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在上海见到南勇，应该是在虹口足球场主席台上，在不长的见面时间里，我和南勇主要的交流，是我就当场裁判执法的事情，向他“告状”。

　　[一]见面

　　当面向他告状

　　在看台上一阵阵"黑哨"的喊声中，我和南勇同一部电梯下楼，当时我也有些气愤，对着南勇说，"这样的足球环境实在太差了，今天你在现场都看见了，我们的主场都能搅成这样，客场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南勇随口安慰了几句，在足协官员陪同下匆匆地走了。

　　2002年7月6日，我们在上海虹口足球场迎战北京国安。比赛刚开始，南勇在上海足协官员的陪同下，意外地出现在主席台上。简单地寒暄和相互介绍之后，南勇就在前排坐下，开始看球。

　　上半场我们以1比0领先，但此后奥兰多射进的两个球都被裁判吹了出来。第一个进球被吹越位，几乎没有争议，但第二个进球判越位却很是值得商榷。在奥兰多的第二个进球被吹掉后不久，奥兰多又在明显的越位位置拿球，边裁反而没有举旗，为此全场哗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裁判对明显的越位反而不敢吹罚，这说明边裁在误判之后也有心给申花队一点补偿。”事后有记者评论道。

　　下半场，马丁内斯带球被对手在禁区边缘绊倒，结果主裁判不仅没有判点球，连个任意球也没有判，引起了一阵议论。“如果当时对进攻方有利，可以让比赛继续，如果对进攻方无利，就应该判罚任意球或者点球，或者干脆判马丁内斯假摔，像裁判这样的判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当时，坐在主席台上的上海文广集团总裁叶志康不时扭过头去，向一边的南勇大声地抱怨着裁判的判罚。南勇一脸无奈，不置可否。那场比赛最后一分钟，徐云龙头球将比分扳平。在看台上一阵阵“黑哨”的喊声中，我和南勇同一部电梯下楼，当时我也有些气愤，对着南勇说：“这样的足球环境实在太差了，今天你在现场都看见了，我们的主场都能搅成这样，客场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南勇随口安慰了几句，在足协官员陪同下匆匆地走了。

　　[二] 握手

　　南头向我要吴金贵

　　当时在和我谈这件事的时候，我能清楚地感觉到，南勇是很认真也是很迫切的，他甚至告诉我说，希望我们能在元月3日上班的时候给中国足协一个答复。更希望等到阿里·汉从荷兰回到国内去海南基地的时候，吴金贵就能前往国家队报到。

　　我们第二次的面对面交谈，已是一年多之后了，地点也是在上海，从虹口足球场换到了香格里拉酒店。

　　2003年12月30日晚上，我去浦东香格里拉酒店参加祁宏的婚礼，刚走进贵宾厅，一眼就看见前来参加婚礼的南勇。互相寒暄了几句以后，他悄悄地对我说：“这次来，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你也知道，国家队马上就要集训了，阿里·汉希望能让吴金贵去国家队教练组帮助他，中国足协也想极力促成这件事。所以，这也是中国足协的意见。你看怎么样？”说完之后，他静静地等着我的反应。我环顾了一下四周，贵宾室的门关着，里面人也不多，只是祁宏的几个亲朋好友坐着轻轻地聊天。说实话，在这样的场合下，面临这样的问题，我毫无心理准备。“这是一件好事情，谢谢足协对我们的信任。”我一面客套着，一面在思索着如何措辞，如何回答。“吴金贵本人知道了么？”我问南勇。“不知道，我还没有找他。我们想先听听俱乐部的意见。”“那好，你先找一下吴金贵，问问他愿不愿意。如果他想去，我们没有理由阻拦；如果他不想去，那我们充分尊重他的个人意愿。”南勇诡异地笑了笑：“那你的态度呢？”“至于我个人意见嘛，确实很为难：既然是中国足协的意见，我们当然要支持。可是你看，申花刚刚得了冠军，他现在是金牌教练，我们当然不愿意放他走，因为这一走，俱乐部、球队马上会面临压力；不瞒你说，在此之前，我们申花已经就吴金贵继续执教申花队一事，形成了决议。我虽然是总经理，但是这么重大的事情，我必须要先向董事会汇报，由董事会研究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建议，你还是先听听吴金贵本人的意见，如果他不愿去，那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研究这个问题了。好在吴金贵今天也会来，你可以马上找他。”“这你不用担心，我一会儿就找他，你们最好也做做工作，支持一下。”

　　当时在和我谈这件事的时候，我能清楚地感觉到，南勇是很认真也是很迫切的，他甚至告诉我说，希望我们能在2004年元月3日上班的时候给中国足协一个答复。更希望等到阿里·汉从荷兰回到国内去海南基地的时候，吴金贵就能前往国家队报到。后来我知道，也就在祁宏结婚当天晚上，在找我谈话以后，南勇也找到吴金贵谈话，明确提出了这个想法。

　　[三] 宴请

　　豪爽地向我敬酒

　　南勇是朝鲜族人，对韩国的人情风土相当熟悉，并能操一口流利的韩语。那个韩国朋友虽然能听懂一些汉语，但南勇还是热情地充当着翻译。酒过三巡，南勇又一次举起杯对着我说："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感谢申花。"

　　很快，我们又在汉城见面了。

　　2004年3月初，距当时申花主教练吴金贵调任国家队已经两个月。外界都在关心，谁将是申花的新一任主教练。而经俱乐部董事会确认的外教———前苏联功勋教练涅波姆尼亚奇，此刻已经接受肾结石的手术，正在莫斯科郊外的家里静养。而那个叫威尔金森的老头似乎还在犹豫。媒体和球迷早已失去耐心，关切、质疑、责问之声屡见于报端。对于我来说，那些日子也只能硬着头皮扛住。这时，应中国足协邀请，各俱乐部老总组成后援团去汉城观摩国奥队首场外围赛。3月3日上午，我在去汉城的班机上读到了上海一家媒体对我的专访：《我们只需要一个星期的耐心》，文章对我们选帅的问题做了些解释。此刻，离当晚中国国奥队和韩国国奥队的比赛不到12小时。这是中国国奥队开始第七次冲击奥运会征程。虽然，祖国的江南已经春意萌生，但汉城的最低温度却在零摄氏度以下。

　　下飞机以后，没来得及住进宾馆，便直奔汉城上岩

　　但是，出了机场，午后的阳光晃得我们睁不开眼。于是，关于这样一个“雪夜”的故事，在比赛开始之前便已经被彻底扔到了九霄云外。我在球场休息室见到了南勇，我们一起去看望了队员，南勇还做了战前动员。比赛于汉城时间晚18时开始，在坚守80分钟后，韩国队在一次反击中凭借曹宰榛一粒入球，中国国奥以0比1再次饮恨。

　　比赛结束以后，我和眭建华回到酒店已是晚上9点，在酒店大堂见到了南勇。因为还没有吃晚饭，南勇说一会儿有个韩国朋友过来，请我们一起出去吃烧烤。我笑着婉拒：“我是素食者，不吃烧烤，也没有宵夜的习惯。”他说没有关系，素食也可以(烧烤)。我们边说边上了电梯，他比我们先下，临走前关照，你们在房间等我电话。他走了以后，我对眭建华说：“看来，不去不好了，他会以为我们对他有看法或者成见，这样吧，如果他来电话，我们就去，如果不来电话，那就洗洗睡吧”。一刻钟以后，南勇果然打来电话，说朋友已经到了，正在大堂等候，要我们一起去。于是，一行四人上街，穿过了熙熙攘攘的闹市，找了家饭馆坐定。

　　南勇是朝鲜族人，对韩国的人情风土相当熟悉，并能操一口流利的韩语。那个韩国朋友虽然能听懂一些汉语，但南勇还是热情地充当着翻译。酒过三巡，南勇又一次举起杯对着我说：“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感谢申花。”我心里明白，他说的我们，当然指的是中国足协。我也举起盛着茶水的杯子，与他的酒杯轻轻碰了一下。他仰头一饮而尽。“年初，你们申花救了中国足协的急。”他放下了手中的酒杯，擦了擦嘴继续说：“在去年

　　那天，一直聊到午夜，大有酒逢知己之慨。但想不到两个月以后，在北京大宝饭店的会议室里，我当着南勇的面，对他分管的联赛商务开发进行了一番质疑。

　　[四] 议事

　　毫不留情质询

　　南勇起先还面带微笑地听着，有时还解释几句。后来提的问题多了，也就不再解释。他在会议上明确表示，将对有球员受伤的俱乐部作出赔偿。至于具体的赔偿数额还没有最终确定。而就杜威被贻误最佳治疗时机一事，南勇表示，一切责任将由中国足协来承担。

　　2004年4月7日，正在长沙备战奥运外围赛的杜威在训练中受伤。开始我并不太当回事，因为队员在训练中受伤，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一直到5月4日，杜威柱着双拐回到俱乐部康桥基地，我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期间，我们曾多次向中国足协提出，要求把杜威接回上海治疗，实在不行，还可以去欧洲，但始终得不到响应。杜威也一直被安排在长沙接受所谓“神医”的封闭治疗，希望奇迹出现，立即重返球场。然而，在兵败德黑兰和长沙以后，国奥基本失去了出线的希望。于是，杜威回来了。在充满善意和急功近利情绪的“关怀”下，杜威的伤情也同时被耽误了。那些日子，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愤懑。

　　谁为国家队队员的伤情“买单”？这涉及到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责权利的问题。其实，就医疗费用，我们俱乐部每年都有大的保险公司为队员担保，无需另外再买保险。但由于这些主力在国家队受伤以后，无法出战联赛而带来的巨大无形损失，诸如俱乐部球队成绩、票房等等，却从来都是由俱乐部自己消化，自己承担。而中超的商务开发，俱乐部又得不到好处。老总们对此早已议论纷纷，要求改革。

　　5月10日，足协在大宝饭店召开联赛商务工作会议。下午4点，分管商务工作的足协副主席南勇在福特宝公司总经理邵文忠和副总瞿郁明的陪伴下走进会议室。随着商务工作会议进入主题，几分钟前还用热烈的鼓掌欢迎南勇到来的老总们，很快就按捺不住情绪，大倒苦水，也很快升级到了直接对足协的现有章程提出质疑。我首先对国奥队贻误杜威治疗脚伤一事表示了自己的强烈不满，并要求足协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也对俱乐部参与联赛商务开发却得不到任何经济利益提出质疑。在我发言之后，孙能文、杨祖武、张义峰等纷纷发言，张义峰甚至最后直陈：“中国足协在许多的章程上都已经到了必须进行修改的时刻！”

　　南勇起先还面带微笑地听着，有时还解释几句。后来提的问题多了，也就不再解释。他在会议上明确表示，将对有球员受伤的俱乐部作出赔偿。至于具体的赔偿数额还没有最终确定。而就杜威被贻误最佳治疗时机一事，南勇表示，一切责任将由中国足协来承担。

　　这次会议，或许就是2004年年底七家俱乐部联手造反的一次小小预演。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一统斋曰：南勇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严谨，虽然讲话不多，但时常一箭中鹄。

　　逐渐了解以后，又觉得他其实通情达理，是个性情中人。他曾因胃病住过院，平素很少喝酒，但2004年3月3日那个汉城的夜晚，南勇举起酒杯，感谢我们救了中国足协燃眉之急，那晚他举杯豪饮，酣畅淋漓，着实喝了不少。

　　南勇曾经在组织人事部门工作，他的人事调配的能力，绝不在鸡尾酒调酒大师之下。但中国足球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引进外教以后，从施拉普纳到阿里·汉,高层管理者和国内教练与之相安无事者并不多见，而在国际足联的排名则江河日下，我觉得与外教相处不当有很大关系。鲁迅有言，在近代历史上，中国和他的邻居几乎从来没有处理好关系：不是打人家就是自己挨打。而中国足球在与外教相处的过程中，管理者和国内教练一会儿把自己当作老子，什么事都想自己说了算；一会儿又把自己当作孙子，什么事都由外教说了算。

　　该出头的时候面无惧色；该埋头的时候，又能杳无声息。南勇这样的性格与螺旋桨相似：安在机翼之上，涡轮轰鸣，雷霆万钧，时常在众目睽睽之下昂首云霄；而安在舟轮之下，则时常隐名埋姓，乘风破浪，遍走江湖。高调也好，低调也罢，实在是时务所求，岗位使然。

　　楼世芳 2006年11月25日于一统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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