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鹏：分权地方足协？ 阎世铎卑劣的政治回报

　　回报是为了自己更安全

　　阎世铎在政治上的高智商必然使他不会仅仅停留在空喊“公益足球”的虚幻理论层面，他还有后手。作为保守势力的极度维护者，他当然会在斗争中实施政治报复——第一步，他将违背历史潮流，竭力提升计划经济色彩严重的地方体育局和地方足协的地位和权力以打压俱乐部。

　　在“管办分离”的论述中，阎世铎提出一个让人哑然失笑的观点：“根据我国国体、政体和国家体育法的规定，地方足球工作应由地方体育行政部门授权地方足协全面管理，地方足协既是地方体育行政部门授权管理本辖区足球工作的管理部门，又是中国足协管理全国足球工作的体制延伸。经过十几年职业足球发展的实践来看，中国足协直接管理职业俱乐部，不仅管不到、管不好，也管不了，同时也是体制越位。在这次改革中，要修改足协章程，进一步明确地方足协对辖区足球工作和辖区职业俱乐部、业余俱乐部、各类足球学校及组织的管理权。”

　　“地方足协代表地方体育行政部门和足工委具有对职业俱乐部转让方案的批准、业外起诉的审批权、赌假行为‘问责’追究权和退出的无偿接管权。”

　　在“公益足球”的幌子下，阎世铎终于要借政治、社会的名义联合地方职能部门——退回到10年之前。

　　阎世铎究竟想干什么？

　　首先，这是一次政治回报，在之前与徐明等投资人的斗争中，左支右绌的阎世铎最终凭借地方保守势力即地方体育局、足协等“执委”们的力量才把对手弹压下去，战争很像公元1898年前后的复辟故事，遗老遗少们脆弱的力量却改写了中国历史，让社会变革出现尴尬的中断，所以阎世铎要回报，要感恩。一个细节是：在去年10月下旬那次“执委会”上，执委们非常幽默地向阎世铎倾述了职业化以来的种种凄凉境遇，而阎世铎也慨然表示，一定要还执委们以应有的地位和管理权，场面相当感人。所以1月5日，阎世铎“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给这些行将就木的地方长官们以一口阳气，让他们极有可能拥有职业改革以前的话语权和领导权，“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其次，阎世铎从来不是一个感性的人，他很理性，因此他不会仅仅从“感恩回报”的高度出台一个让地方足协重新获利的提议——他更真实的想法和目的是：重新布置一个安全体系，让地方足协复辟掌权，是为了减轻中国足协10年来屡屡与俱乐部面对面短兵相接的压力，经过地方足协的“权力过滤”，中国足协会从容得多，会逃避相当多的它无法解决的危机和矛盾，中国足协+地方足协，这两股势力对付职业俱乐部显然绰绰有余。

　　由于阎世铎本质目的就是想将中国足球复辟到专业化时代，所以这个政治媾合后的安全体系会很有效率地管理未来的中国足球模式——历史的重复这样可怕，10年前，准确地说是1994年以前，这种是唯一的、是最正统的管理模式，其后果直接导致从苏永舜到施拉普纳的系列兵败和球场的门可罗雀。

　　昨天在深圳，《晶报》主办的“足球高端论坛”中，中国足球受伤者之一的曾雪麟拍案而起，这个77岁的老人疾呼：“中国足球不能倒退，中国足协你管不了就不要管，就不要瞎管，请你们多学习一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政治丑剧，“削藩”。中国足协此举就是想削弱封疆大吏(职业俱乐部)的势力范围，当云南总督吴三桂尾大不掉——那就派去一个云南巡抚，用新建的一个隶属机构钳制、弹压对抗势力；当兵部尚书权倾一时——那就派去一个“军机处”议核军机大事，用主观模糊的权限实施权力消解。

　　阎世铎联合地方足协的动机是什么？就是假地方之手使徐明、罗宁之流动弹不得，但代价是沉重的，它势必会让中国足球尚不成熟的职业体系崩溃，回到当年北部、八一、沈部、火车头……不堪入目的专业化管理体制。

　　剥离地方才是正确方向

　　为什么说在职业足球体系中重新纳入地方足协、地方体育局权力元素的参与是一种复辟？温故历史有助于鉴别历史，让我们回顾一下地方体育局、足协是怎样在10年前退出历史舞台的。

　　在1994年职业化改革之前，中国所有专业足球队(含业余体校)均为地方体育管辖，而从王俊生回忆录《我所知道的中国足球》中得知：那一场改革最成功之处就是从模式上将足球队从地方体育局(含地方足协)的掌控中剥离出来(或半剥离)。1993年底，全国共12家俱乐部以不同形式与企业“联姻”(这是一个当时极度流行的词汇)，在地方体委、足协转让部分主权后，这12家俱乐部以甲A名义加入职业联赛。由于企业(即投资人)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运作一个国家级别赛事的资金得以保证，竞赛模式也以很残酷很国际化的状态存在，因此从1994-1996年期间，甲A联赛火爆异常，它不职业，但初具职业特点，所以王俊生在采访中强调一点：“我说的是‘职业化’，意味着它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发展。”

　　作为圈里人，王俊生做出这样的革命难能可贵，“他是唯足球的而非阎世铎那样唯政治的”，一位中国足协官员如是评价。事实上，这场“剥离”革命起初让地方体委和地方足协心中不爽，但由于自上而下的动力，由于资本本身的力量，他们选择接受现实，并在实际工作中相当配合。

　　那段时间，几乎所有地方足协的费用开销里，都有职业俱乐部的投入(有的甚至是全额提供投入)资本，这时由于与政治进行有效组合，显示出良好的一面。

　　1996年后，又一场“剥离”在外界并不渲染的情况下发生了，1996年底，中信国安出资600余万元从北京市体委手中收购了其所持“股份”，从理论上全盘拥有北京国安俱乐部的股权；稍前，上海申花也完成了类似剥离；就像多米诺骨牌，山东、辽宁、广东、天津、沈阳……增多进行了与地方体委、地方足协的剥离，四川全兴在1999年底进行了“产权明晰”，从法律层面进行了更实质性的行动。

　　这段时间，由于中国国家队的成绩糟糕，导致了很多年以后人们还有一种错觉——职业联赛的水平下降，但是，如果从欧洲足球的职业视角来看，从投入规模、社会效应、基础建设和链接而出的可开发空间——中国职业联赛进入到一个黄金时段，虽然假球黑哨这时候开始抬头，但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仅从产业前景和眼球关注度来看，中国甲A联赛的成就是可喜的(事实上从境外赞助商的投入热情可见一斑)，而且这几年联赛的积累很大程度推动了2001年十强赛的出线。

　　而这一切的根源，从管理模式而言与各家俱乐部与地方足协的剥离有着极大的渊源。

　　与此同时，地方足协与地方体委的足球部门过得低调甚至惨淡，以四川冠城为例，四川省足协的办公费用，目前开支均由四川冠城俱乐部拨款，从肖阳宗到叶国治、李日新泾渭分明地与职业俱乐部划清工作界限，因为他们在仰承投资人的鼻息。

　　这是一个健康的管理模式，但却让体委系统遭受局部的权力损失。而阎世铎为了实施其复辟目的不惜联合已经僵死的势力，结果则是保全局部利益牺牲全盘利益。

　　以鸡毛当令箭

　　阎世铎是一个如此幽默的人，这使得他所竭力推行的一切都会有一个正剧式的开场和闹剧式的结尾，它留力制作“安全体系”时，事情却远远不像他估计的那样美好。

　　我在近日进行了调查，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是：大部分中超俱乐部以及大部分中甲俱乐部所在地的地方体育局、地方足协，地不太情愿接受阎世铎这份政治厚礼，他们中普遍的反应是：“要我们管，怎么管？凭什么管？”乏力而且乏智的地方势力——根本没有资金，没有精力和职业市场应对能力去承担对俱乐部的领导、管理、经营事实。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笑话，阎世铎无视国际运作方式与市场规律，让既无资金又无能力的行政机构去领导职业运动——“就像让一帮民兵去拥有F16战机、坦克群、巡航导弹打一场洲际战争，他们敢吗？”深夜，一名投资人哈哈大笑极力揶揄。

　　再请看阎世铎在1月5日“万言书”中义正辞严的讲话——“今年中超出现的问题和深层原因是什么？……其中之一就是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对足球事业发展的关注程度和对足球工作管理力度明显弱化，这种状况与中国足协工作指导思想和政策有关……特别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和政府在管理社会事务和公共服务方面具有重要性。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撒手不管或过早退出对足球工作的管理和支持，是不应该也是不行的。”

　　阎世铎对于任期内出现的种种崩溃性事件，不仅不审视自身市场能力和政策能力的匮乏，不仅不深刻、正确领会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十六大关于“执政能力”的问题推到党和政府“对体育事业关注程度和对足球管理力度明显弱化”这个层面，试问，如果党和政府对体育事业的关注程度明显弱化，何来雅典奥运金壁辉煌的32块金牌？如果党和政府对足球管理力度不够，仅凭中国足球那点德性，何以在亚洲杯、十强赛上风光无限？

　　阎世铎之所以从胆敢把中国足球混乱的原因推到“党和政府重视不够”这种理由，是因为他想通过狡辩“把一根鸡毛换成令箭”，以达到他成功复辟回专业化时代的目的。

　　但是他又失算了，一个钢鞭般的例子：目前，成都卷烟厂已退出了对成都五牛俱乐部的控制与投入，这是又一起国企退出中国足球的明证。现在实际负责打理成都五牛队的是成都市足协，也就是中国足协所谓的“托管”，但是在我的核实过程中，成都市足协辜建明秘书长却对“托管”一词顾左右而言它，“只是代管”，他斟酌再三才把“托管”改成语焉不详的“代管”。原因何在？根据记者了解的情况，成都市足协对于这经营得还算不错，但其实力与精力远远无法承受一个职业俱乐部(虽然只是中甲)的运作，只有打碎牙齿往肚里吞，前景何在？辜秘书长说：“走一步看一步吧……”

　　如果大连实德退出，大连市足协能承担吗？如果北京国安退出？北京市足协能承担吗？如果四川冠城有意打假，四川省足协能履行“假赌问责”吗？阎世铎刚劲十足地说：“现在有的是大企业要涉足中国足球！”但连西门子都要退出了，哪来的大型企业犯傻？四川省足协根本无权过问冠城财务，哪有能力调查资金流向？

　　一个毫无可操作的提案，一种愚蠢的复辟欲望，我们完全可以在“一月逆流”里遥望它将带来的可怕后果，产业市场，将因为阎世铎联合地方体育局，地方足协对投资人进行的打压而崩溃，阎世铎的政治利益得以保全，但中国足球的市场利益则被摧毁。

　　如果将此种情况套用在中国其它领域将是滑稽：各类演出公司将被各地宣传部节制，各种超市将被商业局控权控股，冯小刚只能在电影局朝九晚五；赵本山必须回铁岭文化局负责；张国立只能回四川人艺演话剧……

　　1月18日的“足代会”是一个怪胎，由于2003年8月的“足代会”从章程上格杀了职业俱乐部的会员资格，所以它又可以视作保守的“执委会”的一次扩大会，支撑中国足球市场的投资人将在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情况下面临一场“利益强奸”。

　　怎样拯救中国足球？你得让它不在一场刺骨寒冷的逆流中守候，阎世铎伙同一帮早被市场经济抛弃的遗老遗少们建立攻守同盟。(李承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