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编者按] 从1994年到现在，中国足协中负责联赛时间最长的人，就是郎效农。最近足协内部的轮岗和竞聘，虽然还没有对外公布结果，但59岁的老郎从联赛部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已经是板上钉钉。他经历了王俊生、阎世铎和谢亚龙三个时代,参与了中国足球联赛由盛到衰的过程。在这个处在中国足球风口浪尖上多年的人即将解甲之际，我们特别推出《楼世芳品人录之郎效农》，以为应景。

　　[一] "老狼"

　　老郎烟瘾挺大，开会时，隔一会儿手总要往兜里乱掏，其实烟和打火机就压在桌面的文件底下。但他好像老记不住。

　　郎效农，历任王俊生、阎世铎和谢亚龙三个时代的联赛部主任。有中国足协的“三朝元老”、“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之父”等美誉，人称老郎。

　　乍一听到老郎这个称呼，我就忍不住想笑。

　　当年我在北京服役时，经常看到皇城根胡同里的孩子们玩游戏：“‘老狼’‘老狼’几点了？然后‘老狼’回答：X点了……当‘老狼’突然说‘天黑了’的时候，就开始捉人。游戏者四下逃散，那个被捉住的孩子，就成了新的‘老狼’”。这个游戏规定了相应的地域，游戏者不能离开“老狼”很远，但也不敢靠得很近。谁都不想当下一个“老狼”；但没有“老狼”游戏就玩不转。

　　就是在这样一种有趣的意味中，我开始走近老郎。

　　在我没认识老郎之前，就已经听说过老郎的许多轶事。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他的敬业精神。每当有联赛的日子，他就会住在足协办公室里，一周双赛的时候，甚至会一住几天。

　　2002年元月3日的成都全兴大厦，中国足协在那里召开俱乐部总经理工作会议。开幕式之前，主席台人员鱼贯而入，凭着坐席卡上标出的名字，我终于见到了老郎的庐山真面目。他皮肤黝黑，浓眉剑横，两眼露出“寒光”。讲话的时候，脑袋往往习惯性地侧向一边，满嘴京腔，且带着浓重的鼻音。那有些微微向上的鼻孔，让我想起了童年春节时，家家户户门板上张贴的门神。乍一见，令人不由产生一种莫名的敬畏。

　　老郎烟瘾挺大，开会时，隔一会儿手总要往兜里乱掏，其实烟和

　　[二] "钟馗"

　　在那次会上，除了现场观摩以外，每个申报中超的俱乐部都做了ppt电脑投影，按要求汇报了中超的准备工作，老郎仔细地核对着每一个数据和细节，并不时地发问。那次会议给我的印象，老郎是个非常认真又懂业务的专业干部，而且，记性非常不错。

　　2002年5月下旬，中国足协在济南

　　五月的济南，正值初夏天气，天也暗得晚。出门后，田野的草木清香扑面而来。于是，我们两人沿着山前的小道散步。在说说笑笑中我才感到，老郎比我想象中要随和得多。于是我跟他开玩笑说，“中央美院应该请你去做模特儿才是”。老郎不解。———“让学生照着你的面相画钟馗，准保错不了。”听我这么解释，他才恍然大悟，仰面笑了起来，笑的样子挺可爱，甚至还带着几分腼腆。

　　他很关心重组后的

　　在那次会上，除了现场观摩以外，每个申报中超的俱乐部都做了ppt电脑投影，按要求汇报了中超的准备工作，老郎仔细地核对着每一个数据和细节，并不时地发问。给我的印象，这是个非常认真又懂业务的专业干部，而且，记性非常不错。

　　[三] 健忘的游戏高手

　　看神情，显然"忘了"阎世铎的名字。只见他从座位上探出头来，斜着脑袋，偷偷地瞄了一眼阎世铎面前的席卡，这才说出"阎世铎"三个字。引来全场笑声一片。

　　2003年初，中国足协发出通知，将派出检查组到各俱乐部检查，验收中超准入条件中规定的各项设施和财务状况。春节以后，老郎果然带队来上海，检查申花和中远俱乐部的情况。刚到上海的第一天晚上，我和俱乐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起到他下榻的宾馆去看望他。闲聊中说起联赛中的问题。我们抱怨比赛场上误判太多，有些关键的比赛，裁判倒成了比赛的主角。有些球迷骂黑哨，闹场子，跟裁判有直接关系。老郎并不否认这些问题，表示回去后向裁委会反映，争取在新赛季里有新的改观。与此同时，他也婉转地替裁判说了几句“公道话”：“其实，在场上要完全杜绝误判，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人总会犯错一样，再好的裁判也会犯错。”他把抽剩的烟头往烟灰缸里使劲一摁，好像那烟头就是场上的误判。“问题是我们对裁判往往是双重标准，也就是说，有时误判对自己有利，那么自己就心安理得，默不吭声；但对自己不利，就会暴跳如雷，甚至谩骂、围攻。所以，我们首先要杜绝、减少误判，然后要具体分析、正确对待场上的误判，不要动不动都说成是‘黑哨’。”

　　当时听了这些话，我们也只是笑笑，并不太在意。———不这样说，还算是老郎么？但到了翌年的秋天，面对所谓造反派的“鸿门宴”和“逼宫”，老郎却面不改容，本色依旧———此是后话。

　　2003年9月上旬，由中国足协主办、上海申花俱乐部承办的《足球·上海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老郎非常支持这项工作，他甚至动员了所有国内俱乐部老总和有关人员来上海参加论坛。在演讲的嘉宾中，我们邀请了有着4年财务总监工作经验的英格兰曼城俱乐部总经理阿里斯特尔·麦金杜什，他在谈到俱乐部经济运作的时候，通过论证，认为球员总收入原则上不宜超过俱乐部总收入的50%，可以适当高一点，到55%。再往上就有风险，超过70%就是冒险了。许多俱乐部老总对此深有同感，为此形成了共识。老郎回到北京后，在此基础上，不失时机地重申了关于各俱乐部限薪的规定。我们几个俱乐部老总私下里说：“老狼”真会抓住时机，连老外都能抓来“垫背”，不愧游戏高手。

　　2004年2月4日晚，中超委员会成立预备会在上海新元大酒店召开，会议产生了中超委员会的12名委员，通过了中超委员会章程，讨论产生了主席及秘书长，并无记名投票产生了5名常委会委员。两天以后，中国足协在上海召开中超委员会成立大会，老郎主持开幕仪式。

　　有趣的是，老郎在介绍主席台成员时，竟然自摆“乌龙”：当他说出“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时，一下子卡住了。看神情，显然“忘了”阎世铎的名字。只见他从座位上探出头来，斜着脑袋，偷偷地瞄了一眼阎世铎面前的席卡，这才说出“阎世铎”三个字。引来全场笑声一片。

　　[四] 那次"革命"

　　老郎的态度很明确：对于罢赛事件，一定要严厉处罚，丝毫不能心慈手软，否则后患无穷。但对于裁判问题宜另案处理，搅在一起就会纠缠不清。

　　2004年10月2日晚上，我们在成都客场挑战四川冠城队，比赛最后一分钟由马丁内斯头球入网将比分扳平。虽然打平了比赛，但我对比赛过程中个别队员的异常表现非常不满。那天国家队主教练阿里·汉也在现场，比赛结束以后，阿里·汉请我坐他的车一起回酒店。他住的酒店与我们下榻的宾馆相距约3公里，在步行回去的路上，我给董事会领导打电话说了比赛的情况。表示出对整个中国足球以及联赛环境的失望与无奈。回到宾馆后，我得知了北京国安罢赛的消息———国安与沈阳金德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比赛进行到八十分钟时，国安队员因对裁判判罚不满，集体退出比赛，致使比赛中断。据说，当时老郎与现场的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杨祖武通了电话，要求国安俱乐部立即恢复比赛，一切问题可以在比赛结束后再说。但劝说无效，裁判员在规定计时超过五分钟后，鸣哨宣布比赛结束。

　　回到上海以后，我给杨祖武打了电话，询问情况。杨祖武显然余怒未消，他一口气列举那个主裁判在联赛场上的种种问题，然后诉说起那场比赛的委屈。“这样下去真的没法干了！”他悻悻地抱怨着。

　　10月8日晚上，我接到了好朋友林乐丰的电话，他邀请我去北京，共同商量俱乐部成立有关职业联盟的事情。还告诉我，有几家俱乐部的老总已经到了北京，希望我也能参加。我对他们的举动表示理解，但囿于我以及上海的具体情况，我表示很难加入这样的行列，但会关注事态的发展。当晚，我和老郎通了电话，郎效农说，最后的意见还没有下来，但老郎的态度很明确：对于罢赛事件，一定要严厉处罚，丝毫不能心慈手软，否则后患无穷。但对于裁判问题宜另案处理，搅在一起就会纠缠不清。

　　中国足协事后经慎重复审，确认那是一个“误判”，但仍维持对国安的处罚。10月14日晚上七点，中国足协召开了新闻通气会，分别由中超委员会、裁判委员会和纪律委员会负责人，就国安罢赛事件和相关委员会的处理意见，向媒体做了全面的通报。由此而引发了中国足史上的一次“强烈地震”。

　　当天午夜12点，北京国安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中国足协的处罚发表了意见：一，国安俱乐部对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的处罚决定，表示不满和不服，并且提出要进行申诉；二，要求推迟16日即将进行的中超联赛第15轮，国安主场对青岛颐中队的比赛；三，要求中超委员会讨论并改变对国安俱乐部的处罚决定。15日，中国足协在分析当前整个形势和国安俱乐部提出的三条意见后，作出决定：一，不同意国安俱乐部提出的推迟比赛的要求，希望他们按时比赛；二，纪律委员会的处罚决定是不能更改的；三，国安的申诉将转送诉讼委员会按程序进行研究；四，要认真组织好中超联赛委员会会议。

　　此间，我与老郎经常通话，在关注事态发展的同时，也在思索着自己的去留。

　　10月18日，中国足协中超委员会召开了全体会议。会议由杨一民主持，中超联赛各俱乐部全体委员都出席了这次会议。除了阎世铎提出的五点意见以外，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

　　当天回上海以后，已是吃晚饭的时候。我往老郎办公室打了个电话，他还没有吃饭，正等着各地赛场的消息。对于有些俱乐部罢赛的威胁，老郎不为所动：“谁再罢赛，坚决按条列处理，该降级就降级，决不手软。”老郎在电话里告诉我，“徐明今晚约老阎(世铎)谈谈，我劝他别去，有事可以到足协来谈。可老阎还是想去，好像不去就不够诚意似的”。这边电话里正说着，那边老阎已经到老郎办公室了。于是老郎匆匆挂了电话，走了。

　　直到半夜，老郎才来电话。“原以为就是双方一般的谈谈，互相交换一下意见。谁知去的地方是实德的驻京办事处，一进那房间，桌上摆着酒菜，那7家俱乐部的人都在。一副‘鸿门宴’的架势。徐明要求阎世铎给出一个明确的‘中国足球改革’时间表，否则这些俱乐部将不会向中国足协让步。他要求足协除了那五条以外，拿出实际的东西。逼着老阎表态。”我关切地问他：“就你和老阎去的么？老阎怎么样？说什么？”“不，还有董华我们仨。这不是把我们骗到那里么？老阎气坏了，磨了半天，愣是没表态，饭也没吃就回来了。到办公室吃了点面条和点心。我跟老阎说，我们绝对不能让步。”

　　10月26日上午9点，中国足协主持召开中超俱乐部投资人会议。会后老郎告诉我，面对“造反派”的无理取闹，老阎终于在会上拍了桌子。但是，为时已晚。

　　一统斋曰：在我接触的足协官员里，郎效农是印象较深的一个。他的性格就像冬日里注满了开水的铁壳暖壶，外表上冷冰冰，内心却热气腾腾。

　　老郎似乎有健忘症，开会时，他经常找不到自己的香烟；他不止一次地在主持会议或其他公开场合说不上自己上司的姓名；但另一方面，对于中超的准入条件和财务数据却又张口就来，丝毫不差；对于足球界的一些重大事件和核心人物也能随口道出它的来龙去脉；对于体育法规和足协管理章程以及条文等等，老郎滚瓜烂熟，如数家珍，是法规条列方面有名的"活词典"。老郎的形象除了本文开头带有玩笑意味的与钟馗相似以外，还让我想起了九方皋。

　　《列子》载：伯乐年纪大了，秦穆公让他推荐接班人。伯乐就推荐了九方皋。于是，秦穆公派九方皋去相马。三个月后，九方皋果然寻找到了一匹马。秦穆公问："那匹马是什么样的马呢？"九方皋回答："那是一匹黄色的母马。"秦穆公派人牵来一看，却是一匹黑色的公马。这时候秦穆公很不高兴，就把伯乐叫来，对他说："你推荐的人连马的毛色与公母都分辨不出来，又怎么能认识出千里马呢？"伯乐长叹一声说道："想不到他识别马的技术竟然高到这种地步了啊！这就是要高出我千倍万倍乃至无法计算的长处了。像九方皋看到的，是马具有的精神和机能，他看马时，眼里只看到了马的特征而不着马的皮毛，注重它的本质，去掉它的现象；他只看那应该看到的东西，不去注意那不该注意的东西；他审察研究时，只注意那应该审察研究的方面，抛弃了那不必审察的方面。九方皋相马的价值，远远高于千里马的价值，这正是他超过我的地方啊！"

　　那匹马果然是名不虚传、天下少有的千里马。

　　九方皋相马的思维方法比找到千里马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他的貌似遗忘和忽略某种形态的背后，却闪耀着理性的光辉。而老郎身上那种小事糊涂，大事清楚的性格，成就了老郎的命运。

　　美国作家塞林格写过一部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霍尔顿有一个理想：他将来要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于是又想到了那个"老狼老狼"的游戏。这两个游戏的主角都是捉人。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在安全的环境里，让游戏者开心、尽兴。

　　郎效农就是联赛麦田里最忠实的守望者。

　　楼世芳

　　2006年11月18日于一统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