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94年首届职业足球联赛在热闹中谢幕。中国足协的策划者们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一切都要与欧洲职业联赛接轨！”于是便面临一个急迫的问题：球员转会。在当时中国的足球产业市场和转会体制还没形成的情况下，足协便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黎兵便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1995年初，他以64万元人民币由辽宁队转入广东宏远队。这便是中国职业足球联赛最早的“自由”转会。
但据黎兵回忆，当时没有正规的经纪人，就是对方教练看中你和你谈一下，即达成转会，这实际不是按照正规的方式进行的。从1995年到1997年，国内依靠这种方式转会的球员并不多见，印象中，也就1996年大王涛以66万元从八一转会北京，1997年高洪波以120万元由北京转到广州松日，算得上是新闻。但行家指出，中国足球的转会并不正规，应当由专业的经纪人和球员交流。
摘牌、挂牌——可笑的中国特色
1997年底，中国足协出台了新的转会细则，明确规定自明年起，球员只有提出转会要求的权利，而没有选择俱乐部的权利，转会球员的去向由中国足协根据要人俱乐部的联赛名次及转出球员予以指定。这就是所谓的“挂牌、摘牌制”。
挂牌、摘牌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在转会市场不良风气的产生，但它实质上是与开放的市场背道而驰，即使是此后有专业的足球经纪人出现，但中国球员的转会在挂牌、摘牌制的干预下已经变得不伦不类了。而由此还产生了许多纠缠不清的转会个案，这样，那些财大气粗的俱乐部屡屡占得先机，将一批精英都集中到麾下。
眼看“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足协不得不出面调整转会政策：仿效NBA的选秀，采取“倒”摘牌，让上赛季成绩最靠后的俱乐部率先挑选球员。但事实并非一厢情愿。那些小俱乐部得此良机，自然出手迅捷，推倒了这摘牌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既挖到了自己的“心上人”，还抢到了别的队看好的球员。连锁反应就此产生：你抢我的，我就抢他的！于是冤案四起。
二度“自由”——明天的家在哪里
随着首届中超在闹剧中收场，足协也定下了改革的思路，首先从转会改起：球员们可以向原来俱乐部递交转会申请，得到俱乐部盖章确认同意后，中国足协才将球员名单张榜公布。和以往不同的是，球员转会不必走摘牌的形式。每家俱乐部可转入五名球员。
表面看，转会大门的“微启”是为球员利益着想，但最终的赢家还是俱乐部，因为在最新的转会规定中规定——如果原俱乐部希望继续和该队员签约，那么这名队员就不得转会。足协对此的解释是，怕球员以此来限薪。这样一来，一些立志出去的球员受到原俱乐部的影响，可能就只得再呆一年了。肇俊哲和杜威就是这样的例子。见习记者何宙樯
来源： 重庆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