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风暴
张桐坡辽足历史不容忽视 球队生死关头垂死不挣

http://sports.sina.com.cn 2006年03月27日11:31 足球-劲体育

  特约记者丁一报道 张桐坡,这是一个在辽足十年史上不容回避,而是一个必须记住的人物。1995年11月12日,那个泪飞如雨的五里河、那个用打火机闪烁整个看台的五里河,留下的是辽足悲怆的身影与球迷们的凄泣。在那个时候,人们只是喃喃地说:明年辽足一定能够打回来。但是那种哭诉更像一种自我安慰,连辽足本身都不知道下一步将迈向何方。因为就在降组之前,辽足已经连续遭遇了“东药解体”、“远东兵变”、“新世界风波”等一系列生存危机,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辽足便已经被辽沈企业所“抛弃”,没有人知道辽足的
救世主在哪里。

   活过来,辽足已不再“姓辽”

  1995年辽宁队降组之后,辽宁足坛一直在上下奔走,试图通过甲A扩军让辽足借尸还魂。“时势造英雄”,风雨飘摇的时刻,一个黑龙江中年男子被推到了辽足的历史舞台前——也就是在北京游走的那个时候,东北大帅李应发结识了从黑龙江闯荡到北京的张桐坡。当时的张桐坡可以说得上是中国最早一批广告界精英。混迹在京城的张桐坡当时供职于前中国

女排名将梁艳旗下的“北京梁艳广告公司”,张桐坡当年干得最漂亮的一手就是购买了中央电视台在转播世乒赛时段的比赛间歇时间,用以播放广告,此举也创下此后电视体育转播广告销售的先河。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张桐坡与李应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相遇。现在想一想,或者与赵本山与张曙光在一个偶然的酒局上相遇一样,富有戏剧性。

  当张桐坡得知,正欲重整河山的辽足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后援靠山时,这位广告人才灵光突现:一个股份制公司的想法便横空出世。今天的张桐坡已经记不清他找来的是哪7家单位,来做1995年12月29日开幕的辽宁足球股份俱乐部的股东成员,但他还在得意于他拉来了曹国俊这个大股东,而当时的省体院以球队、场地作为600万的无形资产作为二股东入股。

  张桐坡与曹国俊到底是什么关系?两个人都不愿意说,因为两个人渊源像那个只属于他们的年代一样很难说清——他们是同乡,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两人在七十年代中期同是一个青年点的下乡知青,那段不敢回望的岁月让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艰苦环境中共同经历的蹉跎让他们之间的彼此信赖异乎寻常地容易,张桐坡很轻易就让曹国俊的热情在足球上燃烧了,包括后来的辽足二任总经理毛治中也是上山下乡的战友。

  说曹国俊几乎完全是被张桐坡“哄骗”到辽足的并不为过。当初曹国俊的房地产生意已经做得很火,在海南大赚一笔的曹国俊移师北京挂靠人民大会堂,成立了华堂房地产有限公司。据当初在崔大林身边的人士介绍,起初省体委也不太相信张桐坡的能力,大家也担心就这么把辽足交给一个外乡企业,是不是还不如找一个出钱虽然少,但是至少信得过的本省企业。但被“强行”拉着入伙的曹国俊所显示出的实力还让当时的辽宁体委与辽宁足球队为之一振,一位当时参与合作谈判的人士表示: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吃饭,当时我们所有人都想,这回找到一个有钱的老板了。

  事实上,张桐坡当时只是需要曹国俊以1500万股本金作为辽足的大股东,并且担任法人及辽足董事长,张桐坡向曹国俊保证,此后的运作绝不用华堂投一分钱,这样曹国俊才同意入主辽足,而从随后的1996年开始,华堂便不断撤出当初的股本金,这也是“曹国俊白捡了一个辽足”的后话。

    树旗之日,“忽悠”开始之时

  “现在大家都说张曙光能忽悠,其实张曙光还不是辽足忽悠的创始人,这事说来也巧,辽足从开始到现在最能忽悠的两个人还都姓张,当初张桐坡的忽悠功夫一点不比张曙光差,可以说,也就是从张桐坡进入辽足那一天起,辽足就是一直靠忽悠走到今天。“我们得承认张桐坡也好,张曙光也罢,他们的忽悠是一种本事,我们管人家叫忽悠,可能人家叫‘资本运作’。”一位与辽足有着相当密切关系的人士如是评价两个“大忽悠”。

  张桐坡入主辽足之后,至今留给人们最深刻的记忆就是“辽足要引进里杰卡尔德”这句名言,一时间,张桐坡声名鹊起,人们奔走相问,张桐坡何许人也,竟然把荷兰剑客引进甲A。最终,里杰卡尔德没有来,但是张桐坡却搞定了另外一个在中国足坛享有声誉的资深人物:苏永舜,这个当年险些率领中国足球队冲进世界杯的冲击路上的第一个悲情老人,在张桐坡年薪几十万,冲A给100万的鼓动下出手了。

  当时的辽宁队一直给人一总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印象,加之久居海外的苏永舜有如天外来客般地复出(从加拿大归来),这让外界给予了辽足充分的关注。也就是在这些炒作之下,张桐坡在1996赛季之初成功地引来了上海航星集团的冠名,当时冠名为400万。400万,这个现在看起来连一名国脚的身价都抵不上的数字在十年之前无疑是让人目眩的。一位辽足当年的人士告诉记者,1995年辽足降组的时候,整个球队拖欠了一年的工资奖金,总数才是多少?100万。当时主力队员的最高工资为3000元,全队一个月工资加一起也就七八万。所以,有了这400万的赞助费,辽宁队不要说和甲B球队相比,即使和甲A球队相比,也算是个大款级俱乐部。一个细节可以反映辽足的实力,即使在甲B联赛的时候,辽宁队依然身着

阿迪达斯战袍,直到后来阿迪只赞助甲A联赛冠军之后才结束了对辽足的赞助。

  然则,那一年辽宁队并没有如愿的返回甲A阵营,相反而是继续习惯性地下滑。对于当初辽足没能打回甲A的原因,除了实力因素、球员士气之外,从某种程度上,辽宁省政府也应该负一定责任。因为就是在1996年的一次辽宁省体育工作会议上,一位省委副书记与一位主管体育的副省长曾经专门过问了辽宁足球队的问题,当时李树斌还作为辽宁队教练参加了会议,在李树斌曾经提到引进外援的问题时,最后在这次会议上被省政府领导否决,认为中国的体育项目不需要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参与。

  追忆十年前的往事,不难发现,在辽足屡屡处在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辽宁有关方面并没有给出强有力的帮助。一位辽沈足坛资深人士就这样表示,从宏观的角度看,如果当初有辽宁企业接手辽足,也许就根本不会有后来的张桐坡、曹国俊,更不会有现在的张曙光。而如果从微观的角度看,如果当时不是政府排斥辽宁队引进外援,也许辽宁队返回甲A的时间能更快一些。

    张桐坡生于忽悠死于忽悠

  按照当时辽足的模式,张桐坡才是辽足真正的实权人物,因为曹国俊根本不过问俱乐部事务。但是由于张桐坡毕竟只是俱乐部总经理,其所代表的梁艳广告公司在俱乐部所占的股份也十分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便决定了一旦有其他更大一级的股东站出来,张桐坡的话语权就要受限,也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当时作为二股东省体院的代表人物杨玉敏与黄祖钢联手最终逼退了张桐坡。

  杨玉敏作为十连冠后期的辽宁队主帅曾经取得了两个冠军,在辽足降组之后,杨玉敏成为辽宁队的助理教练,担任苏永舜的助手。在1996赛季辽足成绩不佳注定无法重返甲A之后苏永舜下课,杨玉敏再次接任辽足主帅。在1997年初的时候,杨玉敏与张桐坡在引进外援的问题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球队的压力之下,张桐坡亲自奔赴俄罗斯选外援,由于当时俱乐部还没有引进新的赞助商,经费有限,加之当时俱乐部并无引进外援之心,所以最后竟然出现了张桐坡怀揣5000美金赴俄引援的情形。不过,据当时与张桐坡一道前往俄罗斯的辽足人士介绍,张桐坡当时在莫斯科好一番展示了自己的口才,最后还真的忽悠来了两名俄罗斯球员、一名阿塞拜疆球员。但是,这些球员的水平可想而知,在这几名外援抵达中国之后,甚至连体能测试都没有过关,这更加让球队和二股东方面抓住了把柄,最终迫于各种压力,张桐坡无奈下课,黄祖钢进入球队担任领队。

  生死结

    现在垂死不挣

  沈阳和平区南湖公园西门外,有两座学府,一个是有80年悠久历史、由少帅张学良亲自缔造的东北大学;一个便是曾经培养出无数奥运和世界冠军,有金牌工厂之称的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春寒料峭的北国三月,这两座学府见证了也许是辽宁足球队最后的日子——

  3月18日,周末上午八点半,几对欢快的男生、女生拉着手走出东北大学西门,一边摆弄手中的

数码相机一边嬉笑着。旁边的省体育运动学院东门外,两个年纪与他们相仿的、穿着黑色长棉服的小伙子抬头看了大学生们一眼,其中一个刚想说什么,另外年纪看上去稍大一点的冲着厚厚的棉服打了一拳:直什么眼啊,赶紧的,买包子还是馅饼,哥几个还等着呢,对了,×哥提醒了,买馅饼要买素馅的啊。几分钟过后,拎着几袋包子和馅饼,两个“黑棉服”缩着头钻进了省体院的大门,全然不顾他们有点凄凉的买包子的身影已经成了大学生们春日摄影的背景。

  卖早点的大妈对“黑棉服”们已经比较熟悉了:他们原来不是这个院里的,是刚来的,因为院里的早餐时间太早,7点钟开始,他们起不来,早上他们经常到我这来买包子。大妈口里的“他们”,说的正是一周之前刚刚搬进学院招待所的辽宁队球员。

  阳光照着的“黑棉服”们的脸孔那样无动于衷,他们马上要揣着包子、馅饼开始准备几乎没有意义的上午训练,随时有可能宣告不治的悲痛感的长久折磨让他们已然麻木不仁,但即使是这样的日子,现在也是数着过了。

  “千万别说我们喝不起牛奶了,食堂早餐确实有牛奶。但是我们早上起不来啊,太早了,7点开始,7点半结束,我们不适应大院的生活习惯,没办法只能去买包子了。”“黑棉服”们解释着为啥早上要出门去买早餐。

  经历了11年的挣扎,现在辽足只能这样活着,像是没家没娘没人管的孩子——因为没有了基地,也没有了自己的食堂,原来早已经习惯了8点半用早餐的他们,很多人都起不来,赶不上学院统一规定的早餐时间;因为没有基地,辽宁队不得不采取了走训制,凡是家在沈阳的队员在学院都没有房间,于是全天训练时就会出现这样尴尬的情景,家在沈阳的队员在用过午餐后不得不挤在那些住宿球员的房间里,要么几个队员同挤一张床,要么有的队员就干脆四下乱串打发无聊的时间。他们的黑棉服因此更黑,现在连训练之后的洗衣服都成了问题,家在沈阳的队员把脏衣服带回家中,而住宿的球员们则开始把衣服攒在一起,等待着去抚顺打主场的时候交给宾馆去洗……

  吃不上穿不上住不上了,已经不再有人去谈判什么时候发工资了,大家都知道再谈论这个已经没什么意义了,队员们也不再打听,俱乐部下一步到底能怎么办,大家甚至都已经做好了随时死掉的准备。“天塌下来还有大个的顶着,队里还有大牌、还有国脚,他们都在挺着,我们还闹啥,一起挺着吧,真死了有人比我们更上火。”队员们的想法现实而冷漠,仿佛他们的神经都是黑色的。与学院相隔几公里之外的辽足俱乐部同样在等待着一个最后的发落。“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办,反正现在还有一点钱,赶着往前混吧,还能维持几场球。钱都花光了,天知道辽足会是个什么样子。”一位俱乐部官员的回答更像是自言自语,突然,这位官员对记者来上一句:都这样了,你们就别炒了,说句实在的,就是我们真死了,也让我们安乐死吧,求求兄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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