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下旬，中日韩“农辛杯”三国围棋擂台赛在上海续战，2月23日，孔杰挑战日本的依田纪基。那天下午江铸久、芮乃伟夫妇一如往常早早来到中方的研究室观战。一些跑围棋的记者和他们聊起了《往事并不如烟》。一位记者说，真没想到，那时候的人怎么会这样绝情，多少年相濡以沫的战友，竟然说翻脸就翻脸，不惜相互揭发，甚至落井下石……话音未落，引来一阵笑声。一会儿，那位记者走开了。常昊轻轻地说了句，没想到，××记者还是很单纯的……

　　因为，一般认为，尽管常昊在围棋上好生了得，但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比较单纯的。现在，就一个关于“单纯”的问题，由他来评介一个比自己年长的记者，多少有点让人开胃口。

　　下面，就来谈谈《往事》。

　　作者在《自序》里说，《往事》只是“对往事的片断回忆”，并不是“完整的回忆录”。这是作者本人的历史记忆，是她个人化的历史书写，是时过境迁之后，透过茫茫烟云，穿越历史时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重新打量、追忆和叙述。几十年逝去了，史良、储安平、张伯驹、潘素、康同璧、罗仪凤、聂绀弩、周颖、罗隆基，当然还有作者的父亲章伯钧、母亲李健生，这些作者所熟悉的、已经走入历史的人物，作者至今依然无法忘怀，笔酣墨饱地把他们叙写出来，折射出整整一个时代的风光云影，读来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矣。有看过《往事》的朋友说，作者的记忆力实在令人惊叹，几十年之前的事情，竟记得如此清楚！说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章诒和的记忆力确实惊人。上世纪70年代末，她和母亲去拜访聂绀弩，还一清二楚地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在莫斯科餐厅见到聂，他当时说的两段话。而有意思的是，章诒和又总是说自己记性不好。人的记忆，大约是有选择性的，有的事铭记心头，有的事则忘得干干净净。章诒和出狱回京后，第一个夜晚，与母亲、女儿，三代人共眠一榻。母亲讲述父亲之死的每一句话，她都 “死死记住，记到我死”。我把作者的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视为对价值理想、对文化传统的无比珍爱，对传统人文精神的格外尊重。

　　我的朋友，上海华东师大教授许纪霖先生有一个论点：“从史学家的专业角度来看，情节越具体，它的可信度越低，市面上有许多传记作品，学生们常常搞不清什么样的书是可靠的。他认为，凡是有许多对话，还有大量细节描写的，皆不足信矣！”

　　不过，他认为，《往事并不如烟》是个例外。

　　我们有理由以考证的眼光怀疑“往事”中种种对话、细节的客观真实，但假如我们换一种历史观，换一种对历史的理解方式，我们会发现，作者在这里所实现的真实，并非是“客观中的真实”，而是“记忆中的真实”或“想象中的真实”。兰克学派对还原历史真相的坚信，其背后有一个上帝创造历史的信念，事实上，当历史过去了以后，它就死了，就已经完全碎片化了。当事人也好，后来人也好，要将真相还原出来，首先需要对历史有一种情感或知性的理解。也就是说，一个当事人，或一位研究者，当他回忆、考订、写作历史的时候，内心绝非一片空白，必定有着某些先入为主的情感或观念在过滤着历史。即使我们说这段回忆是客观的、真实的，这一客观的真实难免经过了主观性的淘洗。历史的真实不比自然的真实，它们离不开人的理解，离不开主观的想象和建构。因为“往事”具有许多弥足珍贵的细节，它更像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从中可以读出人性的复杂。以往对1957年反右历史的叙述，多有一种简单化的毛病，好人、坏人一目了然。但在章诒和的笔下，章、罗也好，史良也罢，他(她)们的内心是那样的复杂，有亮点，也有幽暗，相互之间有政治家的较量，也有知识分子的相轻，更有异性间的情爱恩怨。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要将回忆史良的文章放在卷首，但我周围的许多朋友都不约而同地认为，那是全书中最好的一篇。那是一个我们过去全然不知的史大姐。她是一个讲原则的革命家，又是一个富于情感和生活品味的女人。她与罗隆基的关系，公共的原则和私密的情爱是那样错综地纠缠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人性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是如何受到扭曲的，而这种扭曲对于主人公来说，既自觉，又无奈。有些场景，看得惊心动魄，人们不由会去想象，1957年那个沉闷的夏天，当史良从大获全胜的批斗会场回家，一盏孤灯下，重新阅读珍藏密室的罗隆基情书，心里又是何种感受？白天的一切，到底是公愤还是私怨？谁能予以分辨？

　　通过《往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场反右运动，其背后的场景十分复杂，没有一个单向的因素可以解释清楚。我们看到的是私人的恩怨怎样以一种公共的名义加以倾诉，而公共的清算又如何借助了私人生活的隐秘话语。在那个年代里，公与私之间是没有分界线的。那是一部政治史，也是一部文人恩怨史，更是一部男女情爱史。史与史之间重叠在一起，让我们窥见了人性的复杂和深邃。(许纪霖《如何“亲历历史”》)。

　　提到作者的父亲章伯钧，我自然想到了另一个人。一个被人遗忘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一个介绍在中国广受爱戴的周恩来总理参加共产主义的人，那就是张申府先生。1957年反右的时候，张申府因为支持章伯钧，结果连带自己也受到批判。他说过，“我想，我是太不世故了(省略号)。任何时候，我和大部分人的意见不合时，我就走我的道路，我退出，我不通，所以我不干。”在建党回忆录里，他描述1925年自己退党的时候写道：“我脾气坏，我说，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的回忆》)。”

　　这是半真不假的实话。白纸黑字地印在我们官方出版的历史文集中。毫无疑问，在张申府的政治生涯中，他多次“滚蛋”，他又不止一次地面对多数人拂袖而去。“但这些叙述并不全面，内里有歪曲和遗漏的地方。如果没有张自讽的笑声，如果不知道张曾经对陷于苦境中的朋友(包括章伯钧——笔者)施以对己不利的援手，这评介只是一个虚伪的自谗，用以满足一些史家要从张申府这样的老人回忆中，榨出所需要的政治结论而已。”(《张申府访谈录》[美]舒衡哲)。换言之，文字的意义，必须有实践的承担。

　　前些天，胡廷楣送了我一本他的沤心之作《生逢1966》，叙述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经历的文革故事，一切就在身边，一切宛若昨天。我以为，现在应当鄙视的不是文革中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事，因为其中有些还不乏理想主义的光辉；应当鄙视的倒是现在，有些人动不动以先知的口吻嘲笑当年。似乎当年发生的一切都与己无关，20年前，巴金在他的随想录里多次提倡说真话，并率先无情地解剖自己的灵魂，忏悔自己在文革中的种种表现。如果，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不能成为一个民族的自觉，那文革中种种丑陋的东西，早晚会沉渣泛起。

　　我离开足球圈已近两年，除了在家看看书以外，大部分时间用以游历。面对着祖国的名山大川，我不止一次地感到对面站着另一个我。他不断地发问：你是谁？你为什么会到这里来？明天你还要去哪里？——我无言以对。记得那天登上四川阿坝州卧龙和小金交界的巴郎山丫口(那里海拔4523公尺)时，已近黄昏。车突然抛锚了，前不着村，后不靠店。对面是夕阳下的西岭雪山，恰好一个藏民的车路过，彼此素昧平生，却责无旁贷地为我们解除了困境。

　　眼下我又来到了海南，昨天朋友陪着我，再一次来到海口石山火山国家地质公园。登高望远，数十万年前火山喷发的熔岩流绵延几十里，一直涌到海口西海岸。站在不再喷发的火山口上，面对凝固的历史，让人感慨万千。我似乎听到一个老人的声音，这老人试图总结他的一生，并告诫他的同时代的人：“由知己进而更知人，知如何对人，更知代人设想。要责人，先责己。见责于人，要先自责。凡事尽其在我，称力，审势，藏拙为人为己为事为物，一切悠着劲儿做。决不苟且，决不推托，也决不逞强，强为所不能。决不自是，自用，自专，也决不轻于自馁。对于日常琐屑或不相干或无可如何的骚扰，或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困难，最好都养成’不在乎’的胸襟，而泰然处之。不待不躁地静谋处理解决。”《(《张申府访谈录》[美]舒衡哲)》。

　　2006年3月20 日星期一凌晨三点，海口

　　12年联赛数据一网打尽 改变你看中国足球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