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别楼世芳复盘三年棋局 承认一着失误满盘皆输

　　《足球》：2001年年底，你从文广集团来到申花俱乐部当总经理，为什么在申花重组之后，领导会想到让你来做新申花俱乐部的第一任总经理？

　　楼世芳：那是2001年12月1日，那天我正在和我的朋友、青年钢琴家许忠在青浦打高尔夫球，当打到第三洞时，我接到了老叶(注：时任上海文广集团副董事长叶志康)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老叶告诉我，他刚刚参加完市里的会议，下午他要找我谈话。在大剧院的那 次长谈，老叶让我做好准备出任新组建的申花俱乐部总经理。

　　其实事先我已经有预感，大概2001年10月份的时候，在有关方面决定要对申花俱乐部进行重组时，作为文广集团领导的代表，我几次去参加了关于申花重组的专题会议，我和新申花俱乐部第一任董事长王成明相识也是在这几次会议上，当时王成明是作为SVA集团董事长来参加会议的，后来在接到正式任命的时候，集团领导也告诉我说，在对我任命之前，集团的确也考虑过很多人选，后来选中了我，也是考虑我曾经在文广集团多个部门工作过，和各方面人都打过交道、对各种体制都能够适应，最后决定让我去。

　　当时领导对我说，去足球俱乐部干两年就回来，我当时也想，我可能只是一个过渡型的角色，毕竟我的任期只有两年，我本该在2003年年底，也就是申花夺冠之后就离开申花，至于为什么后来又留了下来，这个话题我会在下面专门去谈。

　　在我看来，和你的前任郁知非相比，你们的工作环境最大的区别在于，以前的申花是上海足球的独养儿子，但是在你上任之后的三年里，新的申花却一直生存在德比的竞争氛围中。

　　在进入足球圈之前，我和中远的徐总并不认识，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2001年年底，在新申花俱乐部成立仪式上，那天徐泽宪作为中远俱乐部的老总前来参加，我们第一次单独见面是在成都甲A俱乐部老总会议上，我先给徐泽宪打电话，希望到他房间去拜访他，在我看来，徐泽宪在足球圈里的资历是我所不能比拟的，而我是刚刚上任的老总。那次谈话，徐泽宪就祁宏的事情跟我打了招呼，希望我们能够开绿灯，我说没问题，我当时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中远的万丈雄心。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徐泽宪当时跟我半开玩笑地说，我们都是上海球队，以后都要为上海一起出力，申花需要我们赢谁，我们就赢他没商量。这话当然是开玩笑了，但是至少透出一层意思，作为一个刚刚冲上甲A的新军，中远已经有信心“想赢谁就赢谁了”，中远并不仅仅满足于在甲A站稳脚跟，后面发生的很多事情，也间接地证明了我的直觉。

　　第一场德比我们完败，我记得我和董事长王成明坐在主席台上，祁宏赛前开球时，踢出的那个球恰好落到了我们手中，你可能也记得当时赛后我的严峻表情，但是你未必知道我的心情，那种心情已经不足以用郁闷两个字来形容。事后记者问我时我也说，这个结果是我赛前所没有想到的，这说明我们对于联赛的残酷性、艰苦性和复杂性缺乏充分的估计和准备。

　　其实那场比赛我们和中远队是两败俱伤，看上去申花是输掉了比赛，其实我们只是皮外伤，但是中远队受的却是内伤，那场比赛，中远队在虹口足球场里的支持率可能并不比申花差，但是从那场比赛之后，在此后三年其余时间进行的5场德比大战里，我们所得到球迷的支持显然要更多更广泛一些。

　　现在回想起2002年第一场德比，那是上海德比的开始，也是上海德比的转折点。

　　很多时候，球迷的心态是很细腻的，你需要认真体会，当申花遭遇失败和挫折的时候，当我们因为非足球因素输球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最对不起的是球迷。2003年第一场德比我们输给当时的中远队，第二天我们俱乐部在官方网站发表了一封致球迷的致歉信，有些人认为这是作秀，但我丝毫没有这样的感觉，如果向球迷说一声对不起是作秀，那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才不是作秀？

　　现在外面已经有消息，说国际队即将把主场搬出上海，你认为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么申花和中邦的德比，还会延续以往的那种紧张气氛吗？

　　气氛，很多时候都是不知不觉中变得紧张起来的，包括我们和中远俱乐部，其实在最初，我们两家俱乐部很多事情也是有商有量的，特别我想说说祁宏、申思转会，祁宏是2001年十强赛中国队的英雄，当时他要离开申花，这个震动是可想而知的，在祁宏提出转会之后，我也把相关情况汇报给了董事会，最后申花董事会就此事形成决议，首先当然是要挽留，但是全力挽留并不表明我们要阻止祁宏转会，不可以在他符合转会条件的情况下阻止他转会，董事会同时明确告诉我，一旦挽留无效，就严格按照市场规律，为祁宏制定出符合市场规律的转会身价。

　　我们和中远的关系出现裂痕，就是在祁宏、申思的转会费问题上，我们当时为祁宏定出的身价应该是客观的体现，最初中远是接受的，但是后来却不愿意接受，最后还是足协出面裁决，申思和祁宏最终的转会费一共是1500万人民币左右。在那之后，我们和中远的关系正如外界所知，更多的只是一些例行公事。

　　现在上海又多了一支中超球队，我可以这么说，我和卫平认识的时间要比我和徐泽宪长得多，我一直很欣赏卫平的为人，以前我们经常会有联系，每年联洋在大剧院举办的新年音乐会，卫平都会给我寄票邀请我去欣赏，几年前卫平因为踢球断了腿，我还特意去医院探望了他，我比较认同卫平在投资足球上这种理性的态度，我希望以后的德比能少一些非足球因素的不良竞争，多给球迷一些精彩的比赛。

　　如果让我给三年的上海德比做一个总结，我个人认为，德比的竞争，首先是人心的竞争，德比不仅仅是比球技，更多的、更重要还是“道”的竞争，这是最关键的也是最核心的，其中具体的含义，你们可以自己去细细体会。

　　徐根宝是申花俱乐部在重组之后聘请的第一位主教练，有件事情我们一直不是很清楚，那就是当时俱乐部是怎么拍板决定，请根宝重新出山？

　　在新申花重组之后，董事会首先确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新的主教练最好是国内教练，而当时可以供我们选择的本土教练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根宝就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最后选择了徐根宝。

　　根宝在联赛中途辞职离去，你能否告诉我们当时根宝离去的前前后后？

　　徐根宝第一次口头提出辞职是在足协杯输给绿城之后，从杭州回到上海之后，根宝对我说，希望我们可以开始准备其他教练人选了，后来联赛主场1比5输给深圳队之后，在休息室里大骂了于涛，根宝又一次找到我和董事会的领导，他对我们说，可以准备换教练了。其实在那场比赛之后，董事会也感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包括舆论一边倒的压力，那场比赛之后，董事会已经决定要更换主教练，但是后来还是让根宝带队到北京客场打了和辽宁队的比赛，在那次比赛之后的第二天，就对外宣布更换主教练。

　　对于根宝的业务能力，每个人也许都会有自己的评价，我想说的是，徐根宝的确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教练，在每一次输球之后，他都不会埋怨俱乐部或者埋怨裁判，他经常会为一场比赛的失利在基地办公室里苦思冥想整整一个通宵。

　　那么贾秀全呢？关于小贾，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请贾秀全来申花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想好了要让他做球队主教练？

　　事实并非如此，这一点我想无论是小贾，还是俱乐部其他同仁都很清楚，今年年初我们在确定了涅波为主教练人选之后，就已经确定了让小贾担任助理教练，当初在和小贾谈的时候，也是说做助理教练，如果我们当初就确定让贾秀全担任主教练，那么俱乐部是没有必要去找威尔金森的。

　　我们和小贾当初的确是签了三年的合同，为什么要签三年？其实道理很简单，在中国足协答应放小贾来申花队的时候，杨一民特意叮嘱我说，你们既然要请小贾，就要为他负责，应该做好和他长期合作的准备，毕竟，小贾是放弃了国青队主教练的职务来到申花的。正是基于这个考虑，我们和贾秀全签了3年合同。

　　和徐根宝一样，贾秀全在最终离开申花之前，也曾经口头向董事会领导提出过几次，他希望俱乐部能另外聘请外籍主教练，事实上按照最初的约定，我们请他来申花就是做助理教练的，之所以小贾后来被推到代理主教练的位置上，我想主要还是因为在威尔金森的问题上，我们出现了判断失误。

　　很多人现在都认为，申花俱乐部今年年初在威尔金森的问题上出现了失误，所以才导致了后期的一系列被动。

　　这一点我承认，我承认，我们在最初的阶段，对威尔金森家庭所面临的那些困难缺乏足够的了解，如果充分了解到了这些情况，我是不会去英国和老威见面的，在出发去英国之前，我曾经不止一次询问有关人士，在确认了老威那边没有任何问题时，我才买机票去了英国。

　　其实我们第一次谈话非常顺利，在执教的时间上，我们也达成了共识，他和申花的第一期合同将是两年，但是就在和我们见面之后，在威尔金森回到家里和夫人商量了之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老威在电话里告诉我说，因为他的岳父的病情，所以他无法前来申花执教，当时我还在英国，我再一次对他表示了诚意，我们之所以不愿意放弃老威，完全是形势所迫，当时球队在国内一系列比赛里战绩不佳，而我们手头又没有其他合适的外籍教练的人选，最后，在我回国之前，威尔金森提出，能不能先签三个月合同。

　　当时，我对他的三个月的提法的理解是，他想通过这三个月时间了解中国足球，从而决定是否继续留在申花。而且，在提到先签三个月的同时，老威还向我承诺，如果三个月后他回到英国处理家中事情，在处理好之后，他仍然回回到上海继续执教，基于他的承诺，我最终接受了他提出的先签三个月的条件。

　　我承认，在这点上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在三个月合同到期之后，我们已经给威尔金森准备好了续约的合同文本，但就在双方约定签约的前一天，老威离开了上海。在上飞机之前，他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他还会再回来，我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去竟然是不辞而别。

　　此后我和他一直再没有联系过，后来有一天我忽然得知，老威的岳父已经病故，这至少证明了一件事情，老威当初并没有骗我们。我可以很负责地说，如果在最初我就知道三个月后他一定会离去，那么我们是不会和他签约的。

　　关于威尔金森在申花的执教水平，我很难就这个作出评价，因为老威毕竟没有接受中国联赛的检验。

　　在你担任总经理的三年里，在我们几次教练更替的过程中，吴金贵上调国家队这件事，直到现在，仍然存在着各种版本的说法，在你即将离开申花之前，我希望能听到一个最权威、最真实的，关于这件事来龙去脉的解释。

　　2003年12月30晚上，我去浦东香格里拉酒店参加祁宏的婚礼，婚礼之前在贵宾厅，前来参加婚礼的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找到了我，他很认真地对我说，阿里·汉希望能让吴金贵去国家队教练组帮助他，中国足协想极力促成这件事。南勇问我，你们申花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南勇说完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有些吃惊，当时我给南勇的回答是，第一，吴金贵刚刚率申花队得了冠军，他是金牌教练，我们不希望放他去国家队；第二，中国足协在这个问题上，还应该去征求吴金贵本人的意见；第三，我虽然是申花俱乐部的总经理，但是这么重大的事情，我必须要先汇报董事会，由董事会研究决定。最后，南勇告诉我说，希望我们能尽快研究这件事，尽快给中国足协一个答复。

　　当时在和我谈这件事的时候，我能清楚地感觉到，南勇是很认真也是很迫切的，他甚至告诉我说，希望我们能赶快作出决定，希望等到阿里·汉从荷兰回到国内去海南基地的时候，吴金贵就能前往国家队报到，后来我知道，也就在祁宏结婚那天晚上，在找我谈话的同时，南勇也找到金贵谈话，明确提出了这个想法。

　　在那天之前，我们申花已经就吴金贵继续执教申花队一事，形成了决议。在参加完祁宏婚礼之后的几天里，上海市体育局和足协也就这件事和我打招呼，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那就是必须看金贵自己的态度，如果金贵自己不愿意去，没有人会强迫他去的。

　　1月4日晚上，金贵和申花俱乐部董事会领导进行了一次长谈，在这次谈话结束之后，董事会领导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说，金贵要去国家队，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几个月之后，国奥第一场外围赛在汉城打客场，中国足协请我们几个俱乐部老总去给国奥助威，赛后，我和南勇在咖啡厅聊天，南勇又和我说起了金贵的事情，南勇一再对我们表示了感谢，他对我说，当时申花真是救了中国足协的急，因为在东亚四强赛结束之后，当中国足协要求阿里·汉进行反省时，阿里·汉却提出，中国足协目前给他配备的中方教练班子不能让他满意，当时足协立刻问阿里·汉，那么你希望让谁来当你的助手，阿里·汉脱口而出吴金贵的名字，阿里·汉本以为这个要求可以将足协一军。所以南勇一再对申花表示感谢，感谢申花在这种时候对中国足协伸出援手，但是，我也和南勇说了，我说放走了吴金贵，让申花队现在很被动。

　　这就是关于金贵上调国家队的全过程。

　　在申花三年，你合作时间最长的教练就是吴金贵，怎么评价你们之间的合作？

　　我和吴金贵的合作，应该是最成功的合作，冠军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吴金贵离开申花之后，曾经有过一次公开信风波，时过境迁，现在你如何评价这件事情？

　　到今天为止，我都没有亲眼看到过这封公开信，我对这封信的了解仅限于一些朋友的转述，所以，对于这封信，我的评价无从说起。

　　吴金贵走后，申花为什么出现那么久的帅位真空？

　　我先纠正你的提法，说吴金贵离开申花是不对的，在前往国家队之前，我们和金贵续签了1年合同，即便在国家队期间，金贵仍然是申花的人。

　　回到去年12月30日晚上，在和南勇谈话之后，从他的语气中，我已经感觉到了中国足协在召吴金贵去国家队这个问题上的确很迫切，刚好，在婚礼结束之前，我在门口遇到了前来参加婚礼的朱广沪，我对朱广沪说，你和健力宝俱乐部新赛季的合同签没签，朱指导回答我说，还没签，我说，没签的话，请你暂时别签，他回答我说，好的。

　　在吴金贵上调国家队的事情敲定之后，在我们俱乐部为此召开的专题会议上，我提出的第一个人选就是朱广沪，但是在讨论中，在使用外籍主教练还是中国教练的问题上，我们出现分歧，我的提议没有获得通过，在会后，我给朱广沪打了一个电话，我告诉朱指导，我们申花决定聘请外籍教练，朱指导对此也表示理解。

　　在确定聘请外籍主教练之后，我们很快确定了人选，排在第一的就是涅波，排在第二的就是威尔金森，当时我们首先和涅波取得联系，涅波告诉我们，他的肾脏可能需要动一个手术，他会去询问医生，如果不行，他希望我们能等几个月，后来我们一直等到2月底，最终涅波还是告诉我们，他目前阶段无法前来中国执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想到了威尔金森。

　　有一次闲聊时你曾经告诉我说，在这次离开之前，你已经先后向俱乐部4次提出了辞职的请求？

　　第一次我提出想走，是在2003年联赛后期，在我们客场战胜了重庆队之后，回到上海，在和董事长徐为熩谈话时，我和董事长说，如果今年拿了冠军，我也该回文广集团了，因为当初文广集团让我来申花俱乐部工作的时候，集团领导已经告诉我说，让我去做两年就回来。听我这么说，徐董事长笑着回答我，如果今年夺了冠，你能走吗？

　　第二次提出想走，是2003年联赛结束之后，我想到的还是当初的两年的约定，但是这次领导还是没有同意。

　　我第三次提出辞职，是在今年联赛，第一场德比战之后，那天我们是去上海体育场打客场，结果是和国际队打平，赛后在休息室里，我向全队宣布，虽然这场比赛打平了，但是意义不亚于一场胜利，作为给全队的鼓励，俱乐部将重奖球队100万。

　　为了这件事，我受到了俱乐部上级领导的质询，因为我们在年初已经约好，今年的奖金发放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我向领导谈了我的看法，之所以在比赛后我临时宣布提高奖金，也是考虑到这场德比之后，我们马上要打AC米兰了，和AC米兰的比赛是商业比赛，所以球队是有出场费的，我的想法，这100万也包括了下一场打AC米兰给球队的出场费，在电话里，我也表示，如果作为俱乐部的总经理，我连这个权力都没有的话，那么还是请上级派别的同志来接替我。当然，这其中也有气话的成分。

　　在所有四次辞职中，最让我寒心的就是第四次，那是今年联赛我们主场对天津队比赛之前，那场比赛之前，我正好在北京开中超常委会议，在会上我还碰到了泰达老总张义峰，我当时对张义峰说，在目前这个时期，我希望我们两家能不受其他因素影响，好好向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张义峰说没有问题。

　　比赛是晚上打，大概在3点的时候，我忽然接到了张义峰打来的电话，此刻张义峰已经到了上海，在电话里，张义峰对我说，他刚刚接到了一个自称是申花人士打来的电话，这位人士对张义峰说，这场比赛，我们申花想放给你们天津，而且不收你们钱，面对张义峰的询问，这位人士说，我们之所以要输球而且不收钱，就是要通过输球，让楼世芳下课！

　　张义峰甚至告诉我这个来电的号码，他用凝重的语气对我说，老楼，你要好好抓抓球队，我们天津队不需要这样的胜利。

　　在接到张义峰电话后，我立刻给我们俱乐部的董事会领导打去电话，转述了张义峰电话的全部内容，我希望董事会领导能把这个消息告诉管理球队的副总经理戴春华，我还特意对他们说，如果我们的球队真的到了需要通过输球让楼世芳下课，那么还是请董事会立刻宣布让楼世芳下课，我不希望我个人的去留问题影响到球队的成绩。

　　那位给张义峰打电话的人士是不是真的来自申花，这个我并不清楚，但是那场比赛的结果和过程，我想每个人都看见了，申花队开场不到5分钟就丢了球，那场比赛最后的结果是4比4。

　　今年的申花几乎滑到了历史上的最低谷，在你看来，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总结这失败的2004年？

　　总结，无非是技战术或者管理，到现在为止，我都坚持认为，我们今年最应该总结的是队伍管理，现在足球圈存在着各种不正之风，包括赌球，我喜欢下棋，但是我下棋从来不会打彩(就是下赌注)，包括各类赌博，我从不参与，我希望从事足球行业的人士，还是珍惜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珍惜这座城市和球迷给予自己的一切。

　　你现在终于要离开申花总经理这个位置了，你认为，你应该对申花今年的滑坡负多少责任？

　　我选择离去，这就表明，我不愿意推卸责任，对于申花今年的滑坡，我愿意负主要责任，包括我们在年初教练选择方面的一些失误。

　　你怎么评价你过去三年在申花的工作？你知不知道外界有这样一种说法，楼世芳是中超俱乐部里比较外行的一位总经理？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首先分清楚一个概念，那就是什么是外行总经理？什么是内行总经理？如果总经理一定要是足球专业人士出身，那么依照这个标准，可能只有实德的林乐丰等少数几位符合这个标准，按照这个标准，鲁能的董罡、泰达的张义峰，是不是都是外行呢？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什么绝对的内行或者外行，管理一个足球俱乐部，和管理一个企业，都是有相同规律的。

　　这三年，对我个人的评价，我认为不重要，有一点足以让我欣慰，尽管球队在今年成绩不好，尽管球队这几年也经过了很多挫折和跌宕起伏，申花这个品牌，并没有贬值，德比竞争三年，申花仍然是上海球迷心目中的足球第一品牌，这是过去三年，最让我欣慰的一件事。

　　你下一步什么打算，以后是否还会关注申花？郁知非曾经告诉我说，离开申花之后，他至今再没有去虹口看过一次申花的比赛。

　　我当然仍然会关注申花，毕竟，这里凝聚了我三年的心血，下一步我有很多打算，也许楼世芳并不是一个足球圈中人士，现在，我终于可以解脱了，就在前几天，有些朋友和我说，你现在是死缓啊，我回答他们说，什么死缓，明明是刑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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