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张卫北京报道 在11月25日播出的《足球之夜》中，中国足协联赛部主任郎效农对于7家俱乐部投资人言行的定性，惹怒了罗宁、徐明等人，12月5日他们以“扣帽子”为由发表公开信炮轰郎效农。为了让投资人重新回到改革的会议桌上，在中超改革小组香河会议上，阎世铎以牺牲郎效农的面子，换取了一分改革的稳定。
13日，香河会议开始的第一天，实德代表元万中就将“扣帽子”的问题抛给足协，
要求足协给予说法。郎效农的态度相当强硬，他反问元万中：“我那句话说的是‘是不是’，这是疑问句，但你们把我前面的‘是不’两个字去掉，这是你们自己的理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官员丁宁宁也声援郎效农，结果，与郎效农的首次交锋以投资方的失败结束。
没有被摘掉“帽子”让投资方相当愤怒，13日晚到14日凌晨5点，罗宁率领国安律师以及元万中等人在对面的国安基地连夜商量对策，并作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定：14日上午国安和实德代表继续“炮轰”郎效农的央视讲话，如果仍然不被郎效农和足协接受，那么国安和实德将退出首次中超改革工作会议。而此时，足协方面并没有想到投资人对郎效农的反对竟然激烈到要以退出相逼迫的境地，还在准备着第二天的会议。
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位深谙投资方内情的人士在14日上午开会前，电话连线某足协副主席，告知国安、实德准备退出的动向。这个电话成了分水岭，在14日上午的会议上，当元万中再次提出这一问题时，已经获得领导指示的郎效农态度已经不再强硬，他解释说：“那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并不代表足协。”这个表态，已经表明了郎效农率先低头。
不过，元万中仍然不依不饶，因为徐明和罗宁需要的是足协的重新“定性”或者说是道歉。在会议的间歇期，阎世铎主动找到了国安和实德的代表，向元万中等人表达了对投资人的重新定位。但两位代表仍然坚持，必须要在正式场合给他们摘掉帽子，否则“老板不会答应”。
重新回到会议桌上，阎世铎终于开口说话。这也是整个香河会议开始后，作为列席代表出席的阎世铎第一次开口。他说：“这次会议我本来不该说话，但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说了这么多，我也说两句。”阎世铎搬出了10月26日《中国足协执委会会议决定》中对改革派投资人的定性，“中国足协从来都认为，中超俱乐部投资人的许多工作批评和改革建议是积极的，是富有建设性的，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这个问题，不必再争论下去。”在郎效农变相“低头”，以及阎世铎在私下和公众场合两次为投资人正名后，投资人炮轰郎效农以胜利收场。
14日中午，在听完王玉梅和元万中的会议情况汇报后，国安方面又起草了一份2000余字的“声明”，来进一步确认他们的战果。第一步的胜利也让罗宁在午休时情绪高昂了许多，他告诉记者：“如果没有阎世铎的这个表态，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召开新闻发布会了——宣布国安退出香河会议。”性情耿直的罗宁甚至一度想要当天下午“就去参加会议。”“如果不是徐明今晚(14日)就来，我真想下午就去参加会议，这说明我们投资人的改革愿望是真诚而迫切的。我是真希望改革能够早点有实质性的政策出台，中国足球不能再这样乱下去了。”
事实上，虽然投资人把所有矛头都指向了郎效农，但无论是罗宁还是徐明，私下里对郎效农个人的印象都很好。“有郎效农在我就不参加会议”的表态，意味着罗宁与郎效农已经“不共戴天”，但罗宁对郎效农的评价还是相当中肯，“他给我们扣帽子当然是错了！但我仍然认为郎效农绝对是一位出色的足协干部，他对中超联赛的业务能力肯定是足协官员当中最强的。如果未来成立中超公司的话，选择具体管理者我仍然会给老郎投上一票。”
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性情刚烈的郎效农在一天之内的态度发出巨大改变，也许是他本能地从大局出发作出高姿态，也许是阎世铎以某种方式做了他的思想工作，但最终的结果毕竟使投资人获得了足够的面子，罗宁、徐明也终于可以重新和足协坐在一起共商大事。
不过，牺牲郎效农换取的这个“和平”，还是让足协不少持强硬立场的官员倍感不爽。中超改革小组负责人张吉龙便率先为老战友鸣起了不平，“抛开老郎的某些措词不说，我认为郎效农绝对是有资格，也应该对中超联赛里面的一些问题说话。老郎对中超联赛的贡献和付出，大家有目共睹！而作为整个中超联赛的设计者和最直接的管理者，郎效农最有资格发表观点。”
郎效农讲话重播
11月25日，郎效农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足球之夜》采访时，发表了对7家俱乐部改革言行的看法。他的一席话激怒了7家俱乐部的投资人。12月5日，7家俱乐部投资人就此发表了《就郎效农先生对7家中超俱乐部投资人改革言行的定性结论致中国足协的公开信》，要求足协就此作出声明以及求郎效农就此公开赔礼道歉。12月14日，香河会议第二天，国安和实德的代表再次就此问题向足协发难。以下是郎效农接受《足球之夜》采访时的讲话原文：
这次几家俱乐部提出所谓的改革建议，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呢？是在国安罢赛违纪，中国足协要对国安进行处罚，国安不愿意接受，舆论也在对中国足协施加压力这么一个情况下，他们提出来所谓的改革方案。而这种方案的提出，是一种大鸣大放的方式，按照一个先公布于社会，再提交中国足协这么一个程序。它所涉及的内容是向中国足协要所谓的四个权利，即中超联赛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和监督权，由此成立一个所谓的联盟公司，推翻中超联赛。在这种情况下，用一种逼迫的方式要求中国足协接受。如果不接受，就提出来停止中超联赛，停止参加中超联赛。他们是采取这么一种方式。那么这样无论从时间上、从方式上、从程序上、从内容上、从它的要求和行为上来讲，都是错误的。那么这是干什么？这是什么样的行动？是不是真的要重复文化革命中造反有理的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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