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鹏：香河留下战争伏笔 改革前景仍云遮雾绕

　　提问：“香河会议收获的实质部分是什么？”

　　回答：“除了否决阎世铎四年只升不降、南北分区外，什么都没有收获。”

　　在前夜对阎世铎进行了一系列诡异的颠覆后，“香河会议”既没有向阎世铎靠拢，也没有向投资人靠拢，形成的两套决议(提议)以虚空之势骑在墙头上，从而留下日后战争的 伏笔。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按照阎世铎的原旨，从《中国足协章程修改稿》和《改革意见书》两个框架彻底打压改革派以回到计划经济的旧模式是他的构思，但反弹力太大，来自体育总局和地方势力的质疑使他无法按思路行事，而以徐明、罗宁为首的投资人的目的更没有达到，这样一场以“通利”为源起的革命在香河会议中被轻易绕过。

　　从2004年10月17日至2005年1月19日，我们发现事情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在3个月后，“足代会”最实质意义的结果却是一个关于恢复升降级的——我们知道，这种事情配不上“足代会”这样级别的最高权力会议来完成，过去，一个“俱乐部总经理会议”就可以搞定。

　　所以1月19日香河“足代会”是一个技术性会议，在政治上它非常务虚甚至非常狡诈，真正的改革前景仍云遮雾绕。

　　昨天，投资人们已得到香河会议两套文件的大意，他们评价：“3个月来，作为投资人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效果非常有限，中国足协的‘动’还是因为实际需要，而是在全国范围内的舆论压力下的政治需要，究其实质，这次会议打的是一套太极拳。”

　　去年10月17日徐明抛出“13条”直指“改制”“分权”，但现在得到的是他们不甚关心的“升降级”，在权力核心部分的“中超委员会”“中超公司”各方面，他们一无所获。

　　1月5日，阎世铎在执委会上的讲话是：“中超委员会主任、秘书长均由中国足协委派，中超公司为中国足协控权、控股公司”，当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上述两点实际上把未来中超的政治、经济大权悉数控制在自己手里，比“福特宝”时代还要计划经济还要保守。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香河会议“足代会”上出台的两套文件中，中国足协回避了中超委员会和中超公司的人员构架性质——也就是说，在足代会前中国足协发生微妙变化，至少它不敢公然地把“计划经济”的烙印打在足代会文件上，它留下了一处空白留给未来时间去争论。

　　外界很多人认为这场“分权”“逐利”为目的的战争就此烟消云散，但中国足协为什么要把“中超委”和中超公司如此关键的人员构架和性质模糊，是因为投资人给予的压力还存在。比如说郎效农就坚决反对“地方足协进入中超委”一条，认为这不符合其定性和权限。

　　体育总局有关领导目前解释：未来的商务开发权应该拿出来，中国足协只占收入的25%或最低收入，这个市场应该是大家共同来承担、开发。来自上层的表态和阎世铎1月5日讲话并不一致，因此他在这块土地的控制权并没有明朗。

　　还有一个微妙的注脚：阎世铎只字不提“公益性足球”，在两个文里也回避了这一计划经济定性。

　　“地方足协”作为阎世铎一张政治牌现在只打了一半，他在加强、明确了地方足协的权力之后，也未能按最初构思行事，原来想赋予地方足协的针对管理职业俱乐部的“摊入权”、业外起诉权、无偿托管权均未出现在“足协会”形成的文件上，让地方足协去做无力完成的事并制度化，那么这个制度本身就有问题。

　　中国足球的改革目的是为了提高竞技水平和繁荣市场，但这两点很官样化的文章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要从其它方面入手，比如说足协放权，从官僚机构转化为专门机构，比如说按市场机制运作商务开发，而非由一家官办公司大包大揽。张曙光用“分权”“逐利”来形容“革命”的全过程，但外界期望值很高的“足代会”没有完成使命，实际上它也不可能完成使命。

　　本来战争还要打下去，级别如此之高的“足代会”最后只解决了“升降级”这个问题，显得很滑稽，中国足球连续5年没有完整的升降级本来就不正常，所以1月20日前后，投资人会就“分权”“逐利”问题在江浙一带(初定)再打一仗。

　　既然中国足协在“中超委员会”领导人员构成、“中超公司”由谁控权控股上收回以前的强硬态度，就表明了中国足协还有空间可以突破，就表明了投资人还可能“得寸进尺”。香河“足代会”把很多留给了明天去争论，只要有争论，仗还要打下去，徐明说：“我曾经说投资人会议开7次就会有一个结果出来，现在刚开了三次，好戏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