党员同志提出‘牺牲个人利益’的要求。”一支球队是一个整体，申花队在技术风格上追求整体，没有什么大牌球星，同时在指导思想上也要求队员有集体主义观念，要维护集体利益，放弃个人利益，这样才可能获得丰收。

　　庞利是申花队的一个替补队员，前些天他向郁知非提出要在8月25日结婚了，能不能请个假，那时也正好是联赛休战期。郁知非和队里一商量，告诉他最好不要请假，能不能把婚期改一下，为了集体的需要。庞利当即说：“队里需要是第一位的，我改婚期。”虽然很麻烦，庞利还是把婚期改到了7月28日，放在了申花队全体放假期间。秋鸣对庞利这种牺牲个人利益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8月份我们要集训，要打‘上青天’杯的比赛，庞利虽然是替补队员，但他也是我们全队的一分子，他如果要请假，就会影响到全队的训练要求。在这种形势面前，庞利就放弃了个人利益，维护了集体利益，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秋鸣作为领队深切地感到，正是每一个申花队的成员做到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使得今年全队在凝聚力上表现得很强，打出了不少硬仗。原先可能出现的各种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基本没有了，全队团结得有一股劲，牢牢地把球队推向胜利。

　　“以前足球队里很少强调这个党支部的作用，而申花队老总抓得特别紧，我现在才感觉到，党支部的作用是很大的，让整个队都有了正气，正气在足球队里多么重要啊。”秋鸣感慨地说。

　　 关键时刻站出来

　　宋苏宁是留学美国的医学博士，他在国外学习了11年，也中断了过党员组织生活，回国后他恢复了过组织生活，他说：“我在申花队真正找到了发挥我作为一名党员的作用！”

　　宋医生回国后先是在深圳平安队工作了半年，来到申花队后，他有了一个比较强烈的对比。他说：“申花队是一支工作环境好、尊重科学的球队，在领导和教练的支持下，让我敢于提出我的很多专业上的想法，对球队也就能起到比较好的作用。”

　　在最近的一次组织生活上，其他几个党员都一致表扬了宋医生在一个原则问题上能起到一名党员应该起到的作用，郁知非说：“宋医生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承担责任。”

　　在到成都打客场比赛的时候，当时申花队全体来到托普集团参观，托普准备了很多美食招待，就在申花队员纷纷准备“解馋”的时候，宋医生果断提出“不能吃”！宋医生表示球员和一般人不一样，赛前饮食有很多限制，否则将大大影响比赛时的发挥。俱乐部听取了他的意见，没有允许队员们吃任何一样东西。

　　宋医生说：“在国家队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利用联赛间歇期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营养计划，后来和另两个医生、中方教练一起开会讨论通过，就申花队赛前、赛中和赛后的饮食作了一个制度上的规定，甚至细到赛前两小时、一小时、五分钟分别可以喝什么样的饮料。我想只有这样，我这个随队医生才算尽职了。”

　　申花队的球员党员祁宏和邓蓬鹏有着繁重的训练和比赛任务，但他们时刻不忘自己作为党员的责任。以前祁宏是个“乖孩子”，把自己管住就行了，但现在队里朱炯和吴兵都离开了球队，他成了队员中唯一的“老”党员，党支部就要求他不仅要管好自己，还要能影响他人。郁知非对祁宏说：“你现在作用很大，很关键，别人都看着你，你要抑制自己的一些想法，也要去沟通队友的思想，包括在国家队也是一样。”

　　祁宏则盼望着在申花队里发展更多的党员，他常常以他自己的例子去影响队友，帮助队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邓蓬鹏虽然年纪小，但他说出来的话很实在：“我是一名小队员，所以应该抢着做那些脏活累活，也算能为老队员作一些贡献。训练上我们小队员应该比老队员更刻苦，但也不能急于求成，只有一步一步打好基础，才在将来有机会像祁宏他们一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年轻队员刚到队里来，也比较容易违反纪律，邓蓬鹏也被要求去影响其他年轻队员，发挥骨干作用。

　　申花队里还有一名“年轻”党员，那就是1997年才入党的翻译郭志家。老郭是在国际广播电台当记者时才入的党，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任劳任怨，踏实工作。无论圈内圈外，每个人对老郭的评价都是“好人”两个字，因为无论谁找他帮忙，他总是会尽力。郁知非说：“有这么一个党员当好翻译，我是一百个放心。”

　　申花队里的党员们，就这样默默地发挥着骨干的作用；在美妙进球的刹那，谁又会想到他们在背后所发扬的无私奉献精神？

　　 不要穷得只剩钱

　　几年来申花队已经养成了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习惯，那就是赛前看电影、喝咖啡。但千万别小看了这些训练和比赛场外的学问，从某种程度上说，上海球员之所以被认为是全国球员中素质最高的代表，是和这些场外潜移默化的熏陶分不开的。

　　“我搞足球那么多年，深刻体会到足球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在足球事业上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今年我们俱乐部就提出要赋予申花足球更多的文化内涵。”郁知非明白，足球绝不仅仅是足球本身，他也坦言，申花足球能有今天，离不开上海的文化氛围。

　　赛前看电影，是很受队员们欢迎的，常常一场电影看下来，队员之间可以谈论一个星期。有一次去看了一部有关塞尔维亚种族问题的电影，就引发了队员们的极大兴趣，大大有助于队员在思想意识上理解三位塞尔维亚教练。还有好几次，全队开到影城，发现所有电影都已经看过了，以至于后来影城凡是一来新的片子，就会马上通知申花队。

　　申花队员们素质慢慢提高了，对自己的要求也提高了。现在喝咖啡的时候，打牌的越来越少，悄悄拿出英语书学习的越来越多。队长申思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乐意出席很多公益活动，代表申花展现形象。最近他又告诉郁知非，他已经到复旦大学报名读书了，希望晚上能够放他去上课。郁知非真的很开心，答应得非常痛快。

　　郁知非曾经在一次大会上说：“你们要心里有数，别到头来，穷得只剩下钞票了！文章写不来，说话也说不来，那能叫一个完整的人吗？”申花队不少队员都记住了这两句话。现在一些队员也都纷纷报考大学，而足球重点学校同济大学、东华大学、复旦大学等也都很欢迎申花队的球员，就连附近的鞍山中学等也来吸纳申花青年队的队员。

　　给球员一个更好的出路，让球员不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运动机器，是申花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落脚点，也只有在这方面做好了，球队的建设和球队的成绩才会走向良性循环。而要做好这两方面的最根本因素，正是申花队每个人在思想觉悟上的提高。

　　可喜的是，在今年申花队成绩一路叫好的同时，申花队里不少人又打了入党申请书，积极要求向党组织靠拢。教练吴金贵、队长申思等人都得到党支部的好评。中国足协正巧最近也给各个俱乐部发来传真，要求他们汇报国脚平时在俱乐部里政治思想上的要求，看看有没有政治上成熟的国脚可以培养和发展。

　　申思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一个有争议的球员，但今年他当上了申花队的队长，在国家队里也发挥了骨干的作用，场内场外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他很珍惜向党组织靠拢的机会：“我在申花队里一共打了三份入党申请书，我希望能够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相信我一定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在申花队和国家队都竭尽全力，目标和广大球迷一致，就是冠军和出线，两个我都要！”

　　从申思身上就可以看出，在通往新世纪冠军的道路上，申花队正在企盼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与其他国内足球俱乐部队长期没有党支部建制、甚至没有一个共产党员的现状相比，申花无疑走在了中国足球的前列。(本报记者 杜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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