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鹏：革命才能活命-兼与楼世芳董路程建国商榷
1，对于中国足球的革命提出某些质疑或者怀疑并不代表着绝对的拒绝革命。在任何历史时期，从任何层面角度上讲，除非到了完美的共产主义社会，革命总是一种主观或者客观的需要。在我此前关于中国足球革命的所有评论中，从来没有一次表达过类似“中国足球根本不需要革命”的观点。
2，我真正担心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姑且相信有一天中国足球的革命成功了，但却最终演绎为了一场“李自成式”的革命结果，革命的属性自然可以确定，但革命的“苍白属性”同样不可更改。所以在关注革命进展的同时，我也关注着“是谁在革命”以及“是谁在怎么革命”的问题。这一点应该不难理解，好比你关心一部大片的同时，你不可能不关心其中谁是主角又主演的什么角色吧。
3，我对于中国足球革命的不信任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于革命者的不信任。比如，作为革命者的导火索或者革命者之一的某国有大企业，10年来乃至其更悠久的历史中自身就时时体现着一种极端自以为是的官僚作风、长官意志，如果你让我确信这样的革命者能够在未来取缔被斥为官僚作风、长官意志严重的中国足协，成为中国职业足球开明而英明的领导者，那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4，体制是一个问题，甚至永远都是问题。没有人会放弃对先进体制的渴望和幻想，但并不代表体制可以解决一切。中国公众长期以来对中国足球的积怨直至对于中国足协的愤恨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体制不力”也许是其中的一条，但可能是第20条开外的一条；在其之前应该有：国字号球队战绩不佳；中国职业联赛水平停滞不前；联赛中假球黑哨赌球现象普遍；中国职业球员拿着高薪不干人事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不知道单纯的一场革命是不是就能够彻底改变上述种种。
5，我强调革命应当以人格的提升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基于中国足球从业者人格的低下是中国足球沦落到如今惨淡与混乱的罪魁祸首的判断。过去11年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的现实也是如此，“人祸”大于“天灾”。任何一名记者(所谓一线记者更不用说了)完全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在从事着中国足球这个行业；
6，低下的人格不提高，丑恶的事情就随时层出不穷。用体制改变人格不是说不可能，但作用的大小不敢奢望。举一个和足球记者更贴近的例子，相比于以往目前绝大多数的体育(足球)媒体早已经彻底变革了自身的运行体制，但内部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产生的严重内耗以及在受众读者眼中形象每况愈下的状况，又真正改变了多少呢？至少我看不出媒体新旧的两种体制对于约束类似“假新闻的诞生”有着什么截然不同的作用。
7，我强调中国足球的人格但从来没有说“让雷锋、焦裕禄、孔繁森或者耶稣来当中国足协主席”(这样的推理未免有些太牵强刻意了吧？)，但我还真是希望有一些真正懂足球、懂市场、懂管理同时又具备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高尚人格的人，能成为中国足球的领导者，目的在于能够以一颗公心、一份公正以确保所有先进体制的功用最大限度地落实体现。如果你一定要说那些曾经给裁判送过黑钱、曾经连手大打默契球、曾经对球队中几个大牌球员都不敢痛下杀手的人，同样能够成为这样的事业领导者，那么我无从反驳。
8，我坚持认为中国足球需要体制的革命，我同时认为中国足球也需要甚至首先需要人的革命。否则，即便所谓的革命成功之后，黑哨依然吹响、假球依然上演、赌球依然猖狂以及罢赛罢练、追打裁判的景象依然波澜壮阔，革命的成果又能够如何确保中国足球的利益和中国球迷的利益呢？
9，至于我文章里的“即使中国足球始终处于现有体制下，如果相关人等能够实事求是、克已奉公、各司其职、公正公平的话，中国足球也不应该混乱不堪了(原文是“也不该沦落地如今二0不着四六的德行”……” 的段落，似乎不应该理解为我是在反对体制的革命吧？那不过是一种中学老师教过的“反证写法”而已。
10，如果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希望中国足球的明天更美好，那么高喊着革命口号的人也好，还是像吾等对革命者持有不信任的人也罢，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即使你说我在“帮闲”，并不能证明你一定是在“帮忙”。换句话说，媒体同样是中国足球混乱的缔造者之一，你我都跑不掉，也都面临人格提升的迫切需要。
11，如果面对一场革命就是比谁的革命精神更激进，比谁的革命胆子更大的话，那么10天前我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采访时就曾经提出：有必要将目前整个中国职业联赛所有的从业者视为一个“犯罪嫌疑团伙”来对待，用司法的武器加以严厉打击！遗憾的是，这样的论点没有赢得播出的机会。我以为，那样的举措如果真的能够得以实施，应该是现阶段一种更有效的革命手段吧。
12，我们生活在一个比以往更开明的社会里，我们的父辈经历过的那个“不支持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年代已经过去；至少革命并再是一件多么高人一等的事情，质疑革命者也不是什么见得人的事情。如果非得逼着每一个人：“说！你到底是革命还是反革命？！”，这样的念头存在本身就不是一次与时俱进的革命，而是一种时代的回潮与倒退。
13，我们需要时刻记住自己身处的时代，然后根据时代的特性选择革命的方式、判断革命的前景。如果一定要将21世纪中国足球的一场革命，生生地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以及贺龙元帅“两把菜刀”式的革命相提并论，无非是一种“关公战秦琼”式的不着边际。相对理性的革命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强调人格也是一种必要的条件，现在的革命者千万别把自己当作陈胜或者贺龙，因为那样的类似武打片的革命只能存在于历史的教科书上。
(董路)
