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张卫报道 俱乐部拖欠工资早在甲A阶段就曾经出现过，但像中超元年这样欠薪范围波及半数俱乐部、欠薪数额达到5000多万的“残酷”局面却是前所未有的。欠薪虽然直接或者间接带来了赌球泛滥、俱乐部与足协矛盾的加深等负面影响，但如果能够在究其深层次原因中获得些许启示并加以规避，或许可以为中国足球的未来带来一点光明。
俱乐部投资方在投入与收益之间的巨大赤字，是造成“欠薪症”的首要因素。所谓
在商言商，以往各俱乐部投资足球尽管每年耗资巨大，但却在许多其他方面获得了地方政府的补偿，这不仅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企业投资足球的热情，也意味着投资人有相当庞大的“隐形收入”来弥补在球员工资等方面的支出。但进入中超时代后，随着国家有关土地和税收政策的调整，从前依靠政府批地获利，或通过地方税收政策的倾斜减免相关企业税收的“收益”之路已经被堵死。在这种“无利可图”的情况下，俱乐部已经无力再去支付庞大的开支。北京国安副董事长罗宁在当初想要退出时曾用“止血”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当前状况，这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俱乐部老板的心声。
甲A时代，虽然足球也不赚钱，但欠薪却没有现在严重，为什么﹖除了当时投资人的投资热情更高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由于当时足球比较红火，每家俱乐部每年从票房和广告中便能够收入一二千万之多，而现在，冷清的中超看台让这些收入都成了泡影。收入少了，自然要缩紧银根，拖欠工资便成了一个选择。当然，甲A时代的球员工资比起现在也要少得多。
进入中超阶段，球员的工资呈无限度膨胀之势。即使在甲A时代出手谨慎的国安，也在年初对部分球员实现了百万以上的年薪制度，其他俱乐部的高薪状况也就不难想见了。尽管足协早就对工资进行了相关限定，甚至有把工资控制在全年总收入的55%之类的政策出台，但是，多数俱乐部从避税和年底足协审核等方面出发，仍然还存在着大面积的两份工作合同存在。而作为实际兑现的那份暗箱合同，要比交给足协的高出很多倍，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球员与俱乐部的欠薪纠纷。与此同时，游离在法律与足协政策边缘的两份合同的存在，也让足协在处理欠薪问题上感到相当棘手。
较之庞大的中超欠薪群而言，今年中甲的情况要相对好很多。除了少数俱乐部存在欠薪问题外，绝大多数中甲投资人都可以游刃有余地面对球队开支。中甲联赛委员会秘书长马成全说：“今年中甲的投入和产出可以基本达到平衡，许多俱乐部全年投入甚至只有1000多万。他们在冠名、胸前背后、场地广告以及电视转播、门票上的进账，便可以实现保本。主要原因就是对球员的工资问题实现了有效限制。”而另一位联赛部官员对中甲逐步进入良性循环艳羡之余也感慨说：“如果中超在这方面也真正做到透明，不仅欠薪的问题可以解决，也能让投资人对足球有更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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