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无论“刘建生涉毒事件”最终被判定是否误服，或是说已污损了中国足球的一方净土，但它却绝不是中超元年里的惟一黑丑部位，联赛中呈现出的赌球成风、娱乐无度的现象把中超弄得个浑浑噩噩，一副大厦将倾的趋势，这些都是中国球员素质低下引起的危机现象。
抛开具体的业务能力不论，中国足球所有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正陷入一个巨大的“
危机阴影”之中，“职业球员”、“职业经理人”和“职业投资人”这三大主体成分不约而同的受阻于道德素质瓶颈，此关一日不破，中国足球的混乱局面便一日无法肃清。职业球员的自律意识奇差
如果自律意识再强一些，刘建生也许就会拒绝那次导致他“误服”毒品的酒会，此后的一系列爆炸性丑闻也将全都不复存在。但是对于此时此刻的职业球员而言，“自律”却恰恰是他们最不愿意苦攻的一门功课，自己脚下雷区层叠也因此而难以避免。
其实，除了在业余生活方面的自律意识极其不足，在训练与比赛中很多职业球员也在反复展现着自己的低素质。中超第一轮，北京现代队的隋东亮一脚踹断了刘玉建右腿，导致后者胫骨、腓骨当场粉碎性骨折。为刘玉建主刀的医师在手术后不无遗憾的宣称，这个运动员今后再也不可能参加职业足球比赛了，这是2004年里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后果最严重的一宗技术暴力案例。隋东亮那一招踹功其实在许多中超球员身上也都存在，所幸只有刘玉建一人的全部足球价值因此而透体散去。但这种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单从金钱角度来衡量，它也意味着至少一千万元人民币的流失。
肇俊哲冲冠一怒摔掉队长袖标，牵出的则是“赌球、假打”这个恶性肿瘤。在金钱利诱下，许多职业球员都在干着不择手段的黑幕勾当。他们完全置自己的行业规范与人格操守于不顾、完全置广大球迷的含心茹苦于不顾，只为了从对手或庄家手中牟取暴利，便一次又一次的出卖自己的良心、践踏集体的尊严、欺骗观众的眼睛，显然“赌球、假打”的祸起根源还在于职业球员的个人素质。如果他们能做到人人洁身自好，那么外部诱惑都将失去插足而进的空隙，中超联赛也就可以首先拥有一份清白的根基。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定位失衡
作为一线球员的直接管理者，中国足球的职业经理人的素质也是决定联赛品质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遗憾的是，目前看来中国足球职业经理人队伍的整体素质并不见得有多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角色定位失衡”的倾向。
说到这里便不能不提上海国际俱乐部的总经理王国林，他在10月17日的沪上德比战进行过程中，对执法者陆俊挥起了老拳，于是后者只能带着右眼角的一大片淤青坚持到比赛结束。裁判员作为足球比赛的首席法官，他在赛场上的执法尊严不容任何人挑战，“无条件服从裁判”是全球通行的行规。纵然中国的足球裁判在能力与品格上都有值得商榷质疑之处，但是俱乐部老总带头打裁判这种低素质行为，永远不会被支持或赞同。当王国林挥出左手勾拳之际，他身上的“主持俱乐部经营与管理、成为球队的表率与楷模”的职业经理人基本存在意义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庸俗的市井小民形象。
王国林当然也不是特例，他只是中国足球职业经理人队伍的一个浓缩。还有多少职业经理人在干着“鼓励球队罢赛”、“操纵球队打假球”、“从内外援引进中狂捞回扣”、“私吞集体款项”等不光明行径，我们无法一一列清，但可以肯定的是，有此种行径的足球经理人不在少数。“上梁不正者下梁必歪”，直接管理者们的素质形态尚且如此，中国足球在整体上显得匪气十足也就不算奇事了。职业投资人的私心贪欲太强
比职业经理人更高一级的便是“职业投资人”，作为一部联赛的基础动力提供者，这些投资足球产业的商界老板们，确实曾在中国足球的前进途中一肩扛起了主宰浮沉的重任。然而遗憾的是，当中国足球进入中超纪元时，大多数职业投资人的心态产生了重大的方向性转折，日渐强大的“私心贪欲”驱使着他们做出种种有悖规律、有碍发展的举动。
十月间的那场投资人暴动，一度被冠以“大革命”的美誉，但是现在看来，那完全是资方的一次索取个人私利的行为。大连实德、北京现代、深圳健力宝、青岛颐中、四川冠城、上海国际、天津康师傅这7家俱乐部的投资人先是结成了一个所谓的“ G7联盟”，然后便通过一系列的内部会议向中国足协发出步步紧逼，旨在抢得更大的经营与管理权力。如果这次行动完全是针对中国足协的种种沉疴而去、一心是为了中国足球的整体发展而为，那么它一定会获得巨大的成功。但是它却只把“夺权”当作惟一目的，更不惜以搅乱正常的联赛秩序为要挟代价，这便大大的损伤了中国足球的整体利益，“夭折”因此而成为它不可避免的命运。
这些控制着联赛大盘的人物如此耍弄着自己手中的经济杠杆，中国足球的大环境又怎能呈现出健康向上的面目？职业球员的赌球行为、职业经理人的作球举动、职业裁判员的黑哨现象，显然都与职业投资人的这种私心贪欲有直接关联。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群塔尖人物的畸形心态才是容易把中国足球逼进死角的“毒药级”巨祸。
全新推出中超联赛数据库 中超元年全面详尽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