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 老彼得喜欢他，金贵重用他

　　从止园路小学到市少队，而后的市青队，作为最后一批体校制科班出身的球员，18岁的郑科伟被范九林相中，套上了蓝色的队衣，记忆里，那种蓝，蓝得很深。

　　那时的申花星光熠熠，申思、祁宏、吴承瑛、谢晖组成的四小虎正值当打之年。老江湾的训练基地场边，同一个铁丝网内，看着四小虎的意气奋发，在一边热身的郑科伟每一个动作都做得认真份足，每一次抬腿、每一个折返、争顶、抢断，常常一身是泥的爬起，心里充满了景仰……这一切都被那个常常喜欢站在球门边的男人看在眼里，他手里没有纸笔，总掐着一个秒表，眼睛观察着这片操场上每一个角落的细节，这个男人就是三年后郑科伟足球生涯中最重要伯乐——吴金贵。

　　“严格说起来，吴指导应该算我的第一个伯乐，他是位很有想法的教练。如果不是他，我也不知道后来的自己会是什么样。”提到金贵，郑科伟称之为“恩人”。

　　千里马亦需伯乐，何况乎当年人才济济的申花？朱琪走了，他穿上了18号球衣，申思走了，他成了中场重要的大将；在申花“叱咤风云”的年代，老彼得喜欢他，佩特看好他，在申花“青黄不接”的时代，吴金贵重用他。2003年，他随队捧起了末代甲A的冠军。眼看着就快“媳妇熬成婆”了，申花与联城的合并又一次让郑科伟回到了“非主流”的行列，尽管起落之间难掩涅波对他的钟情。恪守着“新朝旧臣”的定律，随着吴金贵2008年彻底地离开申花，郑科伟也被挂上了转会榜。

　　在申花，郑科伟事实上只是无限的接近那个“核心”的位置，真正令他出彩的是他和南昌八一的“第二春”。2009年初，朱炯找到了申花俱乐部带走了郁郁不得志的郑科伟，“南昌队平均年龄很小，朱指导希望我以老队员的身份能在球队里发挥出作用。”提到现在的球队，郑科伟的脸上堆满了轻松，“队内气氛特别好，很温暖，和那时在老江湾的感觉很像。”

　　2010年，伴随着球队冲超的成功，他又一次将站在中国足球的顶级赛场上，将面对他熟悉的队友，将走入他熟悉的虹口足球场，还有他熟悉的蓝魔爆发出的山呼海啸——“这也许是职业球员必须面对的，也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吧！”说这话的时候，郑科伟的眼睛里隐约能看到一抹淡淡的蓝。

　　离开 只因无法适应“新模式”

　　六岁开始踢球，屈指算来，整整23年了。和绝大多数的申花人一样，对于“申花”的情感，有时更倾向于一种信仰。一身黑色训练服，蓝色的钉鞋，改良版的贝克汉姆头，站在东方绿舟的训练场边，郑科伟的型男造型还是很养眼。阳光冲破了连日来的阴霾，回忆起在申花最后的日子以及申花投资人朱骏，郑科伟的脸上更多的是释然。

　　谈到朱骏，郑科伟说必须一分为二来看。首先，作为一个私人老板，在中国足球这样的大环境下，每年肯大手笔的花钱在球队上，真的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毕竟他花的钱都是自己兜里的。其次，他在管理申花这支球队时用的方式是类似管理企业的模式，而且是类似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也许是太习惯于从前的“申花模式”，这样的改变，可能对我不太能适应。

　　郑科伟把申花“新模式”的解读为家族式企业管理也并不无道理，翻看家族式企业管理特征和申花现行的纪律的确颇为相像——家族企业由个人或家族合伙创办；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及财政、财务有控制作用；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或家族)掌握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着紧密的私人关系，且保留对高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级人员的选拔与任用方面。

　　团结 南昌队的主旋律

　　公元前399年，民主雅典阿瑞斯山天然半圆形剧场里，一场关于“民主”的浩然辩驳，古稀之年的苏格拉底在被法庭宣判死刑后安详地说——死别的时辰已经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你们去活。究竟哪一个更好？唯有神才知道！

　　被下放、被召回，被抛售、被珍视，从申花到南昌，从做小弟到当大哥，从无球可踢到冲超成功，能再次站起来，郑科伟说——能专心地踢球，是现在的我，相信也是所有运动员最大的福气！

　　离开申花，离开家，南昌并没有起初想象中那么遥远，“坐飞机回家也就1个多小时嘛，上海市区内跑跑，稍微有点距离的，其实也要这些时间。”只要有两天休假的时间，郑科伟都会回家看看，隔三差五的打打电话，“毕竟在外工作，家里很多都照顾不到。”

　　“我们队里的上海人比陕西的还多，球队请了会做上海菜的师父，上海话可是我们队的官方语哦！”郑科伟直言，其实在南昌踢球的气氛不会比在申花差多少，“也许是因为大家都背井离乡的，更容易抱成一团，相互之间会更照顾一些，对于一个球队而言，团结是第一要点，若是在场下不团结，到了场上，明眼人一看就懂，这种东西是连装都装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