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鹏：解读阎氏密码中心词 中央集权是最终答案

　　“官商”法规化

　　我采访了张海，这名在江湖上毁誉参半的人说：“中国足协拉拢地方足协和地方体育局，但阎世铎办得到吗？实际运作是办不到的，这些地方势力根本无法支撑中国足协，因此阎世铎只是一种‘权力寻租’，以利益的分封、承诺来实现权力租借，从而达到足协的垄断。”

　　一针见血，任何政治的成功都要符合以下三大元素：一，政治主张(口号)；二，政治路线图(权力体系的铺架或准备)；三，隐藏巧妙的手段和目的(从形式上绝不能和前两点产生裙带关系)。我怀疑阎世铎熟读了中国历史，他那高尚而空泛的“公益足球”很容易让人感动得不着四六，他向地方足协传出的橄榄枝也稀释了职业俱乐部权力；但千万不要以为阎世铎是一个社会公益事业的积极分子(随便他向海啸、非典捐资多少钱)，不要以为阎世铎真会心甘情愿地分权给地方足协，因为地方足协在实际情况中的孱弱，这种权力承诺只是画饼，他真正要致力的是——让中超委员会和中超公司完全地置于他的控制下，在《中超章程》和“万言书”中，上述两个机构一个是中超联赛的最高权力机构，一个是具体负责运作市场开发、掌控中超经济命脉的商务公司，谁在权力和经济上绝对掌控，谁就拥有了天下。

　　阎世铎的“万言书”中有1/3的文字在阐述他对“深化中超改革的初步意见”，其中第三部分第2点第4条是重中之重：“根据国际足联章程和我国相关法律，所有国家级赛事的商务资源权利属于中国足协，中国足协可以自己开发，也可以通过委托和招标的方式由国内外公司或其它中介机构开发或成立中超公司开发。”

　　这条原则是正确的，但阎世铎的具体手段却是错误的。因为在原则中列出了数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但阎世铎在并没有征询其它主体的意见时就强硬地只择其一：“中国足协将由过去授权福特宝公司负责开发中超联赛市场，转由授权中超委员会负责开发管理。中超委员会组建中超公司，中超公司为中国足协控权、控股公司，这是由中超联赛资源属于中国足协的性质所决定的。2005年为中超商务开发和组建中超公司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中超委员会成立商务开发小组，一是与福特宝合作开发2005年中超商务资源，二是积极筹备组建中超公司，该公司2006年开始独立运作。”

　　滑天下之大稽——阎世铎打着中央精神要求的“所有权与开发权分开”和“管办分离、政企分开”的旗号，却瞒天过海地炮制着一个怪胎，即中国足协控权、控股中超公司，中超公司在法定意义上又直接、完全、唯一地行使对未来中超联赛的商务开发，究其实质还是“中国足协负责管理、开发中超联赛的商务资源”，而且准备把这种“官商”模式通过修改章程法定化以使之不得翻案。

　　警惕！被诟病10余年，能力极低的福特宝公司在这么多年的运作中，也未能获得为章程确定的合法的运作权力，但比福特宝公司更官方化更集权化的“中超公司”却在阎世铎的提案中成为合法的、章程化的运作联赛的商务公司——“官商”法规化！这就是复辟。

　　阎世铎为此复辟要求的借口是：根据国际足联章程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决定：中超联赛资源属于中国足协。这又是一次粗暴的偷换概念。一位投资人在采访中比喻：“土地资源当然属于国家，但阎世铎却认为——既然国家拥有土地资源，于是凡在这块土地上生长的一切庄稼、蔬菜、修建的一切房屋甚至上空飞过的一切飞行物都归他所有，从国际足联到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确定联赛资源初始所有权归足协所有。但阎世铎不能因为这个‘初始权’，就把在这个基础上所有经过其他人投资、生产而出的产品盗为已有！我们只有种庄稼、出钱、出力的资格，分配权、管理权却全在阎世铎这个地主老财手里！”

　　这个比喻很生动。阎世铎就是要通过他的“私收队”把一切庄稼、飞鸟一网打尽。

　　心情愉悦地“坐地分钱”

　　为了更准确地对这个复辟行动下刀，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问题。中国足协当初为什么要成立“福特宝公司”呢？解剖这个动机会有助于我们看清“中超公司”的狰狞面目。

　　1993年10月，中国足协投资兴办了一个官办公司，在中国足协的官方网站的网页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足协全权掌控的全资子公司，在福特宝公司的网站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是由国家经贸委批准成立的公司。由于时代和政策的变迁问题，我们姑且不论福特室公司成立是否有违规现象(在中国这个问题永远搞不懂)，我们先看一下为什么中国足协会在“红山口会议”后的职业化改革之初要兴办“福特宝”？我采访了一名总局系统的、与中国足协打了十几年交道的人士，他认为：“中国足协作为行政机关不可以直接运作商业事宜，那个时候，大量的行政机关都变换形式地成立了自己直接掌控的公司，中国足协是跟风，也是高瞻远瞩地为即将开始的职业联赛做机构准备”——现在它又来了，而且变本加厉，在又一轮足坛大变动之前，政治敏感性极强的“足协人”必将竭力推出这个比“福特宝”还要“计划”还要“官办”还要垄断的商务机构以保证自己不被架空，以保证自己可以占据更多利益——穿着合法的“避弹衣”！

　　一个历史细节是，“福特宝”因成立之初的微妙背景，一直与中国足协之间颇多龌龊。一位中国足协的副主席甚至还斥骂该公司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名中层干部还放言该公司“十年来对足协的功劳仅仅是中午提供一顿盒饭”，可以说，在中国足球十年溃败中福特宝起了相当负面的作用。米卢就曾在十强赛世界杯备战时因一些事宜对它大发雷霆，如果更嫡系的中超公司成立，中国足协就不仅可以堂堂正正地“政企不分”，还可以心情愉悦地“坐地分钱”，阎世铎何乐而不为？

　　读到这个章节时，来自足协的保阎派人士们肯定会拿大棒子招呼我，指着“万言书”说：“中国足协并不会直接授权中超公司，中男足协将授权一个民主机构——中超委员会，再由委员会授权中超公司。中超委员会在章程和‘万言书’中是中超最高权力机构，中超委员会常委会由中国足协、地方足协和俱乐部构成，按比例民主选举产生。”

　　但是，阎世铎在“万言书”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中超委员会主任和秘书长由中国足协委派，地方足协秘书长进入中超委员会，中国足协各部门工作人员根据工作需要进入各专项委员会(包括中超委员会)担任秘书、秘书长和主任。

　　这真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在原有中超章程中，中超委员会秘书长以及部门负责人采取“推荐提名制”，现在居然“霸王硬上弓”式地采取典型计划经济式的“委派任命制”了，中国足协这个大宅子，不由得不让人联想起《茶馆》中的——“现在咱不抽大烟了，——改抽白面了”，越活越抽抽。

　　如此严酷集权的两个机构无异于高太尉当年的“白虎节堂”，谁带刀擅入，杀！然而掌控杀人大权的中国足协还要求人们“风险共担”、“适当积累”，中国足协的收入占总收入25%或保证最低收入！真像一场打劫！

　　官办的悲惨前景

　　采访徐明、罗宁、张曙光、张海等足协的“对立面”似乎缺乏说服力，他们在一场大火烧尽式的革命后对“中超委员会”和“中超公司”已有无可救药的感觉，这段时间特别是阎世铎“万言书”抛出之后，我调查了中超、中甲以及业内外专家，他们对上述两个机构并没有信心，有一家曾站在足协立场的俱乐部现在痛心疾首“没有出路”；另外有一家曾经大力抨击关联关系的老板处境也很窘迫，前段时间他甚至与徐明、张海私下接触希望能由上述两人收购其俱乐部，因为按形势他已难以为继。

　　计划经济的“中超委员会”和“中超公司”早已篡改了“投资人”当初设想的性质，他现在的形势都是覆水难收了！在调查中，包括山东鲁能这样“亲足协”的俱乐部也不相信未来的中超联赛在商务开发收益中能取得实效，所谓“足协领导下的足球改革”，不过是一次复辟罢了，除了山东鲁能，上海申花这样国企背景、政府又支持的动用国资来打造各自的俱乐部，大多都也支持不了多久。

　　一个对阎世铎复辟具有现实说法意义的例子仍然是“成都五牛”——成都卷烟厂已表示除了在2005年继续以赞助角色支持1100万经费以外，明年将完全撒手不管。成都市足协虽然煞费苦心争取到1500万人民币，但这个素来被认为“经营搞得不错”的具有“官办企业”色彩的机构仍举步维艰。原来五牛一队只留下16名球员，工资发放也随之大缩水，投资机构负责人辜建明多方联络也未找来下家。据悉，目前下岗的部分球员因生计艰难已准备采取相应行动，而有球员则早因失去对足球的热爱而去酒吧当歌手。

　　我们可以把成都五牛被官办“企业”(地方足协)当成一个试验田，可以由此引申到更加官办的中超公司(中国足协)操作未来联赛的悲惨前景，甚至可以联想到最近被炒作的“南北分区赛”构想……

　　“南北分区赛”在“万言书”中选择设计，“从明年起，中超中甲合并、按地域分南北区比赛，各区14支队，最后南北进行总决赛，它的有利之处在于——扩大联赛规模，缓解联赛压力，有利于管理，有利于联赛稳定和可控方向发展。”请看——阎世铎还是在强调“可控”和“稳定”，也就是文章开头指出的“权力控制快感和安全”。但是市场前途和竞赛水平提高呢？这不是阎世铎考虑的范畴，他和足球本身没有干系。

　　新澳超的启示

　　就在阎世铎率领中国足球以一万光年的速度向落后的“计划经济”模式飞快溃退时，澳大利亚却传来信息：在新任足协主席弗兰克.劳威力主下，经过近两年来准备，2005年“澳大利亚超级联赛”重新开始，韩国现代每年4000万美元的赞助费用均分给8家俱乐部(相当于中超总量的10倍和平均俱乐部收入的近20倍)，而电视转播权的彻底市场化成为其攻克的第一个难关，其费用也公开化，在保证足协基本开支前提下均分给各俱乐部。

　　最重要的是，由澳大利亚足协发起(而不是俱乐部造反)的这场变革，在其管理机制、所有权机制上完全符合国际惯例——而不像中国足协那样托口“国情”拼命成立官办公司以维护私利。

　　不是尾声的尾声——我们不可能详尽披露阎世铎“万言书”的全文，也无法彻底解开这个政治老手的曼妙机关，但至少通过三篇文章(前两篇分别是《“公益足球”，最致命的复辟》、《“还权地方”，最卑劣的政治回报》)可以初步看见阎世铎宣称的“改革”不过是一场复辟——“公益足球”是为了解剖“职业足球”的理论准备，在这个幌子的指引下，与地方足协的“权力回租”或政治回报是他的路线图，而“中央集权”，垄断才是他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想回归的终点，也是中国职业足球的终点。

　　1月19日的“足代会”前，我们已很难改变阎世铎的想法了，但是——不能让一场终结中国职业足球的“复辟”这样冠冕堂皇地轻易得逞，不能让与会代表们高唱着《满江红》这样激昂的革命曲调，目送阎世铎以革命的腔调革掉中国足球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