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延边将整体出售敖东队的消息大约在半个月前传出，它让人感到震惊的同时，更多的还是悯伤。延边州政府所在地延吉是一个享誉全国的足球小城，全城30万人几乎都把周日的足球比赛看作是节日，把敖东队看作是盘桓在自己膝下七年的孩子，然而如今因为贫穷，这个孩子将被抱养到遥远的南方……

　　交易就要在这两天谈妥，一出中国足球界罕见而独特的悲剧即将上演。怀着沉重的心情，本报特派记者奔赴边陲小城，走进这场出售风波的中心，向球迷朋友们作以本次特别的报道。无处容身

　　一听说要到韩信公寓，司机张口就要十块钱，那地方太远了，都到郊区了，去那里干什么？“韩信公寓就是延边足球俱乐部的办公地点，五年了俱乐部在那个地方就没挪过窝。”

　　终于到了，这是一幢五层高的灰色小楼，门口挂满了各种朝语写的标牌。小小一幢楼，有房地产开发公司、远航实业公司，还有自治州民营经济委员会，记者找了很长时间，才在门上方看到一块锈迹斑斑的牌匾，延边足球俱乐部与这些单位同楼办公。

　　一进楼门，左面贴了俱乐部的标识，但进去一看才知道是球队的食堂，正在洗菜的大姐告诉记者：“主任在二楼，可能开会去了。”

　　二楼的一半是俱乐部的办公室，总共也就四间小屋，门都开着，看来来的很是时候。走廊的中间放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的还是1998年甲A联赛的积分榜，那年吉林敖东排在第四，没有人去换它，是没有心思，还是怀念历史？

　　上楼下楼的人都很热心，但一听说是报社的，都笑着走开了。金辉是俱乐部主任，这里没有总经理或副总经理，因为俱乐部一共才十个人，主任就是最高领导了。金辉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的212房间，当记者推开那扇虚掩的门时，金辉感到很吃惊：“记者都追到这儿啦？”

　　从金辉的口中，记者听得最多的就是囊中羞涩的无奈：“就这办公条件，我已经很满意了，但房子是租的，到年底就到期了，到时候搬到哪儿去？”

　　甲A俱乐部中，恐怕只有延边俱乐部连自己的办公室都没有。俱乐部在这幢小楼里待了五年，一楼是运动员食堂，二楼的一半是办公室，三、四楼是运动员宿舍。这家公寓的老板是球迷，每年只是象征性地收20万的租金。但就是这20万，也令俱乐部难以支付。

　　五年的租借合同年底就要到期了，俱乐部和球队要流浪到哪儿？除了办公条件没保障，球队的训练场和训练设施也一直没有解决，在各俱乐部发展硬件的时候，延边足球还在过着一种乞讨般的生活。

　　金辉发牢骚

　　金辉是延边州政府下派的干部，年纪很轻，今年4月份才到俱乐部，因为没有钱，也没有太大的权，他的处境也很尴尬。

　　金辉的办公室虽然很大，但很简陋，除了墙上一幅与王俊生在雪地里合影的照片，再也没有别的装饰。

　　处在这样尴尬的地位，好多话金辉也不好说，他的开场白很让记者失望：“我想说三点。第一，我欢迎你来延边；第二，关于球队和俱乐部的事我只字不谈；第三，如果延边队明年还在这儿打比赛，我再与你深谈。”

　　正在记者欲起身离开时，俱乐部的一位司机进来用朝鲜语与金辉商量着什么，然后金辉对记者说：“司机要400块钱买油，都要找我要，你说难不难？”难字出口，金辉的牢骚就来了。

　　“作为延边人，说真的，我都不知道延边足球处于什么状况。计划经济再也不适应职业足球了！”金辉叹了口气：“我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延边足球青少年成绩非常好，萌芽杯、贝贝杯都夺过冠军，为什么成年队不行？还不是因为没有精力和财力！市场开发是职业足球生存之道，可在延边，这还是处女地。”

　　“球队成绩不好，如今还要卖，这不能批评政府，因为我们还要依赖政府！没有政府，我们真要失业了。在延边，有哪家企业能站起来说‘我来搞’？没有！敖东也不容易，他们的处境也很难。”

　　“出售球队的方案我们也很苦恼，我跟我的朋友喝酒，我就问：企业家都跑到哪里去了？延边所有的学校都有一块足球场，尽管很小，也很泥泞，但那也是足球的土壤呀！如果现在有谁说要来延边搞足球，那我们就不卖了！”

　　……

　　金辉的确上火，他的鼻子下长了一个很大的火疖子。但牢骚归牢骚，这个精明的年轻干部只字未提球队转让的具体细节，尽管记者故意提及敏感话题，“事情太敏感了，而且一切都没有定下来，你(指记者)只能白来一趟了！”

　　电话响起，又是催金辉去弄钱的，记者只好告别。

　　卖也有难处

　　延边记者都知道，想打听球队转让的事，找俱乐部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可能也不了解，即使了解也不敢说。要知道确切信息，惟一途径就是找延边州体委主任崔光仑，他是这起买卖的主要决策者之一。

　　延边记者同样知道，这个时候崔光仑肯定“与世隔绝”，想采访他太难了，抱着一丝希望，记者闯进了延边州体委的办公大楼。

　　很幸运，崔光仑在四楼的主任办公室，他时刻准备接听前方谈判人员的电话汇报并立即作出指示。对于记者，崔光仑有东北老乡的热情，也有一些警惕和审慎。

　　记者无意看到了崔光仑办公桌上一份《关于出售延边足球队(含甲B资格)宣传提纲》，崔光仑发现后马上将文件塞进抽屉。但“天机”即漏，随后的交谈也坦诚许多。

　　崔光仑是站在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的，体育对他来说就是政治。体育要为政治服务，要为社会服务，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就是崔光仑的开场白。

　　“敖东俱乐部现已负债900多万，这么干下去，足球成了州政府财政的包袱。”崔光仑说：“俱乐部一年投入3000万，3000万相当于延边州一个县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半。

　　谈到球迷的对抗情绪，崔光仑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敖东队最困难的时候，延边几家报社和电视台发起过球迷捐款活动，州里的五套班子也投身其中，主要领导每人都捐了几十元，但为了搞这个活动，延边足球俱乐部给组织者投入了五万元，再加上其他费用，花费了共12万元，但结果连几万块都没捐回来！“所以有人说延边州210万老百姓一人拿10块钱就能买下球队。话是这么说，但操作起来是另外一回事。”

　　没有钱就只有卖，但卖也有卖的难处。崔光仑承认有四五家企业与延边接触过，但开价却不太高，“没有办法，想卖的人太多，想买的人很少，出手很难。”

　　在记者采访的一个小时里，崔光仑接了许多电话，他的表情时而兴奋时而焦急，“谈判就是这样，一个小时的变化都非常大。”

　　告辞时，记者才看见崔光仑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幅字画??人无远虑，难成大业，这位掌管延边体育大权的老人，当晚就要飞赴北京，在延边足球出卖的契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悲观的球员们球队卖了，政府的包袱甩了，俱乐部也解脱了，球迷伤心一阵也许就淡忘了，可是那些球员，他们的未来却好似雨中的浮萍。

　　周三下午两点，记者再次来到俱乐部，发现球员们四人一伙挤在狭小的奥拓出租车上，他们自己训练去了。自从球队出卖的消息传出后，延边队就马放南山了，廉胜必和几位教练天天到州政府开会，球员也在恐慌中等待。

　　在三楼，记者“逮”住了正在换衣服去训练的郑东七，这位延边足球新生代的代表笑称自己胖了，“别的队早到南方冬训去了。我们只能自己在体育馆练练力量，也没有人管。”

　　郑东七坦言自己舍不得离开延吉，作为少数民族球员，到南方去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况且家长们也不愿意孩子离开家乡。“我也想过转会，但俱乐部不放，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在新环境中站住脚。”郑东七苦笑。

　　与郑东七同住一屋的黄东春没有来，他正闹着转会。与黄东春一样要转会的还有老将高仲勋，这些日子老高一直在家里自己练。

　　球队被转卖，许多球员面临下岗的威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替补说：“转会截止没几天了，我过去肯定要被淘汰，如果赶不上挂牌，我明年就惨了！”怀有这种心理的大有人在，他们对未来很悲观。

　　在为自己悲叹的同时，郑东七们也对延边足球的未来担心，“一队要是没有，光靠一帮小孩打天下，几十年之后才能冲回甲A？”

　　记者本想采访廉胜必，但队员说廉导开会去了，只有他那辆黑色的本田车静卧在冰雪中。

　　采访后记

　　如果不是这次出卖风波，记者不可能如此走近延边足球，对延边足球的漠视，我相信不止我一个！

　　第一次为延边队感动是在昆明海埂，身着朴素运动服的敖东队在其他队伍中显得孤单而又落寞，他们不苟言笑，仿佛农村的孩子在城市里奋斗。

　　第一次为延边足球惋惜是在今天，当我走访了延边足球的方方面面后，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呼吁：谁来拯救延边足球？

　　金辉说，企业家都到哪去了？谁要来投资，我们现在还可以不卖！

　　崔光仑说，我们企盼外地的资金，延边政府和人民只有热心支持，而不会有丝毫干预！

　　但没有谁把钱投向延边，每一个买主的首要条件都一样：要把球队安在别处。

　　延边人并不笨，他们想利用地域的优势引进韩国资金，三星和现代都曾是他们的赞助商。今年年初，韩国一家财团想买下延边队，但那个财团有着深厚的宗教和政治背景，延边方面无法去接纳。

　　职业足球玩的就是金钱，延边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钱，如何引进资金，使金钱与资源结合？这除了延边人做好筑巢引凤的工作外，投资商如何转换思维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2000万，对于某些企业算不了什么，但却能留住延边足球的大动脉。(张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