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海自传(5)：99年霍顿战术无错 打人被禁赛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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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奥运折戟与霍顿战术无关

　　1997年，中国队折戟亚洲十强赛，从而失去了进军法兰西的机会，给中国人心中留下了一个永远的伤痛。因此，2000年的奥运会足球赛就成了国人下一个关注的焦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霍顿成了国家队和国奥队的双重主教练。对于霍顿的选择，后来有许多议论，议论之一，就是霍顿这样的选择是否明智。据说，当时霍顿和中国足协的合同中，并没有兼任国奥队主教练的明确条款，他的主要目标是率领国家队从2001年的亚洲十强赛出线，进军2002年的世界杯决赛圈。因此有人后来说，如果当初霍顿不接手国奥队，就不会过早地出局。

　　这一说法是否确实，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到觉得，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霍顿倒是一个很书生气的人，而且很自信，对自己的将来似乎考虑得并不多。

　　这样，在1999年的年初，霍顿就开始正式组建新一届的国奥队。一批年轻的优秀球员开始进入霍顿的视野。

　　我记得当时的国奥队集中了国内最优秀的球员，前锋是张玉宁、李金羽和王鹏，中场是李铁、黄勇、张效瑞、隋东亮和肇俊哲，后防是郑智、李玮峰、陶伟、舒畅，还有我，等等。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霍顿还是很有眼光的，这些球员日后都成了甲A赛场上的中坚人物，有一些还成了下一届国家队的主力队员。霍顿也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他要做的事情，就一定会力排众议，坚决去做。像小肇和郑智，当时还都没有走红，尤其是郑智，还在乙级队踢球，但是霍顿却坚决让他们披上国奥队的战袍。事实证明霍顿是队的，这两个人日后都成了中国最优秀的球员。我最近还听说，郑智后来在深圳队大放异彩，是2002年的中国足球先生，而小肇在2002年中国队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联队的比赛中，也深得加队主教练和欧洲星探的青睐。我也相信，他们必是日后中国队的主要人物。霍顿对李铁非常器重，曾说，国奥队谁都可以走，就是不能缺少李铁。这一方面，可能是霍顿战术体系的需要，而另一方面，也说明霍顿一眼就看出了李铁的潜力。应该说，霍顿对这些新人的培养和使用，为日后的中国足球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经过戴拿斯杯东亚四强赛和亚运会足球赛，霍顿的442战术思想已经成熟，而且也得到了队员的认可。霍顿非常强调国家队和国奥队打法的统一性，这也是霍顿对中国足球的长期考虑。因此，在国奥队，就很自然地延续了国家队的战术风格，以442阵型为主。

　　霍顿的442阵型这时候也完全成熟，中场设双后腰，两个中卫平行站位，以协防为主，而对左右边卫的要求特别高，进可攻，退可守，高速插上，及时回防。而中场球员也应根据场上形势，轮番插上，设立多个攻击点。从霍顿的这一战术思想来看，他非常注重整体，阵型的移动遵循一定的规律。我那时候刚从英国归来，已经有了一点现代足球的概念，所以对霍顿的足球理念比较能接受。对于当时的中国足球，最缺乏的就是整体观念，在场上往往会各自为战，结果常常被对方一冲就散。后来有许多球员对霍顿念念不忘，也是因为霍顿最早为他们灌输了这些现代足球理念。但是，霍顿的这一战术思想，对球员的个人能力要求特别高。我到现在还认为，后来我们饮恨奥运会的九强赛，并不是这一战术思想的问题，而是我们当时的个人能力还跟不上。尽管米卢强调他并不特别在意具体的阵型安排，但是他实际上还是以442阵型为主，一方面这一阵型确实有它的合理之处，另外也是因为霍顿的战术思想对这些中国球员影响很深。

　　1997年中国队折戟十强赛后，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把中国队定位在亚洲二流球队。为了尽快让国奥队重建自信心，并且不受国家队失利的阴影影响，霍顿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国奥队是当时亚洲最强的球队，而且还认为我们的实力应该在当时韩国国奥队之上。霍顿的良苦用心，于此可见一斑。

　　当时我们在奥运会预选赛中，和朝鲜、越南和缅甸分在一组，应该说以当时国奥队的实力出线毫无问题，只是这一小组的朝鲜比较神秘，所以教练组还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

　　5月23日，我们飞赴越南河内，首轮就对战东道主越南队，结果4：0大胜。这一战由于舒畅受伤，我和李玮峰搭档出任中卫。霍顿对我的要求是，在后面多策应、保护，与前卫线呼应起来。尽管对手不强，不过我们赛前还是作好了对方密集防守的准备。果然，那一战的上半时，对方禁区内常常集中了8、9名队员，给我们的进攻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一段时间内，队员的情绪稍稍有些急躁。但下半时经过调整后，尤其是王鹏进了的一个球后，我们的实力便在进球数上体现了出来。

　　而在比赛之前，我看了一会儿朝鲜队和缅甸队的比赛，感觉朝鲜队并不像外界传说的那么神秘，表现和实力都一般，战术思想和战术阵型都有些落后，如果不出意外，我们应该能够拿下他们，而结果也的确是如此。不过和朝鲜队的比赛很吃力，倒不是说朝鲜队突然发力，而是他们踢得相当粗野，当值的裁判也过于宽松，好在最后还是赢了。

　　那时候的球迷似乎对进球数特别在意，当然，不仅是那时，2001年的世界杯外围赛也是如此，尤其是对弱队的比赛，好像一定要在进球数上来体现我们的实力，如此才过瘾。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米卢确实比较有经验，他好像根本不在乎什么进球数，只要能赢就行。如果说米卢是一个足球上的机会主义者，那么霍顿更多地像一个理想主义者，每一场球，都在追求完美。6月15日，小组赛第二循环第二轮比赛，朝鲜队意外地以被越南队1：1逼平，实际上中国队已经以小组头名出线。但是中国队仍然斗志不减，6：0大胜缅甸队。小组赛的完胜，使我们获得了一片喝彩之声。但是隐患已经存在，小组赛赛上，我们过早地暴露了实力，而且状态也出得太早，这一切，都在九强赛上得到了验证。

　　——节选自《我的太阳》第6章第25节 奥运奥运

　　“打”裁判被禁赛一年

　　没过多久，奥运会足球预选赛九强赛的分组名单就出来了，我们和韩国、巴林分在一组，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分组结果。

　　在中国近年来的足球运动中，韩国队是一个敏感的无法绕开的话题。几乎每一次中韩对抗，中国队总是难以战胜韩国，而无论是世界杯，还是奥运会，韩国队大都扮演了"拦路虎"的角色，在徐根宝时代，就有"黑色三分钟"的惨痛记忆，而以后的若干次比赛，中国队又大都铩羽而归。久而久之，就有了"恐韩症"一说。

　　韩国足球近年来发展迅猛，其中有多种因素，尤其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韩国队更是取得第四名的优异成绩，所谓实至名归，即是。但是，当时中国队与之相比，固然有一定差距，但这一差距并不是很大，然而中国队却屡屡败北，舆论就将原因归之于中国队队员的心理因素，这就是所谓"恐韩症"一说的由来。可是，中国队队员却从未承认自己有"恐韩"心理，我问过一些老队员，甚至还问过一些足球前辈，他们都不承认有"恐韩"一说。可是中国队又逢韩不胜，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想，这里面可能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怪圈。按理说，足球比赛，无论和哪一个队，只要实力相近，输赢都很正常。因此，输给韩国队，本来也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尤其是国际大赛，只要能拿到足够的分数，输给韩国和输给其它的国家，之间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问题可能在于，我们过于看重和韩国队的比赛，而且还往往把它看作检验我们实力或者进步与否的标准。这样的比赛，当然会使球员背负极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在场上容易产生急躁情绪。所谓"欲速则不达"，大概就是讲得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一听到和韩国队分在一组，一方面斗志高昂，急欲一雪前耻；而另一方面，能否战胜韩国队，心里还是没有多少底。说实话，我在赛前，还是比较乐观的，觉得凭当时中国国奥队的实力，出线应该不成问题。确实，那一届的国奥队实力还是相当强的，有的在巴西留过学，像张效瑞、李铁等人，有的在俄罗斯接受过训练，像王鹏等，也有的正在欧洲踢球，比如李金羽等。而且这一届的国奥队的队员都经受过甲A赛场的洗礼，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经验的。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九强赛开战之前，我随万达队到武汉参加比赛，比赛中，只要我一拿球，就会召来武汉球迷的大声漫骂。尽管武汉的方言，北方人听不太懂，但猜也猜得出，那绝对不是什么好话。按理说，武汉球迷对我一直对我很关爱，这次一反常态，使我非常纳闷，后来我才知道原因所在。当时科萨还在执教武汉队，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对中国国奥队能否出线表示怀疑。我到了武汉以后，有媒体问我对此事的看法，我除了坚信国奥队能够出线以外，还对科萨的言论表示了不满，而我的这番言论很快就在武汉当地的一家报纸上被刊登了出来。尽管我言语很平和，说的话也合情合理，但在无意中还是触动了武汉球迷心中的偶像--科萨诺维奇。科萨到现在可能还不知道这件事，也算是我和科萨之间曾经有过的一个小小的"过节"吧。

　　在九强赛正式开战之前，我们的热身赛并不多，好像就是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威特打了两场比赛。科威特的主教练赛后还大大地捧了中国队一把，认为中国队出线没商量。当时，也有人提出是否多联系一些欧洲强队热身，好像霍顿并不是十分热心，他的观点大意是：欧洲正在联赛期间，最多派出些二、三线的球队来和中国国奥队周旋，这样的热身赛意义不会很大，等等。

　　九强赛开战，我们首轮遭遇的就是韩国队，而且还是客场，结果0：1失利。次战巴林，我们2：1小胜，重新燃起进军悉尼的希望。接下来我们主场迎战韩国，这时候因为韩国队已经两战两胜，我们又重复了以往的怪圈，只有华山一条道，打平即输，彻底失去进军悉尼的资格。这一场我因为有伤在身，只能在场边观战，结果我还是看到了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1：1。那一场比赛是在上海的八万人体育场，座无虚席，满场尽是红色的波浪翻滚，比赛结束后，场上升起一巨大横幅，上书三个大字："我不服"。我当时就满眼泪水，心中充满悔恨之意。赛后，群情激愤，有数千球迷聚集在上海富豪东亚酒店，高呼"霍顿下课"、"霍顿误人子弟"，甚至与警察发生了冲突。这一战也就此成了霍顿的告别演出，不久，霍顿就被中国足协就地免职，黯然离开了中国足球队主教练的帅位。霍顿的离去，与我们战绩不佳明显有关，我在首轮比赛中因冲撞裁判而遭到国际足联的禁赛处理也难逃干系，所以，我在心里，对霍顿常有一份内疚之情。

　　首轮客场挑战韩国队，应该说我们打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在我们的严密看防下，韩国队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要不是我们运气欠佳，上半场就已经领先。问题就出在当值的马来西亚籍的主裁判身上，此前，李金羽有一个进球被吹越位，后来录像表明，此球并未越位，这暂且不说。稍后，韩国队头球攻门，球一落地，主裁就鸣哨示意进球有效。我当时就在球门边上，很清楚地看见球并没有完全压过球门线，后来有关方面反复观看录像，也证实此球的确未过球门线。当时我们就向裁判说明事实，但裁判置之不理。我当时心急如焚，又是委屈，又是愤怒，又是激动，应该说，这里面多少有"逢韩不胜"的阴影在内，觉得首战失利，下面的比赛就会很难打，加上裁判执法不公，情绪自然失控。所以，终场哨声一响，我就向裁判冲去，其它的队员也愤怒地围了上去。在我快要冲到裁判身前的一刹那，李玮峰一把抱住了我，这时候，我头脑一下子清醒了过来，知道出事了。

　　后来，裁判说我和其它队员向他挥拳，又说我用头向他攻击。我敢说，我当时向裁判冲去，只是为了向他讨个说法，我实在是太愤怒了，并没有攻击他的企图。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愿意再就此事解释，因为我的行为本身，就已经违反了规则，所以国际足联据此判罚我禁赛一年，我心服口服，没有任何抵触情绪。

　　三年后，我重提此事，只是为了说明，我当时并不是像一些媒体批评的那样，是什么"孙继海变牛了"、"孙继海管不了了"、"孙继海总跟裁判过不去了"，等等。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这样。我可能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我不会耍"大牌"，我的性格，我的本质、我的家庭教育，都不会允许我这样做。我对有些舆论真是哭笑不得，比如就在那一年，我在上海，有一个上海球迷看见我，我也不认识他，但他却骑自行车跟着我，指着我的鼻子说我踢得臭，这还不算，而且还骂我。他这么过分，我都没说什么。但第二天却有人说我追打骑自行车的球迷，你说你能怎么着？小时候，我也很想出名，但是真的出了名，我就发觉，做人变得很难，很难很难。

　　我好像说过，我是一个集体荣誉感很强的人。在俱乐部队，我为我的城市而战，在国家队，我为我的祖国而战。特别像奥运会这样的赛事，对于一个球员来说，他的一生很可能只有这么一次机会，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在赛场上，听到国歌声响起，那种激动的为国效力的心情，局外人可能不一定会理解。所以，那一天，我的心情的确很难平静，导致了后来的过激行为，这说明我还很年轻，还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事后有人说我太认真，把这些事看得太重，我激动得时候也会说气话，说以后还真的要看开点。但是我冷静下来想想，事关国家和集体的荣誉，我恐怕还是会认真，恐怕还是会看不开，当然，我不会再犯年轻时候的错误。

　　我那时候尽管话不是很多，但实际上性格外露，而且很倔强，看不惯的事情就会忍不住要说，所以在场上，就会和裁判发生冲突。也正是这种性格，才会引发后来我和米卢的矛盾。1999年，我的情绪实际上也不是非常稳定，出于大连人的一种责任感，我从水晶宫回到了万达，但走的时候是冠军，回来却要保级，反差实在太大，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转过弯来。另外，我在英国一年多，对那里的管理方式和训练方式都已经习惯了，回到万达队反而感到别别扭扭的。身体也一直很疲劳，九强赛开战之前，才慢慢开始恢复过来。可能这种种原因，才造成我那天在场上的失控。

　　我并不是为我那天的失控寻找借口，不是的，那时候，我在许多球迷的眼中，都是一个"乖孩子"，事情出来后，他们为我可惜，也有的真的以为我变得"牛"了。不是这样的，孙继海永远是一个平民的儿子，在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永远是普通人的血液。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真的还很年轻，我在为我的年轻付出代价。事后，主教练霍顿和领队李晓光都批评了我，他们说有荣誉感是好的，但举动和处理方式却是鲁莽的。我的父母、家人和朋友都在批评我，我心里也是悔恨交加，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的行为会给国奥队带来多大损失。

　　后来，国际足联的处罚令正式下达，我被禁止参加国际赛事一年，禁止参加国内赛事一个月。

　　国奥队就地解散，进军奥运会的希望也就此破灭，我们身心都很疲劳。

　　那一年的秋风，好像真的很萧瑟。

　　——节选自《我的太阳》第6章第26节 九强赛

　　两个愿望都没能实现

　　1999年的秋风，吹落了树上的黄叶，满目萧瑟。

　　那一年，霍顿离开了中国队主教练的帅位，也许，他当初有过进军世界杯的梦想，对任何一个职业教练来说，这都是一个难以抗拒的诱惑，一个光荣和梦想的诱惑。梦想已经破灭，霍顿也只能黯然离去，这就是职业化，世人只以成败论英雄。后来也有人假设，如果继续让霍顿率队，他能把中国队带进世界杯决赛圈吗？历史不会重演，因此，这样的假设也毫无意义。霍顿应该感到自慰的是，他的"整体攻防，攻守平衡"的足球理念已经影响了这一代的球员。在2001年的亚洲十强赛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霍顿，还有戚务生、徐根宝、施拉普那、高丰文、曾雪麟等等前辈的影子，他们的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都为中国的足球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而我，怀揣着国际足联的一纸禁赛令，也在这萧瑟的秋意中，回到了大连。

　　我从水晶宫回来，一是为了奥运会，二是为了万达队。但是这两个愿望在1999年度都没有能够得到实现。因为我的鲁莽，不仅影响了国奥队，也影响了万达队。大连市政府斥巨资将我从水晶宫购买回来，而我，仅仅因为一时的鲁莽和冲动，再也没能帮助万达队走上1999年的冠军台。

　　1999年的秋天，我是在一种深深的自责和追悔中度过的。

　　不过，我并不是那种轻易就能被命运击倒的人，否则的话，我当年就不会从"巴西"的阴影中走出。在我年轻的生命中，经历过的打击和挫折并不算少，但是我可以骄傲地说，每一次，我都从这些打击和挫折中重新站立起来，而它们，也成为我人生中的一笔宝贵的财富。我要告诉我的少年朋友的是，一个人应该不断地纠正他自己，纠正他的缺点，但是要永远相信自己，永远不要向命运低头。

　　值得庆幸的是，国际足联只禁止我参加国内赛事一个月，这样在一个月以后，我又能重新披上万达队的战袍，从而不会影响到我的竞技状态。

　　我把所有的希望都留给21世纪。

　　——节选自《我的太阳》第6章第27节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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