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金汕 那一年武文杰16岁，是北京66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我当时是从报纸上知道这个名字的，因为他是“5·１9”所谓的“闹事”球迷之一。我接受了一家杂志的约稿，写一篇全景式的长篇报告文学。我在采访教练和球员的时候都非常顺利，根本不像现在，我到曾雪麟家里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后来拍一部反映“5·１9”的电视剧也在他家整整折腾一天，曾雪麟没有丝毫的不耐烦，还帮助剧组到健力宝去拉赞助。我记得我采访贾秀全、李富胜、朱波、李辉、杨朝晖时，他们都把一些绝对是内幕和细节的东西提供给我，这也是今
后也不可能有的景象。
那时我采访武文杰比采访曾雪麟还难，首先学校认为家丑决不外扬，所以给予坚决的谢绝。后来在学校门口憋到他，他犹如惊弓之鸟，对一个16岁的孩子来讲，公安局的拘留和报纸的围攻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压力！后来总算和他聊上了，我真想象不出他会闹事，他是那样文静、那样彬彬有礼、那样羞涩。他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我一眼就觉察出他的家教绝无问题。那一天，他和所有的球迷一样为中国队焦急，当时的宣传机械地把球场上输赢同爱国主义相连也让不少青少年有了认识上的误区。球赛完了以后他在场外一起高喊“中国队解散！曾雪麟下台！”，他看到附近人群中有人在掀一辆轿车，在“一二三”的巨大声浪中，他也跟过去搭了一把手，就在别人干完了纷纷逃离的时候，他还幼稚地站在那里看热闹，他当场被带走了。
在和我谈话时，他的悔恨与羞愧溢于言表，那稚气的脸上挂着清纯的泪珠。他是那样年轻，以致让我产生深深的同情。回忆起来，那时的球迷犯错也带有一种单纯和片面的理想，他们和如今的足球流氓和亡命的赌徒是两种不同的“闹事球迷”。20年前刚从“十年动乱”那样沉闷的空气中走出，在个性受到压抑的年代里，不可能有自由自在、尽情欢呼的球迷。而改革开放以来异常活跃的球迷现象告诉人们：中国已不再同世界现代生活的潮流对立了，渗透进现代文化生活的城市也在造就着新一代的城市青年。从这个角度来说，“5·１9”的意义超出了足球本身。武文杰就是新一代城市青年中的一员，他不存在品质道德的问题，只是“一念之差”。
我那本反映“5.19”的书《中国足球之谜》出版后发行了6万多册，为了感谢武文杰，我给他寄去一本。几年前有几家电视台希望找到他采访，据说到了学校后都不知他的去向。两个月前中央台《足球之夜》拍摄《5.19二十年》也想寻找他，据说也没有找到。
算起来，他已经是36岁的中年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