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昌宏等状告国力欠薪
●刘国江状告天马欠薪
●国安不服处罚上诉
●实德不服处罚上诉
●申花与温嘉庆经纪纠纷
●李誉鸿与健力宝经纪纠纷
●刘建生案处罚令难产
记者张卫北京报道 国内赛事进入12月的收官阶段，中国足协纪委会和诉讼委员会也到了整理卷宗的时刻。压在他们桌上的“诉状”堆积如山，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国力球员讨薪等7宗纠纷，等待足协裁决处理。
各种纠纷一齐摆上案头
每到岁末，都会有球员因为俱乐部拖欠工资而向足协请求主持公道的，只不过今年的情况更加严重。陕西国力球员王长庆、谷红星和赵昌宏都被俱乐部拖欠了长时间的工资，在王长庆的申诉书中，国力拖欠他的工资和奖金达到了56万多元。沉寂多年的老帅刘国江也成了被拖欠工资的受害者。在他递交到足协的一纸诉状中，将已经把球队转让给东莞东城的前甘肃天马俱乐部推为被告，天马欠他工资约20万元，一拖就是两年多。
因罢赛被处罚的国安和实德两家俱乐部近期可谓是“两线作战”，一方面还在“统率革命阵营谋求深化改革”，另一方面则以诉讼的方式与足协抗争。在被足协纪委会给予扣分和罚款的处罚后，国安实德两家均表示不服，并先后向中国足协诉讼委员会提出申诉。两家俱乐部态度非常强硬，“如果足协拿不出足以支撑处罚的依据，那么坚决不认！”为了解决这两家俱乐部的争议，诉讼委员会甚至在上周请足协律师杭泉明与国安律师进行沟通，但效果并不理想。正常情况应该在申诉书递交10个工作日后便给出的答案，被一拖再拖，国安诉讼案甚至已经进入到二次诉讼之列。
在足协注册的中国足球经纪人们也在这时候出来“添乱”。曾把桑特拉奇、彼德、凯奈谢伊等优秀的洋枪洋帅引到中国的温嘉庆，就成了上海申花俱乐部的被告。由于去年温嘉庆代理的前南国脚佩特科维奇在来中国之前就与巴西达伽马俱乐部存在合同纠纷，在向国际足联申诉一年多后虽然作出了有利于中方的判决，但申花本身却又与温嘉庆产生了矛盾，甚至将这位经纪人起诉到广州某法院。法院判决后，温嘉庆又搜集了包括前南斯拉夫经纪人的新的证词，足协又要以仲裁者的身份面对双方新的诉讼。
与温嘉庆不同，另一位知名经纪人李誉鸿向足协申诉时是原告身份，他状告的是深圳健力宝俱乐部，为的是他为健力宝引进的迪亚戈、内尔松两名巴西外援被拖欠的工资。
足协：每一件都很棘手
足协设立诉讼委员的初衷，是为了给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俱乐部或者球员、经纪人等一个伸冤昭雪的机会。但是，在今年这个多事之秋，诉讼委员会几乎在处理每一桩案件时都备感困顿。国安对罢赛处罚不服的诉讼状中，始终都不承认是“罢赛”，而有关中超章程乃至纪律处罚条款中也的确没有关于罢赛的定义，某官员说：“明知道国安这么做不对，但有关漏洞被人家抓住讲理，我们也很棘手。”
涉及到经济纠纷的案件，更是让足协挠头。从王长庆到李誉鸿，凡是把中超或者中甲俱乐部当作目标的诉讼者，都把获得补偿的希望寄托在被告俱乐部在中国足协注册时的联赛保证金上，希望足协扣留保证金并把这一部分钱作为给自己补偿。足协某官员说：“每个俱乐部联赛保证金只有50万元，即使我们能够把这笔钱扣下来，但是这笔钱给谁呢？几乎所有成为被告的俱乐部都是负债累累，别说50万，就是500万都不一定够！”他还举陕西国力的例子说：“连2002年在国力工作的翻译刘斌的钱他们都还没给，而且今年国力还欠了宁波等企业的许多款项，50万元根本就没法分！”
刘建生罚单：还在踢皮球
目前缠在手中的“七宗案”中，最迫切面临解决的就是刘建生的“兴奋剂事件”，但这也恰恰是足协最难面对的。刘建生兴奋剂事件已经发生两个多月了，虽然A、B两瓶都呈阳性足以为其定罪，但总局科教司下属的反兴奋剂办公室和足协都把处罚的责任推给对方。反兴奋剂办公室引用有关条例认为：“对刘建生的处罚决定应该由相关管理中心，也就是中国足协来作出。”而足协负责开罚单的纪委会却以当初的“张帅事件”为由，将球踢回了反兴奋剂办。某纪委会成员说：“今年年初对张帅处罚时，我们最初作出的处理是停赛两年，但最终反兴奋剂办的终审裁决却是半年。既然最终是他们决定，我们做出处罚也没有什么意义。”而对于刘建生处罚出台的时间，该官员最后表示：“目前刘建生已经提出了召开听证会，有关处罚问题必须要完成这些程序，谁着急也没有用。”
岁末的“七宗案”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有相当的代表性。足协也正在谋求出台更加完善的制度条款，以惩前毖后。去年由于外援们引发的国际官司太多，今年初足协便针对性极强地出台了减少外援名额的新政策。对于岁末这七宗典型案例，某官员说：“今年整个中国足球暴露出的问题，很多是与制度上的漏洞有关系，我们有理由也很有必要集中时间，修缮制度、弥补漏洞，让未来再出现类似问题处理时能够多一点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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