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华申花模式面临解体 中国足球需要新的生产力

　　记者裴力报道 上海申花俱乐部应该是国内第一家与当地大学进行体教联办的俱乐部。2003年年底，申花俱乐部决定将一批无法进入一队的年轻球员送进东华大学读书，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东华大学足球队。

　　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颇有几分无奈之处。在02队和申花U-19青年队的双重挤压之下，当时的申花预备队除了冯祺等个别相对比较突出的队员之外，大多数人在申花俱乐部的

职业生涯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尽头。而另外一个方面，这批队员相对又比较年轻，不少人又具备一定的潜力。如果白白放走这批队员，申花又担心人才流失。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大学读书无疑是一个最佳选择之一。

　　据申花队员回忆，当时一起进入东华大学的队员大概在20名左右，就读于东华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在他们入学之后，东华大学原有的校队宣布解散。在这批队员中，不乏曾经进入过一线队的“新星”，如邓蓬鹏还曾经被上海足坛誉为申花的“四小天鹅”之一，而薛志强等人甚至代表申花参加过

　　尽管拥有正式的学籍，但是东华大学对于他们则采取相对松散的管理制度。除了在校读书之外，大多数时候他们仍然归申花俱乐部管理，而在入学的第一年，申花方面还给这批队员每个月发放5000元工资和800元伙食费。不过第二年这笔钱被下调到1000元。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进入东华大学对于申花队员而言，只有一种涵义，就是彻底被职业足球圈所淘汰。即便已经取得学籍的队员，几乎没有人不想着重返申花。事实上，他们随时也有被上调回一线队的可能。从2004年初开始，几乎每年春训，为了弥补国脚离去留下的空缺，主教练都会从东华大学队调人参加全队训练。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如果被上调队员有好的表现，进入主教练的法眼，仍有可能重返一队。不过，随着毛剑卿、王洪亮等一批年轻球员的崛起，上调者多，最终留下者却寥寥无几。

　　作为东华大学队员，除了日常训练之外，这批队员几乎没有比赛可踢。即便参加大学生联赛在这批职业队员看来，也基本没有任何训练价值。更让人头痛的是，大学生联赛赛季短，赛事混乱，赛制不固定，并不利于职业球员的成长和成熟。

　　本赛季在吴金贵重新执掌申花之后，薛志强和周亚君从东华大学重返申花。孙冠荣、忻志良、罗建伟等六人分别以转会或者租借的形式加盟国际队。不过因为没有使用转会名额，短期内他们恐怕还很难在联赛中出场。不过，原来效力于上海十运队的几名年轻队员又被补充进入东华大学。

　　东华大学与申花俱乐部体教联办的模式确实为一些边缘球员争取到了新的发展就业机会。但是这种模式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进入大学发展的球员大多无法安心读书，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希望寻找机会，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但是东华大学在足球上又无法提供适合于他们发展的条件。

　　据记者了解，当时申花俱乐部与东华大学签订的合同为四年，随着近几个赛季，学生球员的不断流失，真正坚持一直在东华大学读书的球员已经寥寥无几。在四年合同到期之后，这个球队很可能将会最终解散。

　　450支队出了7个人

　　全国大学生足球联赛自2000年诞生以来，经过5年的探索，现已颇具规模。2004-2005赛季，参赛队伍达到450多支，分为东、南、西、北四个赛区。其中，东区116支，是四个赛区中队伍最多的一个区。而在这四个赛区中，实力最为强劲的要算东区和北区，在最终决出的八强当中，冠军东华大学、季军同济大学、第六名山东大学都来自东区，而北区在八强中更是占据四席，分别是亚军中国人民大学、第四名北京理工大学、第五名天津师范大学以及第七名东北财经大学。

　　实际上，450多支队伍的参赛规模还远远不够，2005年5月份，教育部公布全国普通高校的数量是1794所，还不包括民办、成人等其他层次的高校，这样来计算，大学生联赛的覆盖率只占到了全国高校的约25%。留给大学生足球联赛的发展空间，还很巨大。

　　2000年大学生足球联赛创办之时，飞利浦公司与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签订了一份5年的冠名赞助合同，到2004-2005第五届联赛结束时，合同已经到期，“飞利浦”退出大学足球的历史舞台，但“飞利浦全国大学生足球联赛”这个品牌已经深入人心。目前，2005-2006赛季的预赛阶段已经陆续在各区展开，而招商环节仍处在空白期，大学生联赛这个品牌仍然有待进一步开发。

　　在几年中，大学生联赛已经为中国足球培养出了一些高水平球员，其中，从北京理工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中走出的职业球员最多。2005年12月19日，北京国安签下了两名人大的在校大学生——张思鹏和范超。之前，进入职业联赛的大学生还有北京工业大学的周皓罡，他于2000年进入陕西国力俱乐部。另外一名来自人大的王治安，进入重庆力帆俱乐部，而两名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张树和杨思源则分别进入浙江绿城和重庆力帆俱乐部。河南建业的刘景涛作为中国第一位研究生职业足球运动员则也是来自人民大学。除此之外，大学生联赛尚无人进入职业足球领域。

　　新生产力

　　2004年1月阎世铎到明宇俱乐部去视察的那一天，他甚至到猪圈去看了看。那个时刻居然没有镁光灯闪烁。有人一直在无端猜测，那些老油子摄影同行不敢给自己找麻烦，如果真的有一张那里的照片，没准被编辑陷害，配文“左三是……”。中国足球最高首长难得让青少年基层一亲芳泽，这无可厚非，因为一个公司老板也不会经常到车间里去，除非他发现生产的合格产品越来越少。

　　好的生产线只有一条

　　科技社会的遗憾是(出于道德原因)人还不能在流水线上生产，但是我们一直坚信，人才是可以通过流水线生产的。例如生产了2005年十运会决赛山东队几乎所有首发球员的鲁能足校，就被视为这样一条卓有成效的流水线。他们也可能是全中国唯一能够幸福溢于言表的足校。金字塔上的足球俱乐部都食不果腹，何况那些为他们“生产”职业球员的学校？每一次社会变革都是一个新的生产力代替落后生产力的过程，在足球这一行，草台班子不再可以成为生产车间，足校的发展延续了一种风格——凡是浓缩的都是精华。

　　往南一千公里外的崇明岛上，徐根宝也在“土法炼丹”——至少在这十年八年里，他要过得相对清淡。徐根宝培养虎狼之师的方式，有点像电影《暗流I》的情节，荒郊野外，挣扎十年八年之后称霸的梦。足校培养青少年如同生产婴儿，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待遇。1940年在德国，生儿育女成了荣誉的象征，至少生出4个的夫妇才配得上这一殊荣。进一步“捐献”的妇女会得到“母亲十字勋章”：第五胎是铜制，第六胎是银质，第七胎是金质。即使在现在的中国，这也只能意味着饿死。为了不被“饿死”，眼下数量寥寥的足校只能自我调济——除非中国真的能够生产出符合欧洲联赛的“产品”，而不简单符合中超联赛的标准。这当然也是一种新变化，年轻球员到欧洲试训成功才有前途，中国足校的未来道路不再满足于地方的需求——有些地方，已经没有了“需求”。

　　还是要解决生产成本问题

　　培养一个伟大的年轻球员是多么不容易，这一点可以从利物浦大学足球产业教授泰勒的举止看得出。他每到一地，都会翻来覆去说培养欧文是费尽移山之力。这欠缺了一个必要的交代：利物浦青训系统对每一个球员都是这样努力培养的，而欧文只是最拿得出手的一个。而不是说，利物浦仅仅把欧文从摇篮里抱走，十几年来一直“搜孤救孤”，就培养了他一个。而且从英格兰到意大利，踢球的孩子们还不是家庭的经济负担。这一点也和中国10年来的足球家庭经历不同。遗憾的是，细想起来也没有什么好多说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高等教育都莫须有的贵，不能全中国就指着足球学校当雷锋吧？

　　生产能力和始终如一的工作品格是有着充分联系的。沈祥福和吕洪祥在日本的时代，日本足球青少年培养还基本处于混沌时期，其生产力和现在的中国足校相仿。费用平淡，参与者也平淡，J联赛除了1993年也一直平淡，但是一直“平淡”下来，其成果也很可观。把一切梦想都转变为现金，仍然是中国青少年足球培养生产力最大的妨碍。管理者缺钱，足校缺钱，小球员家里也缺钱，心急火燎的，大家都不是在踢球，叫人下底都要往角旗那儿一指：谁最快到那就给5块！

　　所以，我们开始搜罗新的生产力，寻找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最好的方式，不是聊以自慰，而是为了推广，就像推广任何先进生产方式一样。

　　《中国足球人口调查》专题组在完成了“吸引力”调查后，接到了很多读者非常激烈的提意见的电话，大家普遍指出，我们只给出了一个让人产生绝望的调查结果，而没有给出增强足球吸引力的方法，这让我们尝试在中国足球的“重镇重灾”中，寻找突破口——只有找到新的生存和发展方式，才能挽救现在中国足球的颓势，一句话，我们要找到中国足球的新生产力。

　　中国足球的现状让我们很难一步到位，但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一些现在还并不壮大，很可以看出很好的势头和发展前景的生产方式，让我们惊喜，于是我们收集了这些如星星之火般散落的新颖、独特的人才培养机制，旨在通过这些调查引发中国足球人才培养体制的整体革新。

　　我们的调查就是足球人才生产力的调查，只不过，我们调查的是新的生产力，社会的每一次变革过程，都是由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过程，足球同样如此——我们本次调查的，都是在中国足坛普遍萧条的情况下，在大批足校纷纷倒闭的情况下，以自己独特的运作方式生存并且培养了足球人才、焕发了足球新活力的个案，他们都有着崭新的生产方式，他们代表着新的足球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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