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记者知道，有人要开骂了：“你这个时候还在替阎世铎说好话？他给你什么好处了？”
记者没有阎主席敢于面对千夫所指的勇气，所以有了如下文字，阐述初衷，解读结果。
首先，之所以要经过如此复杂的调查过程写出这篇文字，目的只有一个，让读者更多地了解阎世铎这个人的生平，占有更多的材料去分析评价这个人。在调查过程中，记者对很多人的说法都经过仔细推敲和认证，就是为了求真求实，给球迷呈现一个完整的阎世铎形象。很遗憾，阎世铎下乡前在北京和1984年进入国家体委工作以后的这段经历记者无从得知，也无能为力———毕竟不是私家侦探，更不是公检法人员，一个记者能力有限。
可以保证的是，本文的细节内容和对阎世铎的评价都是真实地出于每一位被寻访者———阎世铎当初的朋友、同学、老师和学生，他们都在给他说好话。他的老师何彦吉更是一再重申：“他的好不是一般的好，我现在仍然觉得他是我最好的学生。”几乎可以肯定的一点是，1969年-1984年的阎世铎确实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好人，虽然好人不一定就能做好的领导。
在寻访的过程中，记者经常因为寻访事实和自己曾经的认知之间的差距产生困惑，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思考：
一如此一个“好人”，为何在足协短短四年半的时间就已经成为千夫所指的“独夫民贼”，是长达20年的官场生涯使阎世铎丢掉身上的美德，成为一个厚颜无耻的“政客”，还是阎世铎本人和中国足协本身承担了太多不应该承担的社会功能，承担了太多本来不应该属于他们的骂名？
二从开始的中超构想到后来的所谓“公益足球”，前者是大跃进，后者是大倒退。两者身上处处散发着一股不实事求是的气息，这也是阎世铎最被人诟病的地方。但这些有多少出自于阎世铎的本意？“上有所好，下必效之”，这是典型的中国官场规则。有一个事实，大家都很清楚，阎世铎名义上是中国足球的最高长官，但上面还有体育总局。阎世铎的处境连河东村人都清楚：“他就是个‘豆饼干部’。”生动形象。豆饼者，上挤下压，中间的豆饼馅身不由己，无能为力。阎世铎不像是那块被挤扁了的豆饼馅吗？即使开历史的倒车，阎世铎也只是个司机而已，车往哪开，司机有时能做主吗？司机能做的不过是把车开得尽量平稳，不让主人心惊肉跳而已。
三世间有一种羊最可悲，名曰“替罪羊”。譬如宋高宗杀了岳飞，秦桧就成了替罪羊；晚清政府割地赔款，李鸿章也成了替罪羊。
当然，替罪羊之所以能从羊群中脱颖而出成为这只替罪羊不是无缘无故的，所以从这个道理上说，替罪羊必须要承担自己承担的责任。所以西子湖边，岳武庙前，秦桧等人的塑像要永远跪在岳飞的面前来赎罪。但是，只盯着替罪羊，把所有的责任都往替罪羊身上推，这历史又如何进步？
你看，阎世铎像不像那只替罪羊？
四有一点可以明确，阎世铎主政中国足协四年半，把“人治”发挥到淋漓尽致。在中国提倡“依法治国”的大前提下，中国足球本来又是一个透明程度最高的行业，却偏偏让一个人把“人治”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冲击奥运失利，冲击世界杯失利，女足惨败，2004年中国足球这三大耻辱纷至沓来，加上联赛的各种丑恶现象，群众对于中国足球失望透顶，媒体的问责声音也不绝于耳。奇怪的是，这些“民意”在中国足协乃至体育总局面前如同泥牛入海，无声无息，难道中国足协就是个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特殊衙门？
中国足球真是无“法”可说。譬如所谓的中超章程，契约订出来就应该人人遵守，可是谁尊重契约了？又譬如中超委员会，这个橡皮图章在空中挥舞了一年，硬是不知道落在哪个地方。试问，如果这些规章制度都能执行的话，中国足球又怎会为一个人的错误而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中国足球需要法。如果认为阎世铎这只“恶鬼”拍拍屁股走人中国足球就万事大吉，那么姑且问一句：“你来了又如何？”谁都不愿意掩饰阎世铎本身的错误。这本来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不是很懂足球的河东村人说：“世铎是个好官，起码他不搞歪门邪道。如果他有空再回来我们河东村，我们还是敲响锣鼓迎接他。”
局外人的看法，有时候好像总比局内人清醒。 (白国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