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力挺阎世铎NBA式赛制 香河会议不谈升降方案

　　新浪体育讯　新浪体育讯 12月15日下午，中国足协副主席杨一民对三天的香河会议从专业角度进行了详细的总结之后，参加会议的其他代表都离开香河基地。三天的会议既务实又务虚，其中8大焦点话题比较引人关注。

　　俱乐部代表死保中超联赛

　　就在明年中超联赛赛制被炒得一地鸡毛的时候，实际上中国足协拿出的赛制方案有三种：继续沿用目前的赛制、南北大区制NBA式赛制、5年内没有升降级赛制。对于中国足协可能用NBA模式代替中超联赛，除了大连实德外，其他俱乐部都在反对。

　　这种赛制的核心内容就是：没有升降级，取消目前的中超和中甲，让29支球队按照南方中超球队和中甲球队为一组，北方中超球队和中甲球队为一组，然后决出10到12支球队参加总决赛。与会代表反对的理由除了商务、观众、俱乐部的投资等因素外，还有南北地区的经济、文化等不同，决定了这样的比赛将是不平等的。更严重的是，中国足球和美国的NBA不同，采取同样的方式将付出失去市场的巨大代价，和改革的目的不相符合。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现有的14支中超球队在5年内没有升降级，这种方案只是中国足协的一种备用方案。因此，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没有升降级，等于是倒退而不是改革。

　　徐明力挺阎世铎NBA式赛制

　　徐明在12月15日的发言中称，改革要市场化和举国体制化，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中超实行南北两大区么哦是进行比赛，改革要大改、快改和跨越式改。他还表示，改革和运作中超联赛要市场化和民主化，要抓住时间，不要被假球、赌球和黑哨霸占。徐明称，所有的人都要强化大局意识和政治意识，哪怕是我们暂时受点委屈甚至被打倒都没有什么关系，都要和中国足协站在一起唱双簧，要把中国足球的改革工作做好。

　　徐明随后谈到了关于联赛的商务运作问题，称应该用中超公司取代目前的中超委员会，赛事和经营应该合一。中国足协联赛部主任郎效农对徐明的这个观点进行了反驳，称用中超股份公司取代中超委员会在产权、法律等问题上都非常麻烦和困难，而且涉及到今后升降级之后的球队的股权问题，以公司化模式运作中超委员会目前更为合适。据悉，这个商务运作方案是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向中国足协提出的。

　　四种升降级方案不在会议讨论之列

　　外界一直关注的明年联赛的升降级问题，并没有在香河会议上进行讨论，而这个问题是所有中超和中甲俱乐部都极为关注的，涉及到他们明年的俱乐部投入和升降级战略。

　　其实，中国足协准备了四种升降级方案：升一降一、升一不降、升二不降、升二降一。 尽管不少业务人士都觉得目前情况下升一降一是最好的方案，但在讨论完各个方案的利弊之后，最终采取那个方案现在还是未知数。

　　丁宁宁为郎效农解困

　　参加香河会议的大连实德代表仍然对郎效农接受央视采访时的发言不依不饶。不过，对于中国足协“牺牲郎效农换取7家俱乐部选票”的说法，参加了香河改革会议的人士对此嗤之以鼻。一位足协的官员说：“这纯粹是某些人的主观臆测，中国足协不可能把郎效农牺牲出去，何况来自国务院的研究员丁宁宁也声援了老郎。”

　　在大连实德的代表再次向郎效农“发难”后，来自国务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丁宁宁立即声援郎效农，称自己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情见得多了，认为那7家俱乐部采取的行为和方式就说和那时差不多。有什么事情就实话实说，不要总是藏着、掖着，有问题就直接说。最后，还是杨一民出面解围，才避免了对元万中等人更深入的“教训”。

　　郎效农在香河会议上的发言都非常有依据。他在就目前中超联赛产生混乱的原因进行解释时用了三个没落实：关于成立中超办公室的专项工作机构没有落实，关于中超委员会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落实，关于章程中提到的中超运作公司也没有落实。

　　商务开发有三种方案

　　商务运作成为香河改革会议的重点议题之一。在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与会代表提出将电视转播权从总局收回，同时明确向福特宝要权。在商务的具体运作上，中国足协提出了三种方案：福特宝继续干或者托管一段时间，向社会公开进行招标，以公司化的模式运作中超委员会。本次会议，并没有研究外界炒作的职业联盟和中足联公司等。

　　第一个方案是让福特宝继续干或者托管一段时间，主要原因就是西门子公司拥有中超联赛3年的冠名权，在这3年里和西门子签署合同的是西门子公司。俱乐部对福特宝继续托管一段时间比较赞同，但对于让福特宝继续干下去则持否定态度。不过，北京国安代表罗宁12月15日参加会议时指出，今后即使让福特宝公司继续代理也没有什么疑义，关键是福特宝公司在代理的时候，要把运作的过程让俱乐部知道，像广告供应对象等应该让俱乐部详细了解。第二个方案是向社会公开招标，这个方案和当初与IMG合作的模式差不多。当初，逐渐脱离IMG就是为了防止利益向外界的过多流失，如果继续采取这种方式，必然会出现相同的问题。

　　无论是中国足协还是俱乐部，都倾向于第三中方案，即中银律师事务所提出的比较中立的方案：以公司化的模式运作中超委员会。

　　承认足球是公益事业

　　曾经在联赛究竟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的俱乐部在香河会议上有了共同的声音：足球事业在中国还是公益性事业。然后，俱乐部的代表就开始诉苦，认为足球这样的公益性事业，却要缴纳非常高的税收，这也是加重俱乐部财务负担的原因。然后大家都说：“想想中国足协和俱乐部真的不容易，大家应该好好进行改革，改变目前混乱的情况，大家都要取得更多的利益，同时为大家奉献精彩的比赛。”

　　11月20日，北京国安、大连实德等7家俱乐部在实德集团驻北京办事处召开了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他们和参加会议的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的两位博士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当时来自科研所的一位博士指出，必须弄清楚在中国投资足球搞成联赛，究竟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这样才能正确定性目前俱乐部投资人的投资行为。以张海为首的7家俱乐部代表对公共性进行了言词激烈的批驳，认为足球是私人产品，是直接产生效益的。但是，在三天的香河会议上，让中国足协领导没有想到的是，不在议题之内的足球事业定性问题却被参加会议的俱乐部代表提及，并认为足球事业目前确实是公益性事业。

　　成立公平竞赛委员会

　　这是为期三天的香河会议上，最终落实到实处的内容。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纪律委员会处罚条例中所无法解决的假球和赌球等问题。但是，这个公平竞赛委员会不对裁判员的判罚进行听证和评议，只对裁判员在下面收受贿赂等行为进行裁决。

　　该委员会的操作方式是：接到下属协会或者俱乐部要求启动评议程序的报告后，由该委员会的主席征求委员的意见，只要一半以上的委员同意启动该程序，则委员会主席就确定相关的时间，具体进行听证会，参加听证会的委员人数为12人，达到8人以上才算是通过某项认定。该委员会实施权力的核心是围绕纪律委员会13条条例中无法进行处罚和认定的事情进行裁决和听证，包括假球、赌球、和关联关系引发的问题等。不过，目前最重的处罚是一旦认定非正常比赛后，最严重的处罚是各扣除联赛积分中的3分。

　　该委员会启动程序主要是效仿西方的听证和陪审制度。由社会推荐或者自荐人员中选出一些权威性的热心人士，他们可以是知名人士、权威的退役裁判、公正廉洁的律师等，总人数控制在25人左右。处罚评判的范围是中超联赛、中甲联赛和女足联赛。处罚时主要评判的是：球队在比赛中的表现，一些队员在比赛中的表现，工作人员的表现等。

　　仲裁法庭难以取代诉讼委员会

　　在为期三天的香河会议上，与会代表还讨论了体育仲裁法庭的问题。但是在研究了相关的体育法之后，发现这个计划很难实施，短时期内恐怕难以有新的进展。提出这个想法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取代目前中国足协的“诉讼委员会”，给那些对处罚不满意的单位和个人以再次申辩的机会，避免目前诉讼委员会只受理不做出结果的尴尬。不过，要成立这个体育仲裁法庭，需要国务院另行组织相关的机构，目前还不是很现实。

　　俱乐部的一些代表称，中超章程中存在着一些边缘化的东西，中国足协想管局管、想办就办，不想管不想办的时候就不作为，根本做不到管、办分离和政企分离，俱乐部也没有办法。成立这些专门的机构，就是想即使中国足协不想管不想办的时候，也能获得最终公平、公正的结果。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让中国足协管办分离和政企分开。 (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