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金汕
20日这一天早上，七家投资人齐聚位于北京知春路的实德大厦，准备在晚间形成两项犹如“重磅炸弹”决议。而为了寻求理论上的支持，他们聘请了十位法学、经济学的专家一起会诊中国足球，我也以社会学者的身份被邀请。我始料不及的是，会议厅爆满，摄像机、摄影机发出了繁忙的声响。我感到，改革派近两个月为了争回自己的权益，在聚拢着社会
上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
这样的会议我参加过几次，但前两次都是体委和足协的高官主持，这样的对话应该有足协的人士参加才好。徐明笑容可掬地解释：“我们很想让足协参加，并且向他们发出了邀请函，我想专家与双方都没有瓜葛，立场应该是中性的，在经济、法律上的学术观点都值得我们双方参考，但是在足协眼中我们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非法’的，他们也没有理睬这个会。”徐明的话倒不由地引起了我的联想，其实过去的体委和足协对于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的态度还是积极的，如今更加牛气哄哄的中国足协在这方面远不如前任。思绪把我带到12年前也是中国足球惨败的关口……
12年前，伍绍祖支持“放权”
1992年1月徐根宝率队兵败吉隆坡的那天晚上，中央高层领导打电话给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希望国足认真总结经验。体委和足协很快向社会各界征求足球界改革的意见。2月份我接到体委办公厅的电话，让我参加一个由学者组成的会议。在一间极为简陋的小会议室，伍绍祖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参加会议的还有社会学家郑也夫、国际问题专家胡欣欣等。我们当时对中国足球的现状还是比较了解的，提出“尽快搞足球的职业化”、“让新闻媒体更积极地参与足球改革”、“更坚定地走足球强国的主客场制”，我特别在会上说：“搞职业化体委要向俱乐部放权，这意味着各级体委的权力将得到削弱，这种局面能不能接受。”伍绍祖毫不犹豫地说：“没关系，只要足球搞好，我们不在乎。”当时我感到体委最高层对足球改革的决心是很大的，对社会各界的建议也是认真的，后来足球界迈出的步伐也证明了这一点。
1996年底，我又以学者身份被王俊生邀请参加研讨会，而且还是组织会议的“穴头”。当时的情况属于“不打不成交”——我发表了《谁来裁判中国的裁判》，是对“黑哨”全面质疑最早的文章之一。没想到在裁判中乃至足协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的人很紧张，打电话给编辑部，称“这篇文章是反对足协的”。当时主编冯建明和责编董华还不是足协人士。董华约我一起去足协找王俊生，由于王俊生工作繁忙，我们在外面等了一个小时。期间有两三位足协官员对我说：“你的文章有根据吗？”我说：“我只接受法院的质询，到时候我会提供证据。”我感到这些官员对一篇文章过于紧张了，但回想起来，人家肯定也有紧张的理由。我预感与王俊生的谈话会很不融洽。没想到王俊生听了我的解释后说：“有舆论监督是好事。”他问我消息是怎么得来的，我把一位总经理和一位教练对我讲的告诉他，他当即拿笔记下，说：“我要向体委纪检部门反映一下。”又用手一指门外说：“他们代表不了足协，我才有资格代表。”没想到这件看起来剑拔弩张的事很快化解了。王俊生话锋一转：“你是社会科学界的，能不能找几个经济方面的专家来帮助我论证一下，我搞足球改革苦于没有这方面的理论。”我和董华很快落实了这件事，邀请了北大经济学院副院长刘伟，经济学家邓正来和社会学家郑也夫等。王俊生很认真，边听边记，并在会议结束时再三感谢学者们的意见。
话扯远了，我只是想说，当年的足协还不端什么架子。今天的足协大不一样了，所以投资人纷纷感叹，和足协对话实在太难了，除去对他们的上级唯唯诺诺，他们谁也看不起。
学者对足球很陌生
这次与会的学者大多在法律、经济和体育产业方面研究著述颇丰，在本学科都是尖端人物。比如高尚全老先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还是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丁宁宁是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汪玉凯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大博士生导师，陆建华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公共政策中心副主任，也是央视“新闻会客厅”的嘉宾，应该说这些学者对现行体制的了解都是深层次的。他们的发言充满着学者的睿智，让与会者听来感到既深刻也有些深奥。他们谈体制、谈法规、谈社会、谈企业、谈证券无不高屋建瓴，但是一接触到足球就显得很陌生，以致让央视主持人刘建宏几次提醒：“请专家谈话回到足球的本位上来。”这也难为了他们，有的专家上来就申明：“我连伪球迷都谈不上”，“我只是偶尔关心一下比赛的结局”。他们手中虽有理论的利器，但是因为不了解这个行当而无法戳到足球体制的弊端。我也感到，中国的体育文化在知识精英中尚未扎根，这不像在国外，基辛格这样的世界级外交家是个段位很高的足球迷，不像在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是颇受欢迎的围棋评论家。不过我相信，在新一代学人中，一定会产生一批这样的复合型人才。
投资人市场眼光高于足协
有一个现象也引起了我的关注，那就是投资人的理论水平较之联赛初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在实践中勤于思考，也虚心提问，张曙光几次提问都很有想法，说明他很愿意在学者中找到一直困惑他的答案，他请教汪玉凯博士：“根据国际足联章程第17条，以及我们中国足协章程总则的第17条，表明了它是民间的组织，可是按照我们的现实，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它是不是违背了国际足联的章程和中国足联的章程，是不是目前中国足球体制改革的最基本的弊端？”汪玉凯博士回答：“从你介绍的情况，足协目前的组织形态肯定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把中国足球的管理中心牌子和足球协会两个牌子挂成一套人马，这个是不对的。我的看法是，它是体制转换和改革中的过渡形式，但绝对不是终极形式，这个终极形式在全世界是不存在的。”还有张海的几次谈话都充满着幽默和睿智，既给过于理性的研讨会活跃了气氛，也在轻松和调侃中把足协又臭又硬的做法批驳得入木三分。从投资人与学者的对话中感到，他们对足球市场的把脉与眼光要远远高于中国足协。拿足协最有辩才和头脑的阎世铎来比较，这位官员极有阐释上级声音的才华，但在对市场和经济的认识上，应该很好地向被他领导的投资人学习。尽管这样，投资人的宣言与设想更多地含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以惯常的历史来判断，这种自上而下的“革命”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曾有好几个人在会前和会中问我，这样的研讨能不能促进中国足球的改革，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没什么用处”。道理很简单，足协并不怕理论，也不怕自己被舆论弄得声名狼藉，他们唯一惧怕的是它的上级和它巴结不上的高层。“黑哨”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纵然有法律来印证，但是怎么声讨、怎么让法学家论证，多年来根本解决不了，但是高层一介入，终于取得了突破，而足协最终还是逾越法律做了引起公愤的“内部处理”。就这件事，张海也在会上揭露，给京沈之战闹出乱子的裁判就是当年受贿又退赃的，可中国足协依然重用它，这样的事情难道还需要理论或者研讨来判断吗？所以投资人书生气十足地让专家研讨印证的“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本来就是不研讨也一目了然的。
还要看到中国足坛的保守势力是十分强大的，因为十几年前制定的今天明显不适应形势的《体育法》尚未修改，中国足协掌有杀手锏，改革派对终极目标不能抱太大的希望。当然，这次投资人艰苦卓绝的“斗争”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它对修改和完善体育法规肯定有促进作用，对引起高层关注也有铺垫作用，而在这一天到来之前，这种研讨会只能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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