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国家队还在广州备战中港之战期间，张玉宁就打电话给记者，说车祸案已经审结，他想在11月22日召开一个记者见面会，就困扰了他四年的车祸官司向全国媒体和球迷做一次公开说明，并委托记者两件事：一是帮助他起草发布会的相关发言，二是要在本报上为他刊登一条相应的启事。记者当时正在国家队的训练场，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你疯了，国家队能不能出线还不知道，通知发出去了，国家队不出线，说不定你要跟着中国足球一起挨骂!”张玉宁并没有理会记者的劝告，而是很坚定地表示不能再等下去了。“早一天结
束这个官司，对我和曲乐恒都是一种解脱。而且我认为国家队肯定会出线的，我会等着跟国家队一起重生。”“重生”的说法让记者一震，在广州的大多数记者恐怕是在等着和国家队一起死亡，可一个被国家队拒之门外的人，却期待这样的重生。这个说法让记者没有再劝阻他。
可惜重生的机会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中港之战，沦陷的不只是在广州的国家队，沮丧的记者再次向张玉宁确认是否要开发布会。“消息都发出去了，怎么能说了不算呢？”张玉宁还是很坚决，但记者知道国家队的失利对他情绪的影响相当大，原本应该21日到北京的他竟然糊涂地在20日就到了机场，换登机牌的时候才发现日子不对，只好马上转头跑会训练场参加申花队下午的训练。
21日下午，张玉宁从上海飞到了北京，下飞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嚷着要剪头发，他说第一次以个人名义召开发布会，形象很重要。由于几个月没有正常训练，身材有些变形，所以张玉宁特意穿了深色衣服想让自己显得苗条一些。
张玉宁为发布会准备的不只是行头，还有诚意。在到达酒店接受完记者的采访后，张玉宁急着要把发布会的程序先演练一遍，尤其是会后要发给球迷的公开信以及开场白，张玉宁说绝对不能够太过草率，一定要用心准备，“毕竟是我把记者请到现场的，所以我必须有一个主人该有的态度。以真诚来打动每个人。”接着，我们就在张玉宁住的长富宫饭店的行政沙龙里，和他的律师一起回顾了这四年来车祸的经过。
张玉宁说，其实这四年里，他也一直很痛苦，车祸发生之后，因为曲乐恒受到的伤害更直接，所以他只能够选择沉默。其实他也有很多话要说，但以前是时机不成熟，现在法院都进行终审判决了，张玉宁家里也把要陪付的234万元一次付清了，作为车祸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张玉宁觉得有必要回答媒体和球迷心中的疑问。
记者帮助张玉宁起草的“致球迷的一封信”，整整商榷了一个晚上才最后定稿。在准备这封信的过程中，张玉宁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全国各地的媒体知道他要开发布会的消息，都想从他的嘴里提前知道一些“内幕猛料”，有的记者甚至因为张玉宁不肯说在电话里就对张玉宁进行谩骂，但是张玉宁还是很平静地讲着道理:“是我确实没有办法说，如果我对你一个人说了，就要对所有的人说，那样的话，对于那些没有打电话给我，一心等着开发布会的记者来说很不公平。你别骂人，有事儿说事儿，骂人多损害你和你们报纸的形象啊！”这样的解释，他一晚上不厌其烦地重复了几十遍。
四年了，当一切审判都宣告结束的时候，他希望能够为那场不幸和新的开始说点什么。封了四年的口终于要开启，这一晚，在他下榻的长富宫酒店，看了记者帮助起草的发布会讲稿的张玉宁有点睡不着，已经过去的国家队和即将要面对的未来让他既兴奋又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