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24天“资本革命”流产 谁误读了职业足球真谛

　　中国足球的问题由来已久、积重难返，中国足协所遭受的诘难、批判也经年累月，包括来自球员、教练和俱乐部等体制内的抗争、挑战都数不胜数。有人说，足球是中国社会改革进程中最放浪不羁的一方乐土，足协则是政府系列中最缺乏威严的一个部门。或许早已炼就了荣辱不惊的定力，中国足协居然对这场远非了无征兆的暴风雨毫无预感，并在很长时间里未能准确地评估出危机的性质和烈度，因而一开始就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境地。

　　9月29日，辽宁中誉队主场输给了深圳健力宝队，印证了坊间和盘口关于辽宁要放水的传言。最令人惊讶的是，比赛进行中，辽宁队队长、国家队主力肇俊哲竟愤而摘下队长袖标，头也不回地走下球场，上演了个人罢赛的罕见一幕。让小肇如此出离愤怒的原因是，他认为他的队友把灵魂出卖给赌球集团了。

　　当假球、赌球、黑哨和球场暴力在中超一再上演时，足协似乎一点都没有嗅出其中的危险气息。国庆节到了，足协也像其他政府部门一样放起了长假，尽管中超仍在火爆进行。这是事后足协让人诟病的一点，有人说，如果10月2日北京队准备罢赛时，足协有一名副主席级别的官员值班的话，罢赛或许能够避免。

　　事实是，国安总经理杨祖武把电话打进足协时，联赛部主任郎效农呆在办公室里。老郎除了一再说，你先把比赛踢完，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就再也不能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实质性的事。“杨大爷”后来忿忿地说，“又是这两句话，上次我在重庆吃了亏，他们也这么说，我听了，可是回到北京，什么事也没有了。”

　　也许正是对管理者的彻底失望，国安方面决意把事情闹大，做出了中国足球几十年历史上从来没人敢做的罢赛“壮举”。事后国安的态度也极为强硬，不仅不承认错误，还向足协提出两点要求：处分当值主裁判周伟新；只接受判这场球0比3输，决不接受再扣分的追加处罚。否则，国安肯定将退出中国足球。

　　面对国安前所未有的罢赛举动和退出威胁，面对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炒作和各种传言，足协一时乱了方寸。按照国际惯例，对于这种赛场违纪事件，管理当局必须在24小时内作出处理决定。但中国足协直到12天后，即10月14日下午，才公布了最终罚单，在坚持扣除现代队3分的同时，也对裁判周伟新实施了停哨8场的处罚，这又违反了不公开处分裁判的国际惯例。

　　这是足协犯的第二个错误，如果当机立断给予国安必然要遭受的处罚，那么最多也就一个国安退出中国足球，而不会有更多的俱乐部卷入这场风波。况且，国安还不领这个情，当晚11时许，国安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中信集团第三号人物李士林除了宣布不接受足协处罚外，还要求足协立即召开中超委员会会议，否则将抵制周六的联赛。

　　最具爆炸性的一幕是，大连实德集团总裁徐明竟然也现身这个新闻发布会。年仅33岁的徐明，连续两年入选大陆100富豪排行榜，个人资产24亿，据说有着极为深厚的人脉关系，被列为大陆最有影响力的10位企业家之一，旗下的大连实德队则是公认的联赛巨无霸球队。赫然出现在国安“造反”现场的徐明首先表态，实德将与国安共进退，若国安抵制联赛，实德将跟进。然后话锋一转，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的目的是解决中国足球的大问题，我不愿用造反这个词，但体制上的改革必须进行。”

　　嗣后事态发展证明，徐明的现身不是偶然的，他的讲话更非泛泛而论。17日，徐明通过新浪网公布了他的全套改革纲领，共13份文件数万字，人称“徐13章”。除了要求足协公布过去11年职业联赛全部的财务报告、暂停执行本年度降级规定和召开足球投资人会议外，最核心的要求是，仿效英超意甲，建立中国职业足球联盟有限公司(中足联)。在极为详细的中足联章程中，足协被定位为专司国字号球队以及业余足球，而被剥夺了管理、经营职业联赛的所有权力，徐明的改革方案因此被称为踢开足协闹革命。

　　面对国安抵制比赛的威胁，特别是徐明突然高调介入的新情况，足协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只得同意18日召开中超委员会会议。事实证明，这只是足协的拖延战术，会议没有重新审理对罢赛事件的处理决定，更没有讨论一天前徐明抛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唯一的成果是，足协常务副主席阎世铎同意公布本年度中超财务情况，而在稍后亲赴徐明等人在北京实德大厦设的“鸿门宴”中，阎默认了“革命党人”提出的在22日召开足球投资人会议的要求。

　　足协的让步和谦卑姿态让“革命党人”甚为得意，但这其实又是足协一次成功的拖延兼麻痹战术。两天后，当“革命党人”潜心准备在投资人会议上毕其功于一役时，足协突然宣布，投资人会议将在26日举行，在此之前还将举行足协主席办公会议、执行委员会会议和新闻委员会会议。

　　显然，面对徐明等更多俱乐部老板的介入，面对他们有系统有准备的发难，足协及其上级深感事态严重，一改原先迟钝、麻木的官僚作风，以极高的效率行动起来，也充分利用了政府的所有资源。反观“革命党人”，似乎仍然为乐观情绪所左右。22日，在河北香河国安公司拥有的“天下第一城”里，“革命党人”举行了自己的投资人会议，会后公布了8个文件，被称为“徐8条”，基本上是“徐13章”的翻版。唯一的变化是，“徐13章”由徐明和实德一家签署，而“徐8条”则有来自7家俱乐部的投资人联署，标志着改革派正式以联盟的形式向足协叫板。

　　然而此时，局势已经发生逆转。在足协宣布同意暂停降级的诱惑下，青岛等俱乐部的立场发生了动摇。而在足协的“策反”下，深圳和辽宁两家俱乐部公开声明，张海和张曙光，这两个徐明最得力的革命伙伴不能代表深、辽。最厉害的一招是，经体育总局运作，大连和上海两市政府领导亲自向徐明、徐泽宪(上海中远俱乐部老板)打招呼，告诫他们不要再闹了。这样，到26日足球投资人会议召开时，“七君子”中只有北京国安一家主张将革命进行到底。

　　改革同盟土崩瓦解。26日投资人会议变成了又一次的务虚会，而在下午的足协执委会会议上，却通过了4点决议，人称“阎4条”。除了同意早就同意的公布本年度财务和停止降级外，断然拒绝了“革命党人”提出的延迟进行剩下6轮联赛的申请，至于作为“革命党”改革纲领核心的中足联公司则根本没有提及，只是答应将成立“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对此，立即有评论指出，仅仅从这个小组主要由足协和地方体育局官员组成这点看，就很难指望能够有什么实质性的改革。

　　10月27日，改革派领袖，大连实德总裁徐明发表了类似宣布竞选失败的简短声明，表示完全拥护足协的领导，并称“我们与足协是一家人”。但足协并不给徐明面子，1天后，针对3天前实德队在与沈阳金德队比赛时发生的事实罢赛，足协公布了处理结果，实德遭到了扣6分等比国安更重的惩罚，令其彻底失去了夺得首届中超联赛冠军的希望。同时，足协还明确宣布，今后谁再动辄罢赛，将立马处以降级的重罚。

　　对于足协的“淫威”，各俱乐部噤若寒蝉，包括所谓的革命党人，最后发表了一个“为了顾全大局，将不会举行罢赛”的声明，自己找个台阶下了。

　　盛宴变成了陷阱

　　“革命党人”所谓的顾全大局，指的是11月17日中国队与中国香港队在世界杯预选赛最后一战，由于一个月前未能战胜唯一竞争者科威特队，中国队小组出线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革命党人”的意思是，17日前我们就不闹了，以免授人以柄。17日后，如果中国队未能出线，就将发动“二次革命”。

　　但谁都清楚，这“二次革命”很难发生，“革命党”已经元气大伤，何况那些老板又不是职业革命家，有那么多的生意要打理，哪有兴趣一直纠缠于足球中？那么，这些在商海中呼风唤雨的时代骄子，难道就甘心栽在早已声名狼藉，又只是局级单位的中国足协手里吗？如是，当初又何必去发动这场震惊朝野的资本革命？

　　其实，徐明们也是有苦难言。10年苦旅，中国职业足球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在这条死胡同里，出现了太多的满怀淘金梦而来，最终却血淋淋遁走的投资者或投机者。最痛苦的是那些还留在“城”里的人：扛下去，看不到熬出头的希望；若就此“止损”，既心有不甘，也不能一走了之。

　　在某种意义上，足球职业化1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资本嫁接足球的历史，而资本求欢足球，曾经浪漫也曾经甜蜜过。但就像一把双刃剑，蜂拥而来的资本一度在从来贫瘠的中国足球土壤上营造了看起来很激动人心却很不真实的奢华，比如从成都到北京到西安那一个个的“金牌球市”，比如曾被引为时尚的上海滩“德比大战”。

　　但奢华、暴利的另一面是，火爆的职业联赛被投机资本相中，沦为它们寻租的工具，又进一步畸形化为烧钱游戏，从而植下了假球、赌球、黑哨、官哨、暴力、腐败和派系等一系列的恶之花，最终葬送了中国足球的明天，也让资本陷入了困境。这次资本悍然发动向权力挑战的“革命”，说到底只是一次资本寻求突围的自救行情。

　　从投机乐园到投资陷阱，大致划分，中国职业足球经历了产品、商品和资本三个阶段。在产品阶段，投资者追求的是企业或产品的广告效应。早在1984年，广东企业家就敏锐地发现了足球这个大众情人的广告价值，广州白云山制药厂出资16万元取得了广州队的冠名权。10年后，当职业化改革风起云涌时，广州太阳神公司拍出200万取得了广州队的控股权。那时的足球还处于人人追捧的燃情岁月中，投资或投机足球具有极高的回报率。

　　追求眼球效应还只是资本染指足球的一次试水行动，当职业化改革释放了中国足球压抑数十年的能量，令足球热迅速燎原整个中国大地，资本也加大了投入力度，职业足球进入了商品阶段。在此阶段，俱乐部规模从几百万升级到几千万，教练球员的收入呈几何级数暴涨……

　　这一切营造了中国足球一个好大的泡沫，但这正是老板们所乐见和期望的。而且既然足球那么热，被尊为城市“名片”，那么那些托盘足球的企业就有资格向地方政府索要某些稀有资源了，从执行优惠税率到批租黄金地皮，从允许进入某些限制性行业到给予上市额度。拥有了这些最稀缺的经济资源，一些企业就此做大做强，比如业已成为中国商业地产巨子的大连万达集团，接手大连队前只是一家资产几千万、毫无知名度的民营房地产商。

　　足球成了寻租的工具、暴发的魔戒，于是很多企业想方设法寻求进入的门路。可惜泡沫终有吹破的那一刻，也就四五年光景，足球与资本的蜜月似乎永远过去了。

　　1999年，万达集团总裁王健林因不忿“黑哨”而一怒退出了中国足球，也推倒了资本大撤退的多米诺骨牌……2001年十强赛，米卢率领中国队历史上第一次杀进了世界杯决赛圈，让中国足球短暂地回光返照了一阵。但一年后，“赢家”百事可乐主动宣布放弃……至于国内企业，更是你方唱罢我又来，连烟草巨子红塔集团也玩不下去了。

　　2004年是中超元年，新年伊始，中国足协与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转播权谈判就宣告破裂，让各路商业伙伴踌躇再三。足协计划中的八大主赞助商只落实了4家，冠名商西门子公司虽然最终还是签约，却规定了极为苛刻的条款，赞助金的下限只有400万欧元，尚不及末代甲A的500万美元。

　　不过，极度深寒中也不乏“反潮流”勇士，比如大连实德老板徐明。1999年，实德以1.2亿的价码接盘大连万达俱乐部。其时中国足球大环境已经很严酷了，徐却公开宣称，只有傻瓜才会不赚钱。徐不是一个足球专家，甚至都称不上是一个合格的球迷，但他开创了投资足球的新赢利模式，把职业足球导入了资本时代。其基本流程是，收购那些债务累累、濒临破产，或后台老板已经不堪重负的俱乐部，然后注资重组，经过包装后再转手倒卖。

　　2002年，徐明以区区400万的代价买下了四川全兴俱乐部的全部股权。1年后，被公认为降级大热门的川军取得了末代甲A第八名的好成绩，保住了参加来年首届中超联赛的资格。以当时行情，光这张中超牌照就值4000万。

　　徐明的实践似乎证明，投资足球是可以赚大钱的。首战告捷后，徐酝酿实施更大的足球帝国计划，一方面，他盯上了球员资产优良、品牌价值甚高，却受制于体制缺位和资金拮据的辽宁、八一两大俱乐部；另一方面，他着手进行内部重组，将原来作为梯队培养的实德二队、三队注册成独立的法人俱乐部，参加二、三级联赛。在徐的如意算盘中，只需要两三年，他就将拥有约6支中超球队，这不仅是一笔巨大的资产，也将是他左右中超命脉的重磅筹码。

　　然而，徐明的赢利模式撞击了公平竞赛这一竞技体育的底线，当然不能为一切行业管理机构所认可。2003年，足协联手重庆力帆等俱乐部大力围剿实德系。几经折腾川足才算注册成功，但声讨实德系的口水战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实德的公信力。到了年底，足协更紧急出台了俱乐部股权转让暂行办法，在法律政策上阻止实德对辽宁和八一的收购，并明确要求实德必须剥离与赛德隆(原二队)和三德(原三队)的产权关系，否则不给这两队参加中甲联赛的许可证。

　　至此，实德系趋于瓦解，徐明的资本运作模式失去了基本的操作空间。至此，人们才明白，为什么明明是现代队罢赛，平素与国安俱乐部并无交情的徐明却冲到了反足协联盟的最前头，并提出了极为激进的踢开足协闹革命的纲领方案。徐明与足协的“战争”早就开始也从未休战过，在徐明看来，足协的大权独揽和昏庸执政，堵死了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的空间，因此，必须从足协那里夺回与资本所有权对应的联赛管理、经营和分配权。

　　目前的困局是，追求广告效应的产品经济难以创造足够的利润，远远不能满足资本大鳄的胃口；以交换或寻租为赢利模式的商品经济，迫于足球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也渐渐失去了魅力，在很多地方已不能向政府索要稀缺资源了；而徐明式的资本运作，难以绕开政策障碍和舆论监督，其进入和退出的通道都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令投资风险陡然增加，也容易造成自身资金链的断裂。

　　谁误读了职业足球的真谛

　　应该说，10年职业化改革给中国足球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曾经很积极的，而飞翔的足球也曾经感动过中国，并打造了一个崭新的产业。在职业化改革之前，足球只是一块靠政府每年拨款二三百万经费惨淡经营的不毛之地，无人喝彩也乏人关注。现在，一家再寒酸的中超俱乐部，一年也需要2000万以上的营运资金，更不时出现耗资亿元的烧钱豪门。整个职业足球起码积淀了10亿的存量资金，和一条几十亿的产业链。

　　但不管是产品阶段还是商品社会或资本时代，中国足球始终没有形成具有良好内生机制的赢利模式，至今还得靠外在输血才能维持生计。各俱乐部经营状况有好有差，但只是缘于拥有一个穷爸爸或富爸爸的区别，其基本构架和营运模式与欧洲职业足球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除了那些非赢利性质的俱乐部，欧洲职业足球建筑在一个庞大的足球市场上，其中电视转播费、门票收入、球衣等足球产品销售、广告经营收入和会员年费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中国职业俱乐部的收入状况是，电视转播收入可以忽略不计，足球延伸产品开发不成气候，场地和球衣广告曾经是收入的重要部分，比如大连和上海等豪门球队的胸前背后和袖口的球衣广告曾卖到100万美元以上的高价，但现在已大幅度缩水。门票方面，上海申花俱乐部曾经以外包方式，年创收1000万，但现在，申花的比赛被打折成10元、5元也乏人问津，更有一场中超比赛只卖出8张球票的可怜记录。

　　在中国有一项欧洲没有的收入，那就是联赛和球队的冠名权。最早甲A联赛冠名权卖给美国烟草商，叫做“万宝路中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叫起来别扭，可职业联赛正是由这100多万美元赞助款撬动的。后来烟草不行了，就百事可乐、西门子地换。最不严肃的还是俱乐部队的名称，为了上千万人民币的冠名费，就上海申花SVA文广、重庆力帆鑫源地叫，以至有人开玩笑，北京队是不是也该改名大宝二锅头队，天津队则称为康师傅狗不理队？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职业足球的路越走越窄，甚至误入歧途？从根本上说，当初有关方面决定以足球为试点，开展职业化改革的动机就不大“纯洁”。其初衷不在于拯救惨淡经营的联赛本身，也不是为了对专业足球的旧体制进行彻底的革命，而是为了国家队，为了主管部门的政绩。

　　相对于旧体制，职业化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但中国足坛从来没有启动过哪怕只是表面文章的思想解放运动。足协的大小官员频频前往英国、日本等先行国家考察，但引进的只是俱乐部体制、主客场赛制等职业足球的外在形式，而有意忽略了作为管理体制之根本的职业大联盟实体和联赛为本的理念，连必不可少的转会机制也半遮半掩，加入了摘牌式转会等“中国特色”。最关键的是，中国足球的基础部分已经不可逆转地走向了市场化、公司化，但其上层建筑，即中国足协的职责、功能和观念、作风却毫无变化，至于“一切为了出线”的至尊教条也不曾出现一丝的松动。

　　这种对职业足球有意识的误读是致命的。在度过了初期的“井喷行情”后，不彻底改革的负面效应逐渐体现，大致1999年后，假、黑、糙成了中国足球的主色调，足球市场也由资本的盛宴演变为陷阱。职业化没有在根本上改变中国足球的资源配置模式，足协——一个行业行政管理机构却控制、经营着最主要，也最有油水的那部分资源，如联赛冠名权、电视转播权和场地广告权，也掌握着收益的分配权。

　　1999年，出于提高市场进入门槛或垄断足球市场的考虑，IMG主动把年赞助金额提高了10倍，达1亿人民币。对这笔巨额收入，足协制定的分配方案是：14家甲A俱乐部每家400万，总共5600万，其余4400万则进入了足协的账户，至于其最终用途，足协从来不曾公示，只是笼统地说用于青少年足球和女足。对此，人们将信将疑。

　　甲A联赛的场地广告是又一块肥肉。这块资源也被足协牢牢把持，总共40块场地广告牌，足协拿去了24块，都是转播位置最好的。留给俱乐部的16块广告牌不仅在位置上是“鸡头鸡脚”，而且明文规定不得与那24块广告上的行业和产品冲突，比如那里已经有西门子手机了，你就不能出现TCL、熊猫等的东西。2002年，由于百事可乐成为联赛冠名商，同样做饮料的健力宝公司入主深圳俱乐部就遇到很大的阻力，最后健力宝弄出一个“宝丰”牌白酒才算过了关。

　　不少俱乐部人士谈起这些就牢骚满腹，最让他们郁闷的是，你足协搞垄断经营也就算了，可你又经营不好。过去，俱乐部每年还能从足协那里分到不低于400万的返回利润，2003年只有可怜的120万。足协方面的说辞是，不是把那24块广告还给你们了吗？那当然要少分点了。真实情况是，自从2002年与IMG闹翻后，足协就把所有的商务开发权都交给了全资拥有的福特宝公司，但这家官办公司堪称一个典型的“憨大儿子”，连垄断经营的中国之队项目也弄得亏本，操作完全市场化的联赛更是到处碰壁，不得以之下才把所有的广告牌还给俱乐部。

　　但此时，联赛品牌已经彻底搞砸了，经营环境极度恶劣，谁也无力回天。其实，诚如前述，各路资本抢滩足球，才不在乎足协那几百万分成的“小钱”，那时，对于足协既垄断又低效的经营，他们的不满只停留在嘴上风暴阶段。可是，当足球逐渐失去了寻租价值，资本运作也遭遇重重阻力后，老板们就急了。人微言轻的，一个个寻找解套变现的机会，像徐明那样的大佬则试图通过“革命”来改变游戏规则。

　　曾经，人们对阎世铎先生一手炮制、巧舌如簧地推销的中超抱有相当大的幻想。2003年的末代甲A由于牵涉到中超牌照问题，各俱乐部都加大了投入力度，不管是争冠还是保级，比赛进行得相当激烈。但中超遂行不到一个赛季，美丽的画饼就还原成豆腐渣工程，竞技水平和观赏性越来越差，球场暴力，特别是由赌球引发的，由球员、教练、俱乐部官员甚至某些老板等从业人员全员参与的假球却愈演愈烈，既彻底砸了中超品牌，更令投资环境极度恶化。

　　中国足球坠入了囚徒困境般的绝地中，这大概就是这场资本挑战权力的革命必然会爆发，却迟至今日才爆发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