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今年年初的转让、托管相继失败之后，我就已经下决心要离开辽足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不适合继续在辽足干下去了。人贵有自知之明，当各方面的条件已经不允许我继续干下去的时候，我就必须选择离开，否则我就是辽足的罪人。好在，最后在我离开之前，也彻底把辽足还给了辽宁本土，这也算完成了自己当初的三个诺言：主场回到辽宁、进入中超，股权转让本土。我可以问心无愧地离开辽足。
在辽足这三年，我也清楚外界对我有着各种不同的评价。有人说我在中超委员会里面是一个意见比较多的人，但事实上我的很多想法都得到了中国足协的认可，我和南勇、杨一民、郎效农都有着很好的关系，现在关于工资改革的制度，很多俱乐部都开始效仿辽足。还有与中超老总的关系，我与董罡、张路、张义锋都是不错的朋友，还有当时在变革的时候，我与投资人的关系大家也都能够看得出来，所以说我在中超老总里面人际关系不是很好，我承认绝对不是一点没有。但是更多的都是工作关系，比如说我们和亚泰的中超之争，比如说我们03年阻击过国际夺冠，这些都是历史造成的原因。
除了上述这些关系之外，我更想从在这个圈子里的三年发表一下自己的体会。足球不是一个很容易搞的事业，现在足协要求教练员要具备上岗资格才能执教球队，但是难道中超俱乐部的总经理不需要上岗证吗？足球俱乐部的经营、管理以及足球产业的开发是一项复杂、庞大的工作，不是圈内有几个好朋友，足协认识点人就能够当好一个总经理的。关于足球如何才能提高，中国足协是不是应该组织一套人马，专门细心进行一下理论研究呢？面对假球、黑哨，如何寻找有效的办法进行治理，这些难题难道不是一个个课题吗？
在2004年革命的时候，我们投资人在一次慈善晚会上遇到一位领导，结果这位领导对足球给出的评价是：我们自己到现在都没弄明白足球怎么搞。真是一针见血。
其实中国足球的最大弊端就是在于体制原因。足球运动在国际发达地区是作为社会公共资源来运作的，是社会化的，不是行政体系化的。而中国足协表面上是协会，其实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是在政府行政体系约束下运作的。这么一来，矛盾就出现了。中国足协是主管足球的最高机构，但没有最终决定权力。而体育总局虽然有决定权力，但由于工作面很大，足球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因此现在的足球市场特殊的性质，在不具备产业化条件之前，政府应该给予扶持，拿出相应政策来，确保与市场接轨并稳步发展。现在的情况是，政府对足球过早放手了，各地按照实际情况自行发展，于是造成了发展水平的严重不均衡。
现在的足球环境已经缺少一种诚信，人往下走是很难的，当小团体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首先被摧毁的就是诚信体系。比如假球黑哨出现，行业自律没解决好等。诚信体系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假年龄问题，这种虚假现象也导致产品质量上不去。联赛的衰落是多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解决起来不容易，需要很大的耐心和决心。
(张曙光口述，袁野整理)
12年联赛数据一网打尽 改变你看中国足球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