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坛泰斗年维泗言语之间流露真情 为了足球走到底

　　中国足球几十年风雨沧桑，经历着短暂的欢乐和欣慰，承受着长期的困惑和坎坷，然而却一直为了希望蹒跚而行。德高望重的年维泗为中国足球拼搏半生，从一名国脚到中国足协主席，人生之路充满传奇色彩。去年夏天，年维泗与夫人黄帼会一起来天津参加活动，我见到他时，看到他端坐在会场的主席台，依然显露出在任中国足协主席时的威严，但是晚间在舞池看到他随着乐曲起舞，又是那样轻松自如、平易近人，显示他在生活中也会与人平和相处。其实在二十年前我在同他接触时，就感到年维泗这个在中国足坛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如此

谦和待人，坦诚热情。那时，年维泗是国家体委训练局主管足球的副局长，国家队归属训练局接受他的直接领导。1985年7月2日《球迷》报创刊，当时正值“5·１9”之后，国家队兵败工体造成中国足坛激烈动荡的非常时期，为了采访年维泗，真实了解中国足球的现状和动向，把第一手材料奉告读者，我接受任务，赴京去采访这位极少在媒体上露面的训练局副局长。

　　能够顺利地采访年维泗，我借助了和我认识许久的李富荣。李富荣在工作上与年维泗是同事，李富荣时任国家体委训练局副局长，生活上李富荣又和年维泗是邻居，住楼上楼下。当我向李富荣提出要采访年维泗时，李富荣让训练局办公室主任刘凤岩将我领进年维泗的办公室，这一天是1985年7月17日。

　　由于“5·１9”之后中国足坛处于动荡和混乱时期，听听年维泗的观点与见解是很重要的。

　　年维泗说：“中国足球是逐渐进步的，可是与国际先进的水平比较起来，差距是很大的。落后的地方是个人技术、整体战术、身体素质。这些关键的症结不是瞬间就可以解决的。我说瞬间的意思是指过去，国家队与国外强队进行比赛时，偶尔胜人家一场，各方面就借此大作文章，将自己的水平生生拔高，

　　年维泗说到这里，加重语气说：“《球迷》报刚刚创刊不久，很受欢迎，你们在报道上一定不要走弯路。”

　　这一次采访后，《球迷》报在1985年7月23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一篇《一道难题等待解答》的专访，过了几天我专程到北京给年维泗送去这一期的《球迷》报，年维泗看后表示满意，他说自己和《球迷》报是“一回生、二回熟”，“熟了就是朋友，今后只要你们要采访，我尽量抽出时间。”

　　这天和年维泗接触有一个细节让我长久不忘，快到中午12点了，年维泗起身离开办公室，他和我一起走出训练局办公大楼，他推着他那辆自行车与我分手，分手之前他对我说：“很对不起，我要赶紧去买两个豆包给家中的老人，晚了就买不到了。”

　　过后我向李富荣说起年维泗给家中老人买豆包的事情，李富荣说：“年维泗家庭负担很重，他的老父老母久病卧床，离不开人，年维泗很尽孝道，这在训练局大家都知道，只要老父老母想吃的，年维泗一定会办到，豆包就是他父母最爱吃的。”

　　《球迷》报同年维泗打交道打出了交情，平时给年维泗打个电话，他总是十分热情，有机会到北京去采访他，他也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待。《球迷》报创刊半年，就发表年维泗的专访多达四篇，可见他对《球迷》这张报纸的关心和支持。当“5·１9”之后曾雪麟辞去国家队主教练，新的国家队何时组建？主教练会是谁？这是全国媒体都想抢发的新闻，这个机会让《球迷》报最先抢到，《球迷》报在中国足协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在全国媒体第一家发表新的国家队教练员和队员的名单。这个独家新闻虽然不是年维泗向我们透露的，但是《球迷》报是沾了和年维泗熟识的光，像挤牙膏一样，从一名中国足协官员那里得到的确切消息，因为中国足协的很多人都知道《球迷》报同年维泗良好的关系。

　　年维泗任新组建的国家队主教练时间只有一年，了解他家庭情况的人都知道，年维泗牺牲得太多，付出得太多，他克服这么大的困难，如同传说中女娲补天那样去挽救中国足球。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袁伟民秘书的冯建中对我说：“袁主任找了几十个人征求意见，希望找一个能使足球走出困境的人，最后确定了年维泗。但是年维泗家庭的困难袁主任也知道了，从这一点看年维泗的大局观念令人敬佩。”

　　年维泗虽然只执教了一年国家队，但是《球迷》报的记者采访国家队是很顺利的，有的首都媒体的体育记者想采访国家队还要搭《球迷》报的顺风车。《球迷》报在年维泗执掌国家队帅印这一年，发表了多篇在全国都很有影响的独家新闻，至今还让不少读者回味。(张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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