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承鹏报道 中国足协给大家又玩了一把“数字游戏”，原定的中超常委会名额从5+2+1改为了5+4。四名地方足协代表的加入使足协控制力量进一步加大，“投资人”阵营对此无可奈何，导致有俱乐部老总因未在会上向足协质疑而在会后被其老板狠批，“你到底是什么立场的？你为什么不反对？”
在阎世铎时代，用天津泰达老总张义峰的话就是：“中超常委会给外界的印象似乎
很重要，其实它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无论是5+2+1还是5+4，对中国足协的决策能起什么作用呢？”但在谢亚龙入主足协并作出了顺应民意的表示之后，中超常委会在一些决策中发挥的作用突然显得大了许多，因此改革派极力想在其中占得更多的席位。在香河中超正式会议前的中超常委会上，当时初步定下的扩大常委方法就是：五个原来的俱乐部代表(天津+北京+深圳+山东+上海申花)，加上在“改革小组”里扩编的大连和重庆，以及一个地方足协代表——拥有3支中超队伍的上海市足协秘书长卢申。
这一方案能够让大部分人满意，因为地方足协的名额只有一个，而7支中超球队(占半数)也能照顾好中超球队整体利益。但有人对偶数的常委名额表示不解，认为这不符合常理，而最关键的原因在于阎世铎离任前定下的调子——“加强地方行政的支持和管理力度”。其实这次香河会议的主要议题还是围绕着“阎时代”留下的各个环节，所以将地方足协人员强行加入中超委员会也就可以理解了，继卢申之后，北京张希岗、四川叶国治、山东的黄又林等3个地方足协官员均加入中超常委。在此四人加入之后，俱乐部在中超委员会共11人的编制中只占一半不到(5席)，足协方面掌握了整个控制权。
杨一民是改变“常委模式”的主要推动者，他主张把4名地方足协的官员加入常委。但这个方案次日在香河会议上公布立即遭到质疑，张义峰认为：“我不同意地方足协的官员进入常委，因为作为中国足球最高权力机构，执委会里已有不少地方体育局官员，再把他们加入‘中常委’有点不适合。”
有意思的是，由于“投资人”阵营中有几个老总在此问题上均无表态，而且在“管办分离”、中超委员会由足协委派主任、秘书长等方面未向足协提出异议，这使老板们认为这些俱乐部老总在香河会议上态度暧昧，“为了混口饭吃就不敢向足协叫板？”因此会后，有老总被老板叫去大骂一顿：“还想不想干了？和哪边是一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