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城市之北京：越穷越横的城市？ 酒吧战胜球场

　　[御林军和华星]

　　如果说作为职业化第一年的1994年的中国足球是萌芽产业、1995年是青涩产业、1996至1997是朝阳产业的话，那么到了1998，这项产业已经开始呈现滑坡之势，而到了2004，中国足球已经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的黄昏产业。

　　在这种形势下，是不管不顾洗洗睡去，还是穷则思变期待新的黎明？这是摆在很多业内人士面前的一道难题。

　　从朝阳走到黄昏，在这一过程中，与北京足球有关的两个名字不应该被忽略。

　　名词一：御林军。曾几何时，一提“御林军”这三个字，很多北京球迷第一想到的是北京国安，北京队。这是不需要理由的，自古以来“御林军”这三个字就代表京城，代表皇城，足球的“御林军”当然就应该是作为首都的北京的球队。

　　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说的“御林军”，并不是北京国安这支球队，而是与北京国安密不可分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在上个世纪的全名叫“北京御林军足球用品商店”，最主要的经营内容就是球衣、球裤、球鞋、球具等足球用品。1995、1996那两年，这家公司的生意相当火爆，最厉害时一天能卖出数百套球衣；每到周末，商店内人满为患，甚至经常出现为抢购最后一件商品顾客挤破脑袋的事情。然而在中超元年，“御林军”已经不得不把经营的主要心思花在别处，“足球用品店”几易其址，现在落脚在工人体育场内，生意大不如前。

　　“御林军”的主要经营人是一对兄弟，兄叫孔义，弟叫孔岩。令这哥俩聊以庆幸的是，他们在球衣球裤这类足球用品油水不大之后，并没有让“御林军”在一颗树上吊死，而是把把视野瞄向了另一片足球商机——办社会性的业余足球比赛，拉赞助商，找冠名商，收参赛费，使经营范围进一步拓宽。北京市体育一位人士透露，2004年北京市的很多业余比赛都有“御林军”的局儿，“虽然他们也许足球用品卖得不如从前了，但办比赛也让他们吃到很多甜头。”

　　1995年，像“御林军”这样的“足球用品商店”数不胜数，但能扛到2004年的没有几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御林军”还算是比较幸运的。

　　名词二：华星。这是一家足球学校的名称。毫不夸张地说，“华星足校”曾经是全国闻名的一个品牌，但附着全国“足校”的集体缩水，现在你问100个北京球迷，知道“华星”的能有10个人恐怕就不错了。

　　“华星”的欲加默默无闻，折射出“足球学校”在北京的尴尬处境。北京的第一家足球学校诞生至今少说也应该有七八年了，红火时期遍地都是足球学校，但一晃这么些年过去了，我们的足球学校到底为中国足球培养出了什么样的人材？在以前的甲A、甲B和现在的中超、中甲中，到底有哪个叫得出名字的球员是出自足球学校的培育？

　　误人子弟！现赋闲在家的前中国足协主席年维泗提起“足球学校现象”，禁不住扼腕叹息。前几天，年老先生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

　　京城某企业一老板酷爱足球，膝下有一子，送到某足球学校练球，练了多年之后仍不见有长进，某日，老板托年维泗为其子找个“名师”指点指点，希望能借“名师”提拔迅速成材。年老先生见到这孩子时，发现竟然是个小胖墩儿，让他先跑几圈试试，不料没跑几步已经气喘吁吁。年老问老板：“给孩子花了多少钱了？”老板答：“少说也有二三十万了吧。”年老郑重建议：“我看你也别让他学踢球了，有钱有工夫的话，还是尽快找个体育大学学点知识吧……”

　　北京的足球学校没有教成几个球星，却耽误了不少孩子的前途，有些“足校”还因为名不副实被学员家长告上法庭吃了官司。年维泗先生感叹，足球学校球星没教出一个，学业倒荒废了不少，可谓是“毁人不倦”。

　　“御林军”和“华星”，这两个名称很耐人寻味，前者象征着一股霸气，透着皇城根下的咄咄逼人；后者则喻意深远，意为要为中华足球培养球星。从辩证的角度看，“御林军”和“华星”的变迁，不一定是坏事，但这两份家业掌门人的心酸却一定见证着中国足球的兴旺与衰退。

　　[罢赛，是先锋还是蠢事？]

　　罢赛，是以前北京足球没有遇到过的事。2004年，它遇到了，而且是“自取其遇”。隶属北京国安俱乐部的北京现代队把罢赛当光荣，引起了舆论的不同反应。可以说，国安罢赛开的不是一个小玩笑，仅从游戏规则的角度讲，它蔑视了中超联赛的严肃性，同时，它在赢得实德等“改革派”援手的同时也遭到了相当多舆论的公开的或潜意识里的蔑视。

　　这让我想起刘晓春在《北京人什么样》一书的一句话，“北京人在自己的城市里，是歧视着别人呢，还是正遭受着歧视呢？”

　　刘晓春在《北京人什么样》一书的“北京人的毛病和一点解释”一章中提到，北京人有下面这六个毛病：1、傲慢，2、北京人的蠢，3、北京人的笨，4、北京人的懒，5、北京人的狂，6、北京人的贫。

　　北京人招谁惹谁了？怎么一下被弄出这么多招人不待见的东西来？怎么突然有这么多文人集体跳将出来对北京人不满？

　　应该说，无论是刘晓春的《北京人什么样》，还是海默的《中国城市批判》中关于“北京，你凭什么这么牛”的章节，都只代表一种声音，一种观点，一种审美角度，一种批判态度，它们不一定全客观，甚至会有很多偏颇。这固然令很多北京人不爽甚至会骂娘，但是有一样你不得不承认，哪怕你真的是一个北京人，你也不得不承认，北京人的确身存全国人民公认的“毛病”。有人形容这些毛病里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有毛病的北京人不承认自己有毛病。

　　这在足球里也有体现。

　　2004年10月2日，北京现代队在沈阳创下中国足球史上第一桩罢赛事件。面对这样一件堪称“丑闻”的事件，现代队的有关人员竟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甚至有可能直至今天)不承认自己是“罢赛”，说什么“我们只是停止了比赛”，“我们只是想给主裁判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这简直就是笑谈，如果传到国际上去，会让布拉特笑掉大牙的。

　　如果非要在中国足球这个领域里找出“北京人的蠢”来，恐怕会激怒很多北京人，包括激怒一些北京足球圈内的人士。如果下面这个例子多有得罪的话，还请XXX海涵。

　　罢赛事件后，北京国安曾一度宣称极可能退出中国足坛。媒体还传出这样的声音——国安方面在与中国足协的对抗中，曾宣称“如果不怎么怎么样，就肯定会退出”的说法，但是最后国安不但没有退出，反而做出了“退让”。最令相当多北京球迷心中郁闷的是，最早闹罢赛的是国安，最早与足协对抗的国安，最早冲到战场最前沿的是国安，但最后一扭脸，待所谓的足球“改革”风声最劲时，旗手却变成了实德的徐明。也许国安会说“反正都是革命，革命不分座次”，但球迷们肯定不会这么想，他们会觉得，是国安最早上了树，但怎么看到摘桃儿的却换了人呢？

　　[“京骂”，北京人的最爱？]

　　刘晓春在《北京人什么样》中特别提到了“京骂”这个词——

　　前不久北京报刊上发起了如何治理“京骂”的讨论，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建议，五花八门的办法、绝招儿也试过不少，然而足球场上，依旧“傻×”震天。平日绅士淑女一到了球场上，也不怎么就全变了，说同仇敌忾也还罢了，可骂起“傻×”赞起“牛×”来怎么就那么自然熟练，全没一点难为情？这一点上，北京的地方观念表现得可一点儿不“淡薄”。

　　也许这里面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我们对对手的轻蔑，有我们自己的特点；二是关于“地方观念”，近年来我们有了一些“觉醒”。其实，北京人在相对“豁达”的外表下面，历来掩藏着傲慢、窘迫或心虚。

　　“京骂”从伦理上讲，是严重伤害人格的，是一种很危险的挑衅性语言，极易引起对方的反感，在千万人聚集的公共场合，极易引发对峙，甚至殴斗。所以，“京骂”必须戒掉！

　　——但是，那些亲身参与了“京骂”的人们是不会赞成刘晓春的观点的。笔者从1992年就开始关注这一特殊的集体谩骂现象，最初的“京骂”就发生在工体的一场北京队与大连队的比赛中。后来，北京一家报纸还发表过一篇我认为是最早批评和反思“京骂”现象的文章，结果这篇文章以及作者也遭到了“京骂”，有些“京骂支持者”把电话打到那家报社，开口就骂。

　　在我接触过的北京球迷中，很少有没有亲口喊过“傻×”或“牛×”的。他们的一个很堂儿皇之的理由是，谁说“傻X”就是骂人？谁说“傻X”就是污辱对方？记得几年前有人反驳对“京骂”的批评，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那些说傻×、牛×的人才是道貌岸然，他们的内心才真正充满阴暗，为什么我们一喊傻×他们就会联想到是人格污辱，为什么我们一喊牛×他们就会联想到母牛的生殖器呢？”

　　可见，在北京，要想彻底废除“京骂”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北京有这一特殊足球词汇生存的土壤。夸张地说，有些人去球场，不是去看球的，就是去玩“京骂”的。有些人把“京骂”当成宣泄，当成了自己“过节”的一种方式，却全然忽略了别人尤其是被骂人的感受。有位平时工作穿西服打领带做文职工作的男球迷就曾对我说，去工体就得喊“傻×”，不喊就没意思了。

　　因此，刘晓春在《北京人什么样》中写道，“让北京人彻底抛弃地域观念，不仅是不现实的，简直是一种荒谬。北京特有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风土人情等等，不敢说是最好的，最高的，却一定是北京人最热爱的。”这其中，可能也包括“京骂”吧？

　　2004，北京的酒吧战胜了球场

　　北京人对足球的热情在1995年达到了顶点。那时候，金志扬的北京国安队以及戚务生的中国国家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对AC米兰、桑普多利亚、拉齐奥及英格兰国家队等欧洲顶级球队战线辉煌，“工体不败”名扬九州，红极一时。彼时的北京球市几乎场场爆满，甲A主球场周边的酒馆也跟着火得不得了。但时隔9年之后，北京球市非但难提当年之勇，甚至连当年的影子都觅不到。

　　2004年中超最后一轮，北京国安主场对重庆力帆，号称能容纳8万人的工人体育场看上去空空荡荡的。据现场采访的中国体育报摄影记者王宪民回忆说，这场比赛看台上能坐满1万人就不错了，其中还有不少人是不花钱进场的。而在北京市体委竞赛管理中心工作的文克俭则表示，别说1万人，能有一两千人就阿弥托佛了，而在这可怜的人群中，还包括每场必到的国安球迷会的会员们。

　　文克俭回忆说，1995年，同样是联赛的最后一轮，北京国安战胜广东宏远夺得联赛亚军之后，一向被看作是北京最凄凉地段的南城几乎沸腾，很多球迷自发地聚集到当是国安主场先农坛体育场附近的酒馆去为亚军干杯。吕军等国安队队员还与球迷一起在一家名为“桥三乔”的餐馆欢庆国安队历史上的第一个甲A亚军。

　　到了2004年，如果说京城的餐饮及相关产业里，有什么是沾了足球的光的，那可能就是酒吧了。但这次沾光，却与中国足球无关。欧洲杯期间，很多中国球迷熬红了眼睛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看球，这与中超球场的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洲杯的火爆带红了北京的酒吧经济——在三里屯，在什刹海，在工体附近，在朝阳公园，只要有酒吧的地方就有欧洲杯，有酒吧的地方就有喧闹的人群。

　　都说欧洲杯给中国足球上了一课。但是六七月一过，欧洲杯一结束，中国足球冷清依然。我们在亚洲杯和中超联赛上，都没有看到真正兴旺的球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