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元年天津康师傅队成在一口气 败在是非多

　　本报记者赵焱

　　换帅之后，天津队在下半年犹如彻底变换了一副面貌，其中有过诸如五胜一平的神奇反弹、主场0：4惨败于大连实德的起起落落，尽管天津队的整体技战术水平仍旧无法与强队平起平坐，但真正令外界惊讶和惊喜的，还是球队重新找回了失落的精神。

　　天津队在大戚初掌帅印之后，也曾有过短暂的上升期，但随着限薪风暴、战术组合、人员搭配等问题的出现，环绕在俱乐部、教练组、队员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和激化。经过联赛前几轮的持续走低，天津队已经完全陷入了一盘散沙的境地，人心涣散得几近崩溃。

　　妙招：违纪就罚款

　　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一切羁绊都只是伴随着刘春明的上任就迎刃而解？其实天津队值得庆幸的是球队并未堕落到积重难返的境地，只不过急需某些人利用强悍的手段加以扭转，而这种手段或者说是契机，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被视为球队在联赛第三阶段开始前推出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以往天津队中并不缺少类似的制度，但对于奖惩机制却从来没有这样明确过，更为重要的是球队从未像今年这样格外严厉地执行过。

　　其实在新队规中，俱乐部和教练组为球员们设定了很严格的纪律框架，在纷繁的条款中，不仅包括，集训期间22：00以后不得外出、全队集体行动时不得迟到之类的最基本要求，而且还包括不得随意接受媒体采访、个人从事广告商业活动或者担任任何形式的嘉宾之前必须得到俱乐部同意等“细枝末节”。所有的条款都只是一个基本框架，但说穿了，其中最核心也是对队员们最具威慑力的内容———违者重罚！至于罚款的额度是根据情节严重程度、违纪者的身份和收入而定的，例如教练组成员和球员如果违纪，最基本的罚款底线是5000元，而像队医、翻译等球队工作人员的额度则略低一些。

　　联赛结束后，记者曾和一位教练组成员进行过一番长谈，当涉及队规公布后的执行情况时，这位教练竟然很平静地说：“因为违纪被罚款的队员太多了，而且其中不仅有年轻队员，同样也有一些大牌球星，但无论是谁，只要违纪一律交钱，在这点上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甚至一位教练也因为迟到被罚了5000元。”不过令他欣慰的是，随着制度的逐渐健全，随着大家渐渐由被强制而形成习惯，天津队的成绩也在逐渐走高，全队的风气也慢慢回归正途。

　　据记者了解，第一个遭到重罚的队员竟然是头号国门刘云飞，他违反了“不得迟到”的规定，而几乎所有受处罚球员都是栽在了“迟到”这个往日根本不被大家重视的细节上。

　　此后迟荣亮、张恩华也都因为迟到而被罚款5000元，其实他们和刘云飞一样都有着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例如迟荣亮在驾车赶往民园体育场途中赶上交通堵塞；例如张恩华在结束休假由大连返回天津时，因为大雾航班被迫延迟起飞。但教练组认为在制度面前没有绝对的公平，既然当初所有队员一致同意了新队规，那么现在就必须坚决执行，况且如果提早启程的话完全可以避免迟到。让教练组有些感动的是，这几位球队大腕没有太多的抱怨和纠缠，很痛快地上交了罚款，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错误。“看到这些大腕都认错交钱了，其他队员就更没有话说了，队里的工作也好展开了。”一位教练事后满意地说道。

　　惟一让教练组有些气恼的是马拉，他在即将离开天津之前，也因为迟到被告知扣发5000元，但直到他在临行前与会计结账时仍然不肯认账，他最后表示，“如果俱乐部老总签字同意，我就交钱。”而他得到的答复是老总的一句：“谁都一样，这钱必须交！”

　　成效：找回凝聚力

　　人有的时候需要一些强制力，尤其是在需要转变自身以往的一些坏习惯时。罚款只是一种手段，甚至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极端方式，但这往往也是最见成效的。慢慢地天津队真的收到了严格治队的益处，队员们的心思开始重归训练和比赛，球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终于再次形成了。

　　在天津队主场3：0大胜北京现代队之前的热身训练中，发生了一件让教练组有些意外更有些得意的小事。在两队一同结束训练后，何杨发现球队少了一个“飞火流星”，他寻遍场地各个角落也未找到，最终他还是从现代队的球包中找回了画有特殊标记的球。

　　例如天津队在客场战胜实德队后全队决定向因车祸受重伤的李福长捐款，但部分队员所带现金不够，王霄自掏腰包拿出20000元先行垫付。在一次客场比赛结束后，球队在酒店结算返程机票款额时同样遇到了现金不足的难题，于光等几名队员同样用自己的钱支付给航空公司。

　　尽管只是一些小事，甚至可以被看作与联赛重要性无法相提并论的琐事，但队员们的丝毫进步都让教练组感到欣喜。领队乔世彪后来对记者说：“像这样的队员我们能不表扬吗？很多事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也许球员们思想上的些许提高并不完全得益于管理制度的强化，但当球队在改变某种习气时形成一股合力，全队人气的提升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在天津队某次主场比赛前，全队从民园体育场集体出发前往开发区，尽管距离规定的发车时间还有段距离，但几名老队员急匆匆地背着行李包快步跑向大巴。“以前他们都不会这么着急，都是慢慢悠悠地。”显然这也被教练组视为一种进步。

　　球队在一些方面规范了，球队在球场上的杀伤力也便加大了。乔世彪向记者罗列了一组很简单的关于球员比赛中跑动距离的数字：几年中天津队不时邀请一些专业人士计算每名球员在比赛中的跑动距离，长期以来天津队的平均数值都只有4000至4500米。当时球队中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是统计结果出现了较大偏差，不过今年球队在某场比赛前特地邀请了20多名体院学生，要求他们只统计两三名球员的跑动距离，而结果还是平均4000多米。下半年球队再次进行了同样的测算，结果平均值达到了7800米，尽管这与兰帕德等顶级球星每场12000米的距离相比尚有不小差距，但对于这些天津球员而言，的确是一种很实在的进步。

　　刘春明在提及这组数据变化时也很得意，“为什么天津队的比赛显得有激情了，战术意图都实现了？光看看跑动距离就清楚了，我们比对方能‘多’出一个人！”

　　败在是非多

　　其实天津队的“是非”向来不少，只是在今年上半年尤其集中而已。而造成这些纷争与龃龉的原因，并不仅仅源于戚务生的到来，将一切罪责推加到大戚身上也很不公平。从俱乐部到天津队，在今年发生着太多的是是非非，而每一个小插曲都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到将天津队险些推下降级深渊。

　　俱乐部里的是非很多，从最初的高层领导的两权分立，到针对一些具体事务的掌控，俱乐部在年初因为自己的一些失误，人为地制造了诸多是非。还是那个被说过无数次的限薪风暴，俱乐部原本可以拥有更宽裕的时间来和球员谈判、周旋，但偏偏选择了距离中超揭幕战仅有两天的当口。虽然提出罢赛的球员最终完成了与力帆队的比赛，但结果如何已是众所周知。首场比赛结束后，大戚在转天的训练前听说合同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在大巴上异常愤怒，“都什么时候了俱乐部还没有和你们签合同？好了好了，今天不练了，你们没签的都去和俱乐部谈这事，否则没法正常训练！”俱乐部处事不周、队员心不在焉，那时的成绩不佳恐怕很难归咎于大戚。

　　此外俱乐部并没有让一些内援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感觉，直至夏季俱乐部依然没有为内援解决住宿问题，很多内援还只能暂住在民园宿舍内。而一些内援在返回家乡度假后，俱乐部却迟迟没有按照合同规定为他们报销往返费用。抛开今年内援质量和作用不提，俱乐部如此冷漠恐怕很难笼络住人心吧。

　　在对于球员赌球的监管上俱乐部也并没有坚实有力的举措和决心。虽然没有人能断言天津队中有为了赌球而出卖球队的现象，但至少有人流连甚至是沉迷于博杀国外联赛。这一点俱乐部领导并非完全不知情，在年初球队远赴西班牙集训期间，曾有一名队员借助国际长途向国内朋友询问关于一些欧美联赛的澳彩盘口，当时俱乐部一位负责人恰好站在他的身后，并且一直静静地听着，这名队员直到十几分钟后才发现大势不妙，但俱乐部负责人却并没有对其进行严厉的批评。应该说，不仅是泰达俱乐部，几乎所有国内俱乐部都只能对此听之任之，最多不时敲打一下队员“不要牵涉进本队的比赛中”。即便队员没有堕落到赌自己球队输赢的地步，但沉迷其间怎能不分散精力，怎能不影响训练和比赛状态？何况精心研究各类盘口的工作，大多都要进行到凌晨。网上也曾传出天津队某些球员因为“不务正业”而被打入冷宫，尽管传言有失真实，但也绝非空穴来风。

　　一位教练组主要成员近日还向记者无奈地说道：“有时我看着这些球员，真的有些痛心。因为他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太好了，比我们那时好了不止十倍，但在待遇、受关注程度都大幅提高的时候，他们面对的诱惑也越来越多。如果很轻易地做出一个决定，或者缘于一时糊涂做了错事，可能就会影响到他们以后的足球生涯。人总是要还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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