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以足球的名义--阎世铎离任 谢亚龙横空出世

　　CCTV.com消息(纪事)：2005年2月17日，大年初九。这是中国足协春节之后第一天上班的日子。就在这个小院里，发生了一件震动足坛的大事件。处于风口浪尖的中国足协掌门人突然易主，阎世铎被免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职务。接替他的人，是谢亚龙。

　　冉雄飞是目击谢亚龙上任的少数几个媒体记者之一。

　　冉雄飞说：“谢亚龙的出现，也让我们感觉很突兀。突然之间就来了一个谢亚龙。真是横空出世。所以我觉得谢亚龙的出现，对于中国足球真有这种感觉，就是横空出世。”

　　谢亚龙的横空出世，对于千疮百孔的中国足球来说，也许意味着新的转机。而对于足球人来说，也许意味着更多。

　　冉雄飞说：“我觉得有可能是一种惊喜。比如现在对于谢亚龙，就是这两种结果。因为你也知道中国足球现在不能再失败了。所以谢亚龙要么就是生，要么就是死。他如果生，我们这些足球人也生了；如果他死了，那足球人继续死下去。

　　经历了动荡的2004年，中国足球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世界杯的惨败，还没有淡出人们的记忆，轰动中国的足球改革风波，刚刚无疾而终。众多媒体把足坛的乱象，归咎于足协主席阎世铎，2月17号下午3点30分，冉雄飞见证了中国足坛阎世铎时代的结束。

　　冉雄飞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他终于离开了那个让他焦头烂额的一个烂摊子，他应该是乐了，但是在当时我觉得阎世铎是乐不起来了。但是从他脸上有一种强装的一种笑颜。因为在面对我当时拿着相机的时候，他说：兄弟们再见了，然后让我拍了一张照片。我觉得他当时在感觉上是很放松的，但实际上内心我觉得不。特别是在最后，我就没跟他说话，我就观察他的时候，那时候因为足协的那几个工作人员在忙着腾车，他一个人很落寞地站在那个旁边，没有事情干，也没有足协的官员送行。他一会儿看着足协的工作楼，一会儿看着地下，可能一直在想什么事情。我觉得他的确是千言万语很难说出口。”

　　3个月前，时任足协主席的阎世铎在大宝饭店接受过《新闻会客厅》的采访，当时，谁也不曾想到他对自己的处境会这样描述：“中国足球的环境当中，坐在这个位置上，叫做头戴金冠，身背十字架，脚踏地狱门。这就是我的感受。”

　　他接受这段采访的时候，是2004年的秋天，当时，中国足坛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混乱。2004年是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开创元年。可是，开赛伊始，11年开展职业足球以来的种种赛场丑恶现象，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假球增多，黑哨横行，境外博彩公司的介入让赌球现象日益猖獗。

　　原健力宝足球俱乐部投资人张海说：“国安罢赛之前，我是已经下决心退出足球了。我觉得再搞下去，作为一个投资人，这个举动就会变成无知，愚昧，滑稽，可怜，对资本的一种不负责任。作为俱乐部来讲在亏钱，球队在打假球，球员在卖球，在赌球。那我为什么要进入这个行业？过去作为足球老板是名利双收

　　你现在作为足球老板是什么？名利双失！”

　　10月2日那一天，因为裁判的一次有争议的判罚，发生了性质严重的球队罢赛事件。10月14日，中国国家足球队意外兵败科威特，世界杯出线形势一片渺茫。所有积累的问题终于到了爆发的时刻。也是在那天晚上，大连实德俱乐部的董事长徐明掀起了中国足球改革的风暴。

　　他说：“这次作为各个俱乐部，我们要站着把这个事情做好。如果这次不通过国安俱乐部这次把中国足球问题全部搞好的话，可能中国足球真的在近期内就没有希望了。”

　　这个时刻，标志着一场震动中国足坛的改革风暴的到来。徐明提出“联合所有俱乐部促进足协改革”的建议得到了7家中超足球俱乐部的响应。上海、辽宁、青岛、四川、深圳几家俱乐部的投资人先后来到北京，他们联合提出了明确的改革要求,中超联赛必须与足协分离，并交给由12家中超俱乐部共同组成的中超委员会管理，从一开始双方的焦点就集中在中超联赛可以产生的每年上亿元人民币的巨大利益上。

　　北京国安俱乐部投资人罗宁说：“可能这个在外人看来，投资者联盟是革命的，那足协必定是反革命；投资者联盟是改革的，足协必定是反对改革。但其实到后来，已经不再是对职业联赛本身的较量，我觉得还是对于权力的较量吧。”

　　出人意料的是，阎世铎表现出了难得的大度和宽容。在改革的方向问题上，双方似乎达成了一致。

　　中央电视台记者张斌说：“我们要深化改革。足球改革了十一年了，现在来讲已经到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时候，这也请咱们各个俱乐部的老总回去以后提出建设性的方案，我希望他能够参与改革，领导我们改革，然后大家一起来做。我就希望足协完全可以领导这场改革，完全可以把投资人的一些意见和你们的意见融合在一起，共同完成这次改革，而不是对立的。”

　　10月20日风云突变，足协单方面宣布推迟原定双方将在两天后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并拒绝接听来自投资人的任何电话,媒体评论说，这是足球改革风波中阎世铎第一次变脸。

　　徐明描述了会议上的情况：“进去时候就是一种火药味。一进去时候我把名签换了，那足协就不干了，说这是我们安排的会，让你坐哪儿就坐哪儿，足协给安排的位置。工作人员就上来说，这是足协主持的会议，你必须坐在给你摆牌子的位置上。罗宁当场就说，这又不是法庭，这是被告，我得坐被告，而原告坐原告，我就坐这儿了。那不行。先给一个下马威。”

　　罗宁回忆说：“那是比较紧张，因为变化太大了。跟在这之前见阎世铎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了。以前见了亲亲热热，那都是称兄道弟，大家都是朋友，谈改革有话都可以随便说；在那天会上完全不同了。然后当时就被体育局的一群局长训斥我们搞的文件不伦不类。说你要想撼动足协的权威那是不可能的，我人可以换，足协的权威不会换。”

　　10月22日，七家俱乐部的投资人在没有中国足协参加的情况下，仍然在北京香河开会，这就是第一次投资人联席会议。不惜以罢赛来推动足球改革，第一次投资人联席会议上的这项决定把沸沸扬扬的中超改革风波推向了白热化。这次他们不仅触动了足协的权利，而且直接伤及足协的尊严。四天以后，中国足协召集所有的会员协会，开会决定七位俱乐部投资人的改革提议。

　　阎世铎在会上说：“中国足协在依法依章管理中国足球的地位，必须要得到尊重和维护，深化改革不是推倒重来，更不是另起炉灶。这次改革不能就事论事，就问题改问题，不改革中超联赛是没有出路的。”

　　罗宁回忆说：“二十六号会议以后，大家可能预感到改革的艰难性。再往后就是足协提出来如果不踢怎么怎么怎么样，我们就看到了改革的残酷性，我们也坐下来大家分析过，就是很残酷。残酷到什么程度，就是把你轰出去，直至取消你的注册资格。你的钱就白扔了，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就说足协宁可让你们这些热爱足球投资的人都出局，也要维持自己的那种权威。”

　　在那次会议上，投资人得到了四点答复，足协决定暂停2005年中超联赛降级，并承诺公开财务，但是对于投资人提出的有关联赛核心利益的“管办分离”等要求并未给予答复。

　　中央电视台记者张斌有他自己的看法：“如果说把足协和投资者双方都对立放在一起的话，谁都没想拼个鱼死网破，都是有底线的。所以这一有底线了，就不可能彻底了。当然没有人又知道说这一次就能够彻底。有人就说投资者联盟为什么不集体退出中超。退不了，根本退不了。可以退的话就不会说，咱们现在就进行革命了。所以说在这方面，双方其实在某些时刻都是有自己的难以解决的致命弱点吧。”

　　2004年10月26日以后，中国足坛难得有了15天的平静，直到国家队备战广州的敏感时刻，这七家拥有18名国脚的俱乐部宣布在广州长隆酒店召开第二次投资人联席会议。

　　罗宁说：“如果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要采取法律的手段。不改不行啊，国家队打成这个样子，中国队已经脑死亡了。打真球打不过人家，打假球你还打不过人家。”

　　11月的广州，是体育媒体关注的焦点，除了国家队的备战以外，更引人瞩目的是在广州长隆酒店将要召开的中超投资人会议，11月10日这一天，大批体育记者和几位俱乐部投资人都相继来到这里。

　　罗宁说：“参加会议的心情就是，大家就知道改革的艰难，残酷。所以拱吧，一点点拱呗。该做得做完，把我们的事全做完了，百分之一的希望，尽了百分之百的努力了。我们现在是被迫的，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是属于自下而上的改革。对方并不是很愿意，很情愿，而是你在不断地推他推他推他。但是我们能够坚持多长时间？实际上每次大家都互相打气：还得继续，咱们再努力一把，看看阎主席什么态度，看看各位什么态度。”

　　张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跟阎主席讲了一个故事：你不要听千军万马，战鼓齐鸣。因为你现在被大雾迷雾包围，这种迷雾是一种怀疑的迷雾。可能大雾散去，你发现我们这些摇旗呐喊的都是你的兵马，你应该指挥着我们为你去做改革的事情，而不是信任你一些在过去的改革经验，被证明是失败的，和对市场运作规律无知的这些人。你应该利用好这些投资人这个庞大的资源。那你觉得包围着他的这层迷雾到底是什么呢？是过去这十多年来投资人跟足协从来就没有沟通的平台。足协把投资人当成个超级大球迷，可以掏钱的超级大球迷，忽悠一下很容易，忽悠惯了。但是作为我的角度来讲，我们跟阎主席说了：信人，人必信之；疑人，人必疑之；利他，他必利之；辱人，自取其辱。”

　　在七位俱乐部投资人长隆会议之前，所有的中超俱乐部都接到了一份来自中国足协的通知，要求各个俱乐部不得参与这次会议，否则后果自负。

　　罗宁在会议开始时说：“足协发来一个通知，我觉得很多是对这个会有一些不理解和误解。这我也很遗憾。中国足协希望各中超俱乐部，本着对中超联赛负责，对中国足球负责，和对本俱乐部长远发展负责的态度，慎重考虑自己言行，不要召集，也不要参加。我就在反复读这东西，好像我们参加这个会国安队长远足球就不能做了？所以我对他这个通知，这个方式就是不太理解。希望他能够理解我们这个时候的心情，有点苦涩涩的，而本来是一腔热血。”

　　按照会议日程，在短暂的预备会议结束以后，几位俱乐部投资人将闭门讨论，讨论结果将在稍后的新闻发布会公布。

　　记者们等在门外，议论纷纷。

　　“张曙光举了例子，他说下围棋，不能一步我就走两步，我走一步你来。这是博弈。其实现在最根本就是说资本作为一种力量它存在不存在。我看这作为足协现在还没有考虑清楚这个问题。《宪法》都已经把保护私有制财产写进去了，资本作为一种力量其实在中国足球里边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你要尊重它，你要引导它，达到互相借势去发展。”

　　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几位投资人公布了他们将要递交中国足协的几点提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敦促中国足协尽早公开中超及甲A联赛的财务状况。

　　徐明在会上说：“如果足协采取各种形式，等啊，拖啊或者各种方式的话，我认为我们要采取两种措施。一个就是我们会向国家有关部门提请国家有关部门介入，进行深入地审计。如果还解决不了这问题的话，我们也要采取法律的手段，要司法介入。我们需要有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国足协的言行，来决定我们采取哪种方法。

　　罗宁回忆说：“在十月二十六号结束以后，我们几家投资人坐在一起，商量关于十月二十六号以后应该怎么办。这里边我可以明确地说，就是有几家投资人坚决要求把比赛停下来。后来我们最后达成共识，认为11·17 国家队的比赛就要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我们全力支持国家队的比赛。在这个时候我们俱乐部停下来，有可能队员心态各方面受到影响，而使国家队受到影响。这是我们这次投资人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就这次国家队的比赛形成了一些共识。概括成六个字就是叫鼓劲，减压，宽容。这样对整个中国足球更有利。”

　　中国国家足球队一直在广州集训，一周以后，他们将在这里对阵香港队，记者中流传着一种推测，这场生死之战，不仅仅会决定中国国家队未来两年的命运，还会对中国超级联赛改革的前途产生微妙的影响。一旦中国队失利，也许中国足协会改变现在这样强硬的态度。

　　《足球》报记者李承鹏在报社与编辑讨论这件事情。“中国足协的账目呢不会有问。有问题的主要是那些私下的俱乐部跟官员的交易。投资人现在想的什么呢？他想的是，我这么多年我投几十亿的东西，你挣多少钱，你花了多少钱？或者中国足协把钱交给总局了，这个合不合理？你要支援这个奥运金牌，这个要求绝对是合理的。”

　　“这点您放心，违规的可能会有，违法的不会有。公开的账目肯定做得不会有问题。还有个时间段，这只是徐明单方面。”

　　“你要不同意我就通过国家审计署，如果不受理就司法介入。中国足球的事情，每次不是司法介入就出问题了吗？”

　　“在中国你包括要想解决问题，都是必须依靠组织。不是说你要想司法介入，司法就介入了？你想通过审计署，审计署就介入了？”

　　比赛前一天晚上，中国国家队在越秀山体育场举行了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在球迷和记者中间流传着各种传言：有消息说，马来西亚队将会在与科威特队的比赛中放水。也有人说，同时进行的这两场比赛将会是超常比分的较量。

　　11月17号这一天，决定中国队世界杯出线权的中港之战开赛。开场后，中国队气势如虹，在上半场接连攻入三球。

　　而在科威特同时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科威特队被意外攻入一球。双方比分1：1。如果这个比分维持下去的话，中国队出线，前景一片光明。

　　下半场一开始，中国队又连中两元，五球在握，进攻势头缓慢下来。场上队员无法知道，在同时进行的科威特和马来西亚的比赛的下半场，突然出现了同样夸张的大比分。

　　气愤地记者说：“打真球打不过人家，打假球你还是打不过！”

　　《足球》报记者刘晓新在赛后评论说：“智商的侮辱。如果说九十分钟算是一次长跑的话，科威特一开始就让你领跑，他跟在后面。等他一冲刺的时候，你已经慌了阵脚，已经完全来不及了。我觉得最终把对手想得很弱智，其实是自己很弱智。失败有很多方式，人也有很多种死法。但你如果用了一种最窝囊的失败方式，或者说死得最难看的一种方式，那就怪不得别人了。所以我就觉得像今天这么一场比赛，我并不认为对中国足球是一场灾难，因为你连灾难的情绪都找不到。比如像世界杯，像亚洲杯，这都可以认为是。你好像一个人他一直躺在病床上，他一直是癌症晚期，拖两年了。不断地打了一些强心针，谁都知道他可能会死，结果你本来是准备被疾病折磨得慢慢折磨死，结果最后是你在医院里面的厕所里面掉进去溺死，呛死了。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意外，意外在这儿。而且呢，回过头来讲如果说还有一点什么值得我们安慰的话，我觉得中国足球从阎世铎上台以后，或者说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2004年，没有一个赛季的联赛是正常的。”

　　比赛结束之后《足球》报记者李承鹏，《体坛周报》记者冉雄飞和中央电视台足球评论员黄健翔被新浪网邀请与网友交流。

　　“早在我预料之中。我在十月三十号客场输给科威特之后在你们新浪做的那个评论不是已经宣布了，中国足球已经到死亡，中国队已经脑死亡了，已经没有希望了。”

　　“健翔其实在赛前写过一篇《输球还是输人》。那篇文章写得很棒。最后他既输了球又输了人。是大比分战胜香港之后，但还是在净胜球上没有比过科威特人，然后输了球又输了人。其实他可以选择一个，可以输球，也可以输人，但是他全要。就像我们说阿里汉一样，你可以吸收荷兰人的优点，同时德国人的缺点。他一不留神把荷兰足球的随意性和德国足球呆板全蹦到中国足球身上来了。”

　　“中国足球就该得到这一切！这就是给他们的报应！我觉得这次失败说白了，不仅仅是阿里汉的失败，也不仅仅是这批队员的失败。现在最可笑的就是好像把一阿里汉拿出来，放在十字架上，万箭齐发，万箭穿身，就大家都没事儿了，大家都开心了！”

　　“健翔还记不记得，那次国奥失败以后，我就说不要所有矛头指向沈祥福。你要指向沈祥福，以后咱们还会输。你为什么把沈祥福这样一个不称职的人放在这个位置上？”

　　“你再想想这个社会背景，我们为什么会选阿里汉，我们是已经进过世界杯的人了，居然还请来一个这么一个教练。这么一个在欧洲是做球探的人，只能是帮人家选选年轻苗子的人，没带过队的人，为什么？”

　　“我觉得现在中国足球缺乏一个公平的一个标准。没有道德标准，就是中国足球最大问题。道德和公信的沦丧！今年像赌球这么昭然与天下。体制问题。因为再坏的人，在一个好的体制下，他至少会收敛他那种坏的东西。体制是比人的问题更重要。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首先要改变制定规定的人。他自己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这个必须要改变！现在足协实际上就是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那怎么可能把这个行业搞好呢？”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中国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的惨败之后，除了媒体的愤怒之外，并没有听到铺天盖地的指责，也没有人为失败负责，向球迷道歉。几位俱乐部的投资人也没有向人们预料的那样趁机发难，发生过的一切似乎都很快被人们遗忘了......

　　投资人第三次会议在中国队世界杯预选赛惨败之后召开，这次会议采用了理论研讨会的形式，投资人这样做是为了让所有的足球人都能够更加理性地理解：足球，到底是什么。

　　2004年11月23日，中国足协在中超联赛只剩下三轮时，公布了当年联赛的财务预算，在1.45亿人民币的预算收入中，中超冠名赞助商西门子公司一家就占去了8100万，然而西门子公司当年的得到的回报是巨额亏损。2005年1月28日，他们宣布停止对中超联赛的赞助。

　　12月22日，北京下了2004年的最后一场雪。就在这一天，中国足协在香河再一次召开足球改革研讨会，阎世铎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根据国谊足联章程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所有国家级赛主的商务资源，权利属于国家协会，国家协会有权可以自己开发。中国足协会尊重中超委员会的意见，但无论以什么形式开发，都要确保中国足协的必要收入，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2005年1月19日，又是一场大雪，全国足球会议在香河召开，中国足协的会员们通过了对足协章程的修订，在这次大会上，足协主席阎世铎再次发表重要讲话，声称即将到来的2008奥运会是重中之重，所有的中国足球俱乐部，都要做好准备，为体育总局的2008战略作出牺牲。

　　有人把这次历时两个多月的中国超级联赛改革风波，称为80天的庸俗故事，在一切从终点回到起点之后，传来了阎世铎离任的消息，中国足坛必须要熟悉这张新面孔，他，叫谢亚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